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雷光清 于 2024-1-19 21:39 编辑
《城市基因●津市文史丛书（工商卷）》连载（七十九）
第九章 工商人物
第二节 工业人物
津市的传统手工业几乎与商业同行，近代工业始于民国，但只能算浅尝辄止抑或是浮光掠影，实业救国是中国近代民族资产阶级救国救民的梦想。1951年春，由津市有儒商之称的禹禹三等人发起组建的澧东机制油厂，算是吹响了津市向近代工业进军的号角。向工业转型，将津市由消费型商业城市转变为生产型工业城市，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津市工商界的共识。嗣后，一个个工厂拔地而起，从皇姑山北麓的开拓，到窑坡工区的建立，以及北大路东端的二轻一条街。五十年筚路蓝缕，几代人前赴后继，终于夺得“湘北明珠”的美誉。 津市工业有两大特征:一是多由手工业孵化而来，由小聚大，由弱变强，最终“儿孙满堂”。列数津市市属工业企业，它们几乎占了70%。二是由“商”引领。1950年代，由于多是由商转工，工厂的领导者大多是过去的老板、掌柜。后逐一替换，均由1950年代转干的原商业学徒担任工厂领导。计划经济下的公有企业，在工人当家作主的口号下，以及领导者调动频繁的情况下，很难显示出个人的能力。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大锅饭之弊。然而，也就有那么一些执着者，以不依不饶的韧性以及坚定不移的信念，将一个个濒临倒闭的企业救活，将一个个弱不禁风的企业变得强大。 凡此种种，我们把这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以不同方式为津市工业做出过卓越贡献的人记录在案，以表达我们的敬意。
二、朱永濂
公元1949年，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改朝换代的年份。而对于这个国家的某一群体来说，则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这一群体，在日后的许多年里被冠名为“资本家”。自津市成埠的几百年里，商贾作为这个城市的引领者，其身份是在不断变换着的。许是一夜之间从庶民跻身于商贾，抑或又从商贾沦落为庶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伴随而来的新的经济秩序的建立，私有制逐一被公有制所代替。震撼的不仅仅是一个时代，而是一大批身处其境的人。或迷茫徘徊，或销声匿迹，抑或柳暗花明、重获新生，均为一代人的命运。 组建于1945年的“锦纶”绸庄，不仅未能分得抗战时期津市商业“畸形繁荣”的半匙羹，反而在胜利后的复员潮中，陷入市场回落，物价大跌，存货贬值的窘境。但这一切对于有着6年学徒、5年店员经历，兼备会计、出纳、采购、业务等商务资质,且已有4年老板资历的朱永濂来说,既是一次挑战,也是一种历练。凭借“徽商”的基因和十几年从商的阅历，在民国最后几年，市场萧条、通货膨胀、治安混乱、竞争激烈的环境下，“锦纶”终以“惨淡经营”而立足，并跻身于津市绸布业有影响的名店之列。绸布的采购大都来自长沙、汉口、上海等大口岸，尤以江浙为甚，故而大点的店面均在货源地设有专庄或代庄，且一般老板都能做到事必躬亲，朱永濂也不例外。说起苏杭，绸庄老板个个都是很熟络的。殊不知，正是这一经历，为他日后的人生埋下了至关重要的伏笔，一切始料不及。 1951年9月，在自愿参加的原则下，津市工商联组织布匹、百货、油盐、药材、香烟、南货、纸业等7个行业的29家大户,组成“公私合营津市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朱永濂代表私方任副总经理(公方任总经理，另一个副总经理为胡彬生)，分工兼管人事、业务。 1954年春节期间，朱永濂受市委之命筹建螺钉厂，从争取项目到基建、购置设备、引进技师，至建成投产，仅用了10个月时间。翌年所产生的利润便将设备及厂房投资全部收回。该厂是为湖南省第一家机制螺钉厂。 同年，由私方于1953年创办的五三公司由“商”转“工”生产市场紧俏的蜡纸，缺乏技术和技工。朱永濂利用筹建螺钉厂跑上海的间隙，到杭州一带实地考察，几经周折，终于引进一整套造纸工艺流程和技工8人。企业得以正常运行。日后，这家造纸厂成了津市工业的骨干企业。 1958年，国家在津市投资筹建湖南省第一家缫丝厂，此时的朱永濂正由市里派驻上海做江浙一带的联络工作(如同现在的驻沪办事处，只不过当时仅有他一人)，于是由他担负起了学员(首批150人)的培训、设备的引进等工作。企业投产后，因检测设备不配套，他又几经往返，找到北京轻工业部，由设备司司长亲自批给黑板机一台，问题才得到圆满解决。 1959年，朱永濂调至市轻工局，在沪考察工业项目时，当地轻工局向其介绍圆珠笔是一个很有前景的项目。他即刻想到了津市的文具厂，经介绍与上海丰华圆珠笔厂取得联系，一番周旋，对方同意代办建厂和培训，并委派塑料师傅来津指导。日后的津市圆珠笔厂曾一度成为二轻骨干企业，30年累计上缴税额3459.3万元。 有人进行过粗略的统计:从1951年到1960年这十年里，由他引进和参与新建的企业多达十几家;由他引进的各类工程技术人才不下于50人;由他联系外出培训的学员累计近千人。人言: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若把这一切仅归于商人的睿智，委实太肤浅了些。除了商人必备的智商之外，还需些什么呢?其实，这一答案只需在他生平中的雪泥鸿爪里，便能略见一斑。 1951年，市场萧条，为搞活经济，他率先采取深购远销、送货下乡等措施，达到了渡淡目的。《新湖南日报》为此做了专题报道，武汉《长江日报》作了转载，朱永濂受邀参加了在武汉举办的中南六省两市首届物资交流会。 1950年代初，我市电力设备仅有90匹小动力一台，工业发展严重受阻。朱永濂先后向上海、北京、太原等地求援，得以添置一批锅炉和发电机组，供电不足的现象很快得到了改观。那时，我市的消防设施极为落后，灭火仅靠两辆老式的水龙。朱永濂不知从何处弄来了一辆苏式嘎斯车，经过改装，竟成了津市当时最先进的灭火神器。 1954年，朱永濂出席湖南省首届民主青年大会。 1957年，他当选为市工商联秘书长，出席中华全国工商联代表大会，并参加了天安门国庆游行活动，还参加了几内亚总统塞古杜尔的欢迎仪式。 1958年冬，朱永濂正在上海出差，碰巧遇到了两个刚被打成右派的同济大学学生，在一片嘘寒问暖的谈话中，两个年轻人愉快地接受了他的邀请，来津从事建筑事业。于是，就有了日后名扬九澧的望江楼、和平饭店。 1950年代末是津市大办工业的高潮期，为此，朱永濂作为“能人”常年出差，曾两度春节在外。除夕之夜，一家两处，只能听着炮竹过年。 1980年，朱永濂再次当选为市人大代表，并被选为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同年12月，他又被推选为湖南省政协委员。 1983年，朱永濂在京出席中国民主建国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期间，他在政协礼堂参加了全国工商联成立三十周年庆祝大会，并与同为安徽老乡的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孙起孟建立了个人书信往来。 回顾朱永濂的这一生，用他自己的话来总结:“解放以来，我走过了一段漫长历程，虽然跟得满头大汗，但还是顺当的。”简简单单的一句话，既是他个人后半生的写照，也是一个时代的光影。 ......待续。
| 
发表于 2024-1-19 21:34: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