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杨远新 于 2024-2-19 14:48 编辑
润我无声（散文） ——怀念老支书邓应林
作者：杨远新 。 老支书邓应林94岁留影
一、“驼书记”的由来
他总是右手握一把钉钯，左手提一只粪箕，一年四季在隶属于熊家铺大队的老渡口、山上湾等12个生产队的田间地头转悠，遇到猪粪、牛粪、鸡粪，随手拾进粪箕里，西洞庭湖一带管这叫做收粪。 那时，少不更事的我，上学途中，放牛路上，看到他总是在收粪，每当粪箕里装满了，就随手倒进田边的粪氹里，也不问粪氹的主人是谁。他天天如此，月月如此，年年如此。我根本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有一天，他走进我家的绿篱小院，把手里混杂的一粪箕猪屎牛屎鸡屎，直接匡进了我家菜园边的热水氹里。我觉得很奇怪，想问他一个为什么，但不知怎么称呼他才好。 母亲第一个迎出屋，对他说：“舅舅，你进屋里坐呀！” 他回答：“清凤姐姐，不要坐得。我跟先德讲几句话就走。” 母亲把我拉到他面前，对我说：“快喊舅爷爷！” 那时，我9岁。我对他喊：“舅爷爷！” 他摸了摸我的头，说：“这个外孙儿，看到出生，看到长大，只要有饭吃，真的容易长。” 他转身对我父亲说：“先德，大队党支部研究决定哒，你担任老渡口生产队的队长。” 自那以后，我见到他，就称他舅爷爷。他呼我外孙儿 我渐渐长大的过程中，才慢慢明白，熊家铺大队12个生产队的1200多亩田土的春种秋收，和1200多口人的穿衣吃饭，都由他当家。他检查生产的同时，又兼顾了收粪，一举两得，不跑空路。此外，公社党委召集全社16个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开会，会场在公社也好，在其他大队也好，他同样钉耙、粪箕不离手，路上看到粪，就收进粪箕里，无论倒进哪块田地里，都属于集体的。他一人做了两人的事，可只拿了一个劳动力的工分。他一生都是这样做的，从无改变。 他年轻时给地主家做长工，每天肩挑一百五六十斤的担子爬坡上坎，日复一日，久而久之，双肩压成了一道驼峰。他走上革命道路，当上脱产干部，担任乡长、党总支书记后，依然保持劳动者的本色不变，春插、双抢，秋修，冬修，总是一百多斤的担子不离肩，哪怕累得像骆驼，也不休息，始终坚持用自己的行动引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因而得到群众的尊重，送了他一个亲切的雅号：“驼书记！”这成了熊家铺大队全体男女老幼对他统一的尊称。而且渐渐地扩展到上上下下，左左右右，领导和群众，都这样称呼他。 哪怕在那个特殊年代，他被夺了权，被靠边站，甚至还有人指责他粪箕不离手，是装模作样，骗取领导的信任，骗得群众的拥护。但他依然不改，一方面真心倾听群众对自己的善意批评，一方面对全大队的生产提出建设性意见。结果，造他反的人，保皇他的人，都团结在了他的周围，全大队的生产没有受到半点影响，成为全公社的样板。 2018年春节老支书邓应林全家福 1967年的夏天，双抢前夕，从上至下，各级都在积极贯彻落实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指示，“农业学大寨”掀起了新的高潮。在这样大的背景下，邓应林从靠边站，回到了原来的位置，重新主持全大队的工作。 他自己转换角色的第二天，便来到大队副业队油榨坊，还没进门，就大声招呼：“先德！你把撞杆停下来，我有话对你说。” 当时，我父亲正双手搂紧撞杆头，另外两个人分立撞杆正中部位的左右两侧，各自一手抓紧从屋梁上悬下的一根牛皮绳，一手托着撞杆，三个人配合默契的撞榨。我父亲嘴里一声喊：“哟呵！”那两个人立即回应：“哟呵嘿！”三个人步调一致，退三步，进三步，包了铁皮的撞杆头，重重地撞击在扎进菜饼缝中的木尖上，如此反复，随着一声声震天动地的撞击，木尖被越扎越深，榨腹里排列整齐的菜饼挤压得越来越紧，悬在屋梁上的牛皮环发出吱吱的声响，油榨底部的木槽里便有了丝丝的回应，菜饼里榨出金黄金黄的菜油，像蚕吐出的丝，不断线地流进油槽里，汇成一股小溪，落入油缸里。此时的父亲没有听到招呼声，依然埋头专注榨油。邓应林支书便走上前，在他肩头用力拍了一掌。父亲这才稳住手中的撞杆，慢慢减速，将撞杆搁置于木马上。 邓支书把他拉到一旁，两人膝盖挨膝盖地坐在木制辗槽上。父亲解下紧系腰间的铜头旱烟袋，装满一锅烟丝，揑紧，划了一根火柴，点燃，递给邓支书。可他没有接，一把推回到我父亲面前。父亲知道邓支书吸烟是没有烟瘾的，平时自己不带烟，别人给他吸，他兴趣来了吸两口，一般情况下，他连看都不看一眼。 我父亲咬住烟嘴，深深地吸了一口，屏住气，几秒之后，鼻孔里缓缓喷出两道白烟，如同两条长龙，舒展身子，游向蓝空。他那两只明亮的眼睛透过烟雾，观察邓支书脸上的反映，判断此时找他肯定有重要的事，但究竟是什么事，他摸不着头脑。他边抽烟，边等待邓支书对他发话。 邓支书说：“你今天就把副业队的工作作个交代。” 父亲问：“为什么？” 邓支书回答：“不为什么，什么都不为？” 父亲不明白：“为什么不要我在副业队干了？” 邓支书反问：“我官复原职，你未必不晓得？” 父亲如实回答：“晓得。昨天听到讲哒。这关我什么事？” 邓支书一笑：“关你什么事？别个都说你是我手下的赵子龙，我要上阵，你莫非要在旁边看热闹不成？” 父亲不会耍滑头，老老实实地说：“我不是那个意思。” 邓支书说：“不是那个意思就好。从明天开始，你依然给我把老渡口生产队队长的担子挑起来。如今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全国学人民解放军。熊家铺大队不能落在后头。你老渡口生产队要在熊家铺大队起示范作用。” 不等父亲表态，邓支书站起身，走出了油榨房。 父亲追上去，喊道：“舅舅你听我讲……” 邓支书连头都没有回，扔下一句话：“没得什么讲的。你干，也得干。你不干，也得干。” 晚上回到家，父亲一副闷闷不乐的样子，母亲追问：“看你搭起脑壳的样子，是什么事不快活？” 父亲说了邓应林支书找他谈话的情形。母亲听了一会没有做声。她的心情很复杂，有高兴，有苦恼，有酸，有甜，五味杂陈。 父亲说：“我当队长，吃亏吃苦，挨骂受怨，那都算哒，你也跟着没好日子过，工夫要捡重的，还要怄气。” 母亲问：“你回绝了？” 父亲说：“我不想再当队长。” 母亲说：“你是狗子坐轿，不受抬举。舅舅看得你起，你还要扮俏不成？” 父亲无论外头的事，还是家里的事，一贯都是依了母亲的主张，母亲说能做的，他就做，母亲说不能做的，他就不做，这回也不例外。 第二天，父亲靠边站了大半年时间之后，又重新披挂上阵，继续指挥调遣老渡口生产队的山山水水。 邓应林很高兴，问我父亲有什么困难和要求，有的话，只管提出来。 我父亲抓住机会，向他提出了一个要求，把我家的两间木板瓦房，从副业队那“丁”字形的木板瓦房中剥离出来，搬迁到南侧十米之外的我家菜地里，独立门户，东西两头各增添一间芦苇作壁，稻草盖顶的偏屋，缓解全家8口的住房紧张。邓应林支书一口答应了我父亲的要求，并且关心地问：“还有什么困难没有？都可以提出来。”我父亲再没有提别的任何要求。 邓应林对我父亲的信任和使用，始于1951年春。当时，我父亲正和他的好友陆裁缝一起做牛生意。这里买牛，那里卖牛，从中赚几个手续费。 全国实行土改那年，邓应林当乡长，他要我父亲当村民组长。负责对分土田、分房屋、分财产进行造册登记。那时候的东西没得数，码了一屋子又一屋子。我父亲用几个账本，把所有的东西，分门别类，登记得清清楚楚。邓应林没有文化，但他记性好，眼力好，什么都瞒不过他。而且他特别谦虚好学，我父亲只读过两年私塾，仅比他多认得几个字。他就拜我父亲为师，教他识字、算数。我父亲称赞他脑壳格外灵活，无论什么生字，只教他一遍，他就记住了。所以他的文化水平长进很快。跟他同时期的农民干部，没有一个比得上他。 1955年7月调整县界，上级将原来隶属常德县的聂家桥乡，划归汉寿县。聂家桥乡下属的雷家坡、皇城港、熊家铺、太子庵、金鹅嘴几个村的学生，原来都是在碧莲河对岸，常德县的洞阳观小学就读。面临新的形势，必须建立起自己的学校。于是决定，熊家铺的位置处于这几个村的中间。学校就建在熊家铺，取名熊家铺小学。 当时修建熊家铺小学，需要一个放得心的领头人，邓应林看中了我父亲，要他带起一帮人，修建熊家铺小学。父亲按照邓应林的要求，如期完成了学校的建设任务，得到了表扬和奖励。自那以后，父亲就彻底放弃了做牛生意，一心一意听从邓应林的调遣。从杨家湾，到汪家湾，再到老渡口，再到大队副业队，邓应林把他放在这几个地方当队长，他都毫无怨言地服从。
二、他对我扶了一程又一程
令我没想到的是，邓应林支书对我父亲的信任和关心，延续到了我身上。 也是在那个特殊年代，学校停课闹革命，我从汉寿二中，回到生产队务农。他恢复职务后，学校还没有恢复上课。当时，各级都要组织文艺汇演，层层选拔优秀节目。熊家铺大队下属12个生产队，每个队排演两个节目，参加大队的汇演。老渡口生产队的两个节目，获得全大队社员的喜爱。邓应林了解到这两个节目是由我编写、也是由我导演。于是，他把组建大队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的重任交给了我。 1968年，学校恢复上课。所不同的是，学制小学6年，缩短到5年，初中3年，缩短到2年，高中3年，缩短到2年。每个公社都办初中，办高中，升学不用考试，而是由生产队向大队推荐，大队向公社推荐。 大队党支部讨论对我的推荐时，大多数支委推荐我读农机班，因为他们完全是站在减轻我父母的经济负担这一角度考虑的。我从农机班毕业，就可以驾驶拖拉机，挣一个正劳动力的工分。全家8口人的生活水平将得到改善。 可是邓应林则不同意，他说让我开拖拉机还不够，应该让我读更多的书，干更大的事。他推荐我读普通高中班。他征求我父亲的意见。我父亲回答：“俺两个想到一起去哒！远新喜欢看书，我也是想让他读高中，那样就有机会看更多的书。” 这样，我被推荐到聂家桥中学高一班就读。大队文艺宣传队队长依然由我担任。 两年后，我高中毕业，回老渡口生产队当农民。没几天，邓应林上门通知我：“外孙，经支委会研究决定，安排你和邓德佳担任熊家铺小学民办教师。” 我听了心里感到惊讶，这是我没有想到的事情。因为与我同班毕业的，还有一个学姐邓连珍，初中高我两届，毕业于汉寿一中，论知识、论见识，都远高于我。而且她为人处事非常稳重。这点我有自知之明。更何况她与邓应林有沾亲带故的关系。我称他舅爷爷，只不过是我的舅爷爷与他同姓同族、同宗同派而已。我心里想的是，如果民办教师差员补额，除了邓德佳，应该就是邓连珍，肯定轮不到我的头上。 这时，老支书又对我问道：“安排你担任五年级班主任老师。外孙你愿意不愿意？” 我听了心里有点胆怯，五年级可是毕业班，没有真才实学，是带 不好的。而我缺乏的就是真才实学。 一旁的母亲见我不答话，她连忙替我回答：“愿意，愿意！舅爷爷像关心自己家里的人一样，远新如果不愿意，那就是不晓得好歹。” 送走了老支书，家里人都很高兴。但我心里依然不安，想了一夜，我担心自己不称职，那会误了人家子弟。第二天天蒙蒙亮，我就一口气小跑了两里多路，抢在老支书岀门之前，见到他，汇报自己一夜的想法。他家位于老渡口生产队与汪家湾生产队的交界处，东面、北面是大片农田，田野铺满一层晨霜。一座木板瓦屋，坐落在绿树翠竹之中，西面方方正正一汪碧水，南面长方形一汪碧水，东南面形似胡芦状的一汪碧水，尽管是冬天，仍然充满勃勃生机。我推开东面竹编院门，看见高大魁梧的老支书穿一身青布衣服，腰里系一条灰布围单，左手握钉耙，右手提粪箕，正朝院门走来。我迎上去招呼：“舅爷爷！”他亲切地回应：“外孙，你来这么早，有急事？”他继续往外走，我跟随他一侧，边走边讲了我的担心。他说：“外孙，你有没有能力教书，我是事先经过考察的。”我马上明白了，就在我高中毕业前的个把月，熊家铺小学一位老师被派到冬修工地办宣传板报去了，他安排我替代站了三天讲台。正好是五年级班。原来是他暗中对我的考察。我再没有说什么了，回头往家走。 我刚走出两步，老支书又招呼：“外孙你回来。” 我转身回到他面前，他对我说：“根据大队党支部委员、团支部书记张承䘵同志的提议，你给他当助手，担任大队团支部副书记，负责日常工作。你愿意啵？” 我热爱共青团工作，我也热爱张承䘵这个人。我喜滋滋地表态：“愿意，舅爷爷，我愿意！” 他笑着补充：“大队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仍然由你担任队长，过年前排练几个新节目，过年时到全大队12个生产队巡回演出。” 自从我把这三项任务接受下来以后，我与老支书接触的机会更多了。耳濡目染，我越发觉得他人品高尚，能力出众。例如他对上级精神的传达贯彻，除了不走样，还巧妙结合本地实际，讲得生动活泼，打动人心。很多时候，基层干部和社员群众都听得哈哈大笑。我为了让他的报告内容方便群众学习，得到更好地落实，便主动向他索取报告稿，用钢版刻写，油印，发到各个生产队。他开始不肯，听我讲了理由后，他憨厚地笑了笑说：“我写的字你恐怕不认得。”我说：“真有不认得的，我再问您。”我在刻写他报告的过程中，加深了对他的尊重和理解。 他无论记录上级的报告，还是自己起草的报告，不会写的字，他就用自己创造的特有符号代替，刚开始，我有点摸不着头脑，一番潜心琢磨，联系前后句子，反复阅读，也就能完全看懂并领会。 我在五年级班主任的岗位上工作仅三个月，老支书又给我换了新的工作，用他的话说要想年轻人成才，就要不断地往肩上加担子。他安排我担任初中一年级班主任。这回，我没像上次那样胆怯，自然也就没有推托。我心里很高兴，一则初中部学生的年龄与我比较接近，与五年级的学生比较起来，更加容易沟通，还可以与他们一起打篮球。二则工资增加了一倍，五年级班主任每月工资5元，初中班主任每月工资10元。我的工作积极性更高了，除了教书、排练文艺节目，开展共青团活动，还写诗、写散文、写评论、写通讯和消息。1971年7月1日，汉寿《工农兵文艺》纪念建党50周年专刊号发表了我写的诗《红旗赞》，1971年8月7日，《湖南日报》发表了我写的评论《决定的因素是人》。公社广播站和县广播站几乎每天都会播出我写的新闻稿。对此，他表扬了我，而且向我传达了聂家桥公社党委书记郭志才的指示，凡是他上公社开会，每次都要把我带去听会，以便我了解全公社的情况，作好新闻报道。
老支书邓应林（前排中）与长子邓德广（右二）、 次子邓德胜（右一）及家人合影 时间到了1971年10月下旬，他对我的工作又一次作出了调整，要我把初中班主任的工作移交给抗美援越的复员军人高德贵叔叔，让我担任大队出纳一职。我感到不解的是，他没有要我接管账目，而是每天都带着我到各个生产队检查工作。这期间，他督促我递交入党申请书，真是扶了一程又一程。 开始，我对每月减少了10元收入有些放不下，但渐渐地我转变了认识，跟他形影不离的日子里，我从他身上学到的东西比以往更多了。我感到很充实。 时光不知不觉进入到12月，有一天，老支书带我上公社开会，他走前，我随后，头顶小雪纷飞，脚下泥路溜滑。从熊家铺大队部到聂家桥公社，大约有六华里，我俩走了一大半，经过顶岗铺大队部，要下一个几十米长的斜坡，他突然站住了，解开棉衣，扶了扶头上的帽子，两眼注视前面的清泥湖水，他缓缓地对我说：“外孙，有件事我考虑了好几天，事关你的前途，有两条路，看你怎么选择。” 我暗吃一惊，不知道是哪两条路，我没有立即回应。 只听他继续说：“公社里的马文福主任你晓得的啦，他很看重你，他对我说，他分管的公社供销社，缺少一支笔杆子，他要调你做公社供销社办公室主任，工资24块钱一个月。” 说到这里，他继续往前走，边走边说：“这是一条路，另一条路，就是接我的班。” 我们走到了花岗石铺成的聂家桥桥面上。他望着桥下的流水，说：“我这辈子就吃了没有文化的亏。你是有文化的人，接了我的班，熊家铺大队会发展得更好。” 他站在桥面上，目光投向远处宽阔的湖心，说：“马主任是上级，我是下级。按照组织原则，他要调我的人，我必须无条件服从。同时我也想了，供销社的那份工作，是别人想都想不到的，起码两腿不沾泥，每月有固定的工资收入。何况你也不会在办公室干一辈子，还会有新的发展。不论从下级服从上级的角度，还是从你个人发展前途的角度，我哪怕再舍不得你，还是支持你听从马主任的安排。” 听他一席话，我眼里溢出了泪水，洒落石板桥上。 这天开完会返回的路上，老支书对我说：“刚才公社里的曾秘书对我说，他接县委政工组的电话通知，要你上县参加写作会议。他经请示郭志才书记，同意你上县开会。曾秘书问我同意，还是不同意。我说上级作出的决定，我没得不同意的理由啊！你把手头的工作安排一下，后天按时到县里报到。” 他又对我说：“参加写作会议的，都是文化水平很高的人，你要珍惜这个机会，虚心向他们学习，进一步提高自己。开会回来，再向青年、团员作好传帮带。” 可见，他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他非常爱惜有文化的人。他不仅对我如此，凡是下放知青、回乡知青、部队复员转退军人，他都关怀备至，除了安排熊家铺小学、中学的民办教师岗位和大队副业队的各种需要知识的岗位，他还想尽千方百计向工厂、学校、机关推荐，无论何种家庭出身，他一视同仁，不搞另眼相待。那个年代他能做到这一点，是十分不易的。他当年培养推荐出去的年轻人，如今有的成了诗人，有的成了画家，有的成了教授，有的成了高级工程师，有的成了领导干部，有的成了企业家。我前面说到的学姐邓连珍，也是在熊家铺学校民办教师岗位起步，后转为公办教师。 邓应林年纪大了，不再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但是，只要大队（后来改为村）里搞建设，如翻修学校、全村路面硬化、安装路灯、安装自来水，等等，需要在外地工作的人员支援，他一个号令，没有人不响应的。
三、沧浪水传递老支书感人的故事
2018年5月19日，老支书邓应林静静地离世，寿高94岁。此刻，我因漂泊在异乡，未能与他见上最后一面，深感悲痛与遗憾。他是熊家铺村有史以来长寿第一人。村里无人不说，他心地善良，一心一意为全村人谋幸福，操劳一辈子，长寿是他应该得到的回报。 这也给后来者留下了启迪，若想人长寿，就得为全村人谋幸福。 我最后一次看望他，是2015年5月，那时我回老渡口整修曾祖父杨业进、曾祖母罗艳梅传下来，后经父母亲主持搬迁、扩建，由两间变为4间的老屋。我和妻子陈双娥上门看望他，却遇到铁将军把门。 他的家已不在那座碧水环抱，翠竹绿树相拥的美丽院落，因为1974年县里修筑一条防洪大堤，他的那栋精致的木板瓦房和壮观的熊家铺学校及大队部，都被整体拆迁到距原址几百米的西侧。他的新家门前是一条南北向的公路，西侧与公路相连的是一座进入庄屋村民小组的大牌坊，东面是村里榨油、碾米的加工厂房，屋后是那条防洪大堤，大堤与公路相交的十字口，东北角是两家小卖部，西北角两家茶馆，西南角村部卫生室，东南角就是大队加工厂。 此时的两家茶馆里坐满了人，围着几张桌子，多数人打跑符字牌，少数人搓麻将。我走进里面打听老支书的去向。原任大队党支部副书记邓应发放下手中的跑符字牌，热情地起身走到门口，手指西边的大堤，告诉我：“驼书记在荒废的防洪大堤上开出了一块地，种了黄豆、芝麻，他正在那里除草施肥。” 我和妻子陈双娥走拢去，他正手握一把锄头，头戴一顶斗笠，累得满头大汗。我们送给他一个微不足道的红包，他乐呵可地收下了，但是第二天他就委派小儿子邓德胜到我家还礼，送了西瓜、茶油。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别人敬他三尺，他敬别人一丈。 这年6月7日，我在聂家桥乡的金隆山庄为仙峰村的农民诗人杨国新组织一个创作座谈联谊会。会上，讨论最热烈的话题，是作品必须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莅临会议的汉寿县文旅局局长邱鹏飞先生向大家强调，要善于发现身边的先进典型，并大力宣扬，为弘扬正能量，尽到文学应尽的责任。 我听了很受触动，便借此机会，向邱鹏飞局长和在座的原县文联主席郭慧明、时任县文联主席龚建平、时任县作协主席曾宪红，聂家乡时任乡文化站长王泽敏、时任乡诗词学会主席张维永等人介绍了邓应林的事迹。我还介绍他是1960年主动辞去国家干部、乡总支书记职务，为改变家乡落后面貌，回到熊家铺大队担任党支部书记的。他没想到回乡的第二年，老伴因病去世，他既要抚养5个儿女，又要管理全大队的工作。乡亲们体恤他的日子实在过得艰难，纷纷给他介绍女人，他一概婉拒，其理由是孩子小，不懂事，谁进这个家门，谁都会受苦。他独自把儿女拉扯大了，已经是1969年，他才从常德那边接来了一个老伴，比他的年纪大两岁，像他一样个子高大，但一双小脚，勤劳、节俭、善良，把一个家调理得风生水起，深得儿女们的敬重。不料两人恩爱生活了十几年，老伴也因病去世。此后，村里人又要给邓应林介绍老伴，他拒绝了。大儿子是高级教师，小儿子是企事业家，都要接他进常德城里养老。他不肯，独自生活在熊家铺村第十一组，又叫庄屋组，别人打牌，他从不沾边，也不围观，他插了几亩田，后来实在不能下田劳作了，他就开荒种芝麻、种绿豆、种黄豆，种各种各样的小菜，随时供乡亲们所需。他热心公益事业，近年来，他四处筹集资金，为建设美丽新村，发热发光。 大家听了都深受感动。第二天，邱鹏飞局长派出了汉剧团团长高建华、文化馆馆长肖芳、二级作家郭宇波、编剧金志炳，还有几位演员，一同深入到熊家铺村，采访老支书邓应林的先进事迹，并与他家人和他本人座谈。编剧金志炳根据收集到的许多感人故事，编创了一个顺口溜。7月1日夜，在汉寿县人民广场举行的庆祝建党94周年晚会上公演。邱鹏飞局长派人派车将他接到演出现场，并请他上台介绍自己始终保持共产党人本色的做法和体会。至此，他的感人事迹传遍了西洞庭之滨、沧浪水两岸。 纪念大会那天，县委常委、县委组织部长李绍南，县委常委、县委宣传部长何朝晖接见了他，并陪同他用晚餐。席间，他向两位领导乐观地表示，要争取活到一百岁，再为村里作点贡献。他还建议：利用废掉的防洪大堤，改造成柏油公路，以方便沿线数万百姓的出行，以及提升西洞庭湖区物产的输出，充实农家的钱袋子。 如今，他的这一愿望已经变为现实。我想象他在天宫欣赏到这一幕的情景，那张历经风霜的古铜色脸膛已然笑得像芙蓉花一般灿烂。 2024年2月12日23:23时草于蒙特利尔18195号 2024年2月17日22:08时改于蒙特利尔18195号 本文作者杨远新2024年2月4日留影 。 【作者简介】杨远新，湖南汉寿县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一级作家，湖南省公安厅高级一级警长、三级警监。出版有18卷本880万字《杨远新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代表作有长篇小说《春柳湖》（全四部）《爱海恨涯》《红颜贪官》《百变神探》，儿童长篇小说《欢笑的碧莲河》《险走洞庭湖》《雾过洞庭湖》《孤胆邱克》，儿童中短篇小说集《落空的晚宴》，长篇报告文学《内地刑警与香港警方联合大行动》《创造奇迹的人们》《奇人帅孟奇》《县委书记的15个日日夜夜》《天有巧云》，作品曾获国家图书奖、公安部金盾文学奖、湖南首届文艺创作奖、湖南首届儿童文学奖等。散文《我的祖母》被编入大学教材。《春柳湖》（全四部）入围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
| 
[复制链接]
发表于 2024-2-19 14:05: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