怀念黄孟龙同志

程龙2023

怀念黄孟龙同志

       黄孟龙同志1937年2月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县一个普通农民家庭、汉族、高小文化，1955年来西洞庭农场工作，先后担任总场机关干部、生产队党支书、五分场党总支书记、农场党委办主任、武装部长，1993年10月内退任农场顾问、信访督办，1997年12月退休。先后获得常德市劳动模范、常德市优秀共产党员、常德市优秀党务工作者等71个荣誉，《湖南日报》、《湖南信访》杂志先后3次报道他的事迹，2010年5月22日因心脑血管疾病突然离世。他慈祥的笑容常常浮现在我的眼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两袖清风，一丝不苟的作风影响了我一辈子，让我永远怀念。

       一、黄部长引导我走上漫漫投稿路

      1987年7月，我由常德农校毕业分配到西洞庭农场一分场担任畜牧技术员、团委书记、农广校辅导员。仅20天，分场党委副书记、武装部长谭徽立同志去北京农垦管理干部学院深造，我接替谭徽立的武装部长职务（副书记一职另有人接替）。当时，总场武装部长是黄孟龙同志，我便成了黄部长的部下，逐步对他有较多的了解，也从他身上体会到了第一代农垦干部很多优秀的品质。

      黄部长是一个工作狂，在职时几乎不休节假日，每天加班，一般每天工作十三到十四小时。他工作十分认真，无论做什么工作，事先必做调查研究一番，心中制定方案。他习惯做笔记，一年下来要记二十到三十个笔记本。他的字迹不是标准的规范字体，是独特的“黄体”:字字分明，大小整齐，每一个字符所占面积完全相同。每个字笔笔有，笔笔到位，一丝不苟。

       1987年9月25日上午，我接到黄部长的电话赶到他的办公室，他说:“常德军分区28日举行国防教育演讲比赛，七个部长（当时我们农场下辖七个分场，每个分场设置武装部长）数你年轻有文化，你代表我们西洞庭参加比赛。”我说:“我从没有演讲过，又不会讲普通话，完不成任务。”黄部长和蔼可亲地说:“上级举办的活动我们西洞庭不能缺席，工作就是学习，年轻人要在工作中不断提高。”于是，我按时参加演讲。我诚惶诚恐地登上演讲台，看到台下一片戎装、身子笔挺、表情威严的军官。黄部长也穿上了武装干部制服，坐在第一排，身材魁梧，十分威武。我的心跳立即加速、两腿哆嗦。我像当年读小学时在老师面前背课文一样迅速背了一遍稿子，便赶紧下台回西洞庭了。我的演讲成绩自然不堪回首，没有入围，给西洞庭丢脸了，有一段时间忐忑不安，害怕见黄部长。

    大约过了两周时间，黄部长打电话要我到了他的办公室。他说:“失败也是一种锻炼，演讲比赛需要天赋，你不擅长也没关系，不要背包袱影响工作。”他递给我十多本《中国民兵》杂志、《湖南民兵》杂志和几张解放军报说:“回去仔细钻研，学习民兵工作业务，争取把我们西洞庭武装工作也推上报刊杂志。”

    于是，我开始自学新闻报道。 第二年，我在《湖南民兵》杂志第一次发表文章《西洞庭农场一分场民兵农忙不忘军事训练》。黄部长在全区武装工作会议上，花了大约半个小时表扬了我们一分场民兵军事训练工作和我积极向上级投稿。后来又开导我说:“武装部长要围绕党委的中心工作开展工作，要以经济工作为中心，你擅长新闻报道，可以向党报党刊投稿，宣传我们西洞庭的“两个文明建设”（实际就是我们西洞庭的全面工作）”

      于是，我开始向常德日报、常德电视台、湖南日报、湖南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及其它我所能了解的报刊杂志和电视台、广播电台投稿。熟能生巧，长期热爱某一项工作，积极参加各类培训，必然会成为这方面的专家。到退休时，我已在中央、省、市级报刊杂志广播电台发表各类文章3000篇以上，获奖50多次，2002年被中国对外贸易大学聘为“特约研究员”，2006年当选中国秘书学会第六届理事，被授予“中国当代优秀秘书学者”称号。被湖南日报、湖南农业杂志等报刊杂志聘为特约记者。2007年撰写的《县级党报穿衣戴帽粉墨登场》在中宣部内刊《舆情信息》和《地市报人》杂志发表后，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政治局委员宣传部长刘云山分别做出批示，国家新闻出版署派人来常德调查。其后，我撰写的《挖掘特色信息“四要”——一条李长春、刘云山批示信息的采写体会》在中国秘书协会主办的《办公室业务》杂志2011年5期、兰州大学主办的《秘书之友》杂志2011年6期分别发表。我撰写的《西洞庭农场改革五年回头看》3000多字在《中国农垦杂志》2005年12期发表，为当时全国农垦改革导向发挥了很大作用。我撰写的《A县医院改制10年历程》约5000字在《经济日报.市县领导参阅》2011年18期发表，为我国医疗改革提供了参考资料。我还发表了大量政论文、经济和科技调查报告、新闻及办公室业务研究文章。如果申报高级职称，可以说论文大大的有。

      如今我已退休了，不打牌、不钓鱼、不旅游，赋闲在家，一个华为手机“遥遥领先”在手能知古今天下事，可从太空俯视地球，工作、生活、娱乐全搞定。雅兴来了写写文章，作一首格律诗，成了我打发时光的主要方式，自娱自乐，不亦乐乎！

       我想，今天之所以逍遥自在，得益于黄部长当年引导我走上了漫漫投稿路。

    二、黄部长的“傻”选择

      1993年，黄部长56岁，组织上按惯例安排他内退。黄部长坚决拥护和服从组织决定，没有任何怨言，心态十分乐观和积极向上。当时，他的身体还非常棒，完全可以称得上年富力强。他老伴是农场职工医院主管护士、药剂员，也退休了。儿子早年下海在广州经营公司，有剩余门面。

    老伴对他说：“老黄，听说在广州开药店有钱赚，我俩都退下来了，亚男（大儿子）说他把广州市中心大街上的一个门面给我俩去开药店。”黄部长坚决拒绝说：“我在西洞庭农场跟着党干了一辈子，从没想过要个人发财。我哪儿也不去，这把老骨头要留在西洞庭，为西洞庭的发展作力所能及的奉献！”

    时任农场党委书记王启林了解到黄部长的情况后灵机一动，别出新裁，农场党委发文任命黄部长为“信访督办”（这是一个当时十分罕见的“职务”），以解决困扰农场党委多年的一系列信访问题。除原有工资外，没有任何报酬。

      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黄部长接到任命通知后，十分兴奋，立即从党委办公大楼宽敞明亮、有暖气（当时还没有空调，有暖气算高标准）的场领导办公室搬进了信访办，是机关大院围墙门卫室一间低矮破旧的平房。他到信访办后，还是像过去在职时一样，不休节假日，早晨四点多就起床，煮一碗面条吃了就到办公室，中午在家吃完中餐就来办公室，晚上吃过晚餐后又来办公室，直到晚上9点才回家睡觉。过去，他的办公室有通讯员打扫卫生，送茶水。到信访办后，他每天上班比其他同志早到一两个小时，先搞好卫生，烧好开水，然后办公。

      1993年至1997年，黄部长为群众复信复电450多件，办理案件278件，其中有30件是集体上访。那4年，农场没有发生一起赴市以上集体上访，使问题在场内得到有效解决，办案率、集体上访化解率、重要信访信息上报率均达到100%。

王启林在调离农场临别时拉着黄部长的手感叹道：“老干部真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可堪大用！”

       三、黄部长两袖清风捐赠希望工程

    西洞庭农场有50多位建国前参加工作的老同志，其中31位符合离休条件，但由于种种原因，他们只享受了退休待遇，便长期多次集体上访、越级上访，要求落实政策。由于农场“三不象”：不象政府、不象事业单位、不象企业，加上其它种种原因，落实政策十分困难。

      1997年，黄部长受理后，经过1年多的四处奔波，先后十余次去省政府、市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反映情况，并去7个县市调查取证，共获上级有关部门领导十余个批示和大量齐全的证据材料，常德市劳动局社保处终于在1999年4月份批准了西洞庭农场31位建国前参加工作老同志享受离休待遇的要求，月退休工资由200元左右提高到600多元，是过去的3倍。因此，他们十分高兴，万分感激黄部长。那年5月10日,3位老同志代表31位离休职工给黄部长送去一个红包,内装现金1000元及一辆名牌自行车（当时算贵重礼物）提货单,被黄部长拒收。一位老同志说:“您一贯清正廉洁，过去没捞到油水,已是退休留用的人了,也许这是最后一次收礼金的机会，收下吧,我们心甘情愿,您受之无愧。”黄部长也动情地回答:“我接受党的教育一辈子，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这是纪律，我要坚持到底。”3位老同志回家后经商量，把现金及提货单塞人一条精白砂烟中，然后再次来到黄部长家说:“我们每次来上访，您总是敬烟敬茶，我们还您一条烟，您总该收下吧!”黄部长说:“我是抽烟的人，虽然很少抽这个牌子，但烟即然你们买了，退货也麻烦，我就收下，但我必须按价付款。”3位老同志接过100元烟款满以为这下终于把礼送了，可第二天黄部长发现烟中有1000元现金和自行车提货单，便立即退给了3位老同志，并说:“我给你们办事是自己应尽的职责,你们享受离休待遇,是党和政府的政策好,应该感谢党和政府。”

3位老同志因无法给黄部长送礼，便与全体离休老职工商定把全部钱物于那年5月14日捐给了场团委“希望工程”办公室。

       四、黄部长为群众办事不怕难

西洞庭农场一分场职工朱某，既是一名有近30年上访历史的老上访“专业户”,又多次被单位领导反映长期拖欠公款8040元（在当时的西洞庭农场是个天文数字）,曾多次写信给中央军委、民政部、省、市机关等要求落实政策。

    原来,朱某1958年的一天早晨上厕所，发现一条“反动标语”,便报告队党支部。公安机关怀疑是朱某所写，便关押审查了半年之久。1963年,农场晋升了一次工资,总场有关部门因“反动标语”一案没有批准他晋级。“文革”期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他未能平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有关部门对他在政治上给予了平反,但经济上没有补偿。上世纪80年代,他曾写信给省市有关部门直至中央军委，有关部门虽曾作了一些处理,但解决不够彻底。

      1997年年初,他又写信给农场党委要求落实政策,否则就上访到京，黄部长正式受理。有人说:“老黄,你别费力不讨好,朱某的问题时间太久了,谁也扯不清,解决不了。"黄部长诙谐地说:“长沙马王堆古墓都被考古学家们弄清楚了,何况老朱的事还只有几十年的历史呢?”他对有关单位领导、信访办的同事说:“毛主席讲过：‘世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最讲认真’。朱某已64岁了,他的问题如再不解决会死不瞑目，我们信访干部就失职了。”根据案情的复杂性，黄部长提出了“宜宽不宜严,宜顺不宜激,宜粗不宜细”的“三宜三不宜”原则,得到了场党委的支持,并受到了朱某和群众拥护。黄部长经过月余的努力,详细调查了所有有关单位和人员，所查阅的相关档案材料及当时有关政策文件不计其数，取得证据17件，基本弄清了朱某未晋升工资确实是受了所谓“反动标语”一案的牵连。同时组织有关财会人员把他所欠公款一笔一笔地查清,列出一张表,算给朱某看,使他终于明白了帐目确实无问题。黄部长又把他逐年的损失清清楚楚算出来,又列出一张表给朱某看。然后，黄部长及时召开了有关部门、有关单位领导和朱某本人协商会议，达成共识：农场弥补朱某的经济损失,分场对朱某所欠公款挂帐停息。朱某也同意协商处理意见,并愿意偿还所欠公款的本金。

朱某的问题终于解决了，他感动地说:“我再也没有话可说了!不喊冤了!”

      五、黄部长让群众感到“共产党的天是明朗的天”

      黄部长常对同事说:“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宗旨,特别是我们信访干部直接处理群众诉求,如果我们真心实意努力替群众排忧解难，解开群众的思想疙瘩,群众就会感到共产党的天是明朗的天。”

      西洞庭农场某厂退休女职工周某没文化,又不懂法律,与某公司签定了购买该公司一间房子的合同。周某的本意是购买临街面能开店的房子,要求质量达到一定标准,但合同没有写清楚,又付了定金，结果房子建成后与周某的理想相差甚远,且房价与质量不符。周某要求该公司降价，并搞好修理,被卖方拒绝。周老太太无钱向法院起诉,便来到信访办请求黄部长解决。有人说:“白纸黑字,签了名,盖了章，周老太太又没有后台,没门路,无论告到哪儿都无济于事。”但黄部长却说:“法律的本意是保护每一个公民的正当权益，我们在执行法律的条款时，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从实际情况出发,作一点恰如其分的变通,我看这未必是违法。”于是,他找到该公司负责人，耐心细致地做思想工作。他说:“我们是在共产党领导下搞社会主义，居强势地位者要同情弱势老百姓，不要得理不饶人。况且房屋质量确实有点问题,价格过高，应适当减价。”经过细致工作,该公司便让了步,降低房价8500元,使得这一问题得到了圆满解决。

       1997年11月底,周老太太握着黄部长的手,热泪盈眶地说:“有您这样的好党员,我们老百姓的日子才好过!”

       后记

       2022年11月份，组织上安排，我也内退了。政法委书记任立同志对我说:“您老还带三年新手！”我想:领导这样说，是对我的尊重，地球缺了谁都会转得很好。如果我退了还当“老师”，会干扰在职同志的正常工作。人贵有自知之明，我只能做适合自己身份的事。我要以黄部长为榜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怎样更有效地为人民服务，我想在职时写了一辈子文章，在今后的有限时光，要为社会最底层的精神病人鼓与呼，发出他们的声音，为减轻他们的痛苦尽微薄之力。

      于是，我找到了全国人大代表、油菜专家沈昌健，表达了我的意愿，得到了沈代表的理解和支持。去年，我为他起草的建议案，他在全国人大会、省人大会、市人大会上发言，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因此主动与沈代表联系。

      目前，我正努力协助沈代表撰写新的建议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