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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知青岁月——进城
马福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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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春节过后,我又开始同社员们一起在生产队里干活了。
那天下午,干活间歇休息时,田队长来到我身边,笑呵呵地对我说:“小马,你准备好明天起早跟车进城。你父亲单位里的人你应该都很熟悉吧,去那儿帮队里弄张批条,买20只‘白洋瓦’水桶回来,这事应该能办到吧?”听完田队长的话,我心里当然很高兴。虽然说买水桶要去单位找领导、说小话、批条子,“走后门”的事儿有难度,但想到能进城,能见到父亲,别提多高兴。我拍着胸脯对田队长说:“队长,你放心,我保证想方设法完成任务。”田队长轻轻地拍着我的肩头,说:“好。”
​本文作者马福春
那天晚上,夜幕深沉,大炕上的人都酣然入睡了,有人打着鼾声,如雷贯耳。我头枕着枕头,两眼看着房笣,无法入睡。想到进城的奢望明天就会成为现实,心里自然高兴。
其实,对于别人来说,进趟城并不是啥难事。我所在的老君堡大队,分为东西两个堡子,交通极为方便。想进城,出了青年点大门,走上百十多步就有东堡的汽车站点,北行到义县城里。如果不愿走北线,就走一里多地去西老君堡站点,坐西线的大客车进义县城。
我之所以感觉进趟城不容易,主要还是差在钱上。我们这些知青和农民一样要劳动,挣工分。工分要变成钱,得等到“炮仗响”的时候。
自1976年“7.28”唐山大地震那天来到了青年点,我下乡才只有几个月,挣的工分不多。下乡那天,母亲悄悄塞到我兜里的几块钱,我一直也不敢动,舍不得花。我知道,家里还有两个弟弟在念书,要花钱的地方多着呢。
进城回家的念头我也动过许多次,统统都被我打消了。这次,队长派我去进城,这是美差啊。即挣了工分,又进了城,不错。心里想着事儿,辗转反侧,感觉通铺大炕烧得太热了,烙得慌。
索性披衣下地,溜达到屋外。仰望夜幕上那轮皎洁明亮的弯月,那群闪烁的星星,它们似乎都抿着嘴、眨着眼睛在嘲笑我。一阵寒风吹来,我打了个喷嚏,急忙转身回到屋里。坐在窗边看月光,听墙上“三五”挂钟慢条斯理的“滴答”声,我的心里渴望着出发时刻的到来。
悠闲的挂钟发出了“铛,铛,铛,铛”的清脆响声。我迅速起身,飞快洗漱,一路小跑赶到四队部。饲养员大爷看看我,指着墙上的钟说:“小马,来早了,还得等半个多点呢。”
四点半后,星月满天,我和田队长等人坐上了马车。“驾!” 车老板大鞭子一甩,“啪!”“啪!”,鞭声划破了寂静的夜空。枣红马和大黑马撒开四蹄,奋力奔跑,静静的山路上响起了一串串“哗!哗!”的铜铃声。
坐在马车上,我们的身体随着凸凹不平的山路左摇右晃、上下颠簸。两匹马拉着马车奔跑了几公里路后,已是大汗淋漓、通身热气蒸腾,鼻翼发出“噗、噗”的声音,脚步也逐渐缓慢下来。马蹄掌敲打在山石路上,发出有节奏的“踢踏、踢踏”声。
东方熹微,行程过半,马车上的我们开始感到特别寒冷,浑身被冻得瑟瑟发抖,上下牙齿“嘚,嘚”地嗑打不停。田队长说:“春寒料峭,尤其在这个‘鬼呲牙’的时辰最寒冷。路途还远着呢,咱们都别再坐着挨冻了。下车,跟着马车跑一会吧。”闻声而动,我和其他两个人都跳下了马车。车老板挥舞起鞭子,“啪!啪!”马车在前边跑,我们几个人紧跟在马车后面追。跑了十几分钟后,寒霜就挂在了发梢、眉毛、胡须上,我们都变成了“白胡子老头。”
太阳升起来了,跑了20多公里路的马车终于走进了义县东大街。站在熟悉又略显陌生的东大街,放眼晨晖中的美丽古城,我在心里深情地呼喊着:“古城,我回来了!”
​本文作者马福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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