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汉寿老干部网宣 于 2024-6-17 08:40 编辑
天道（二）
萧骏琪 . .
到了五岁多吧，娘对我说，去读书吧。没去学校之前的童年，对读书是跃跃欲试的，于是我激动地答应了。到了开学时，娘用几块蓝色的布缝了一个布书包。那书包是不能背的，两根短短的布带只能用手提着。去学校的那天的天气也不知怎么样？但我的心情很阳光。连平时走的那条路今天也似乎宽敞了许多。娘牵着我的手，到了一户人家，喊了一声“张老师”，一个农家妇女般的女性应声而出，和娘站在地坪里叙着家常，而敞口堂屋里则摆着几条春櫈，每条春櫈下面有两个小木板凳，约有30来个男女小孩好奇地望着我。这里就是学校？有个胆大些的男孩告诉我，这里是张老师的家，因为学校缺少房子，大队正在组织人修新教室，所以只能先来张老师家里读书，等新教室修建好了，我们再搬过去。 那时还没有幼儿班，我启蒙就是小学一年级学生了，语文算术体育等都是张老师一个教我们。有了书本，但没有作业本，张老师发每人一块石板和几支石笔，我们就着石笔笨拙地在石板上学到的字。刚开始时一个字怎么写也写不好，这时张老师会走过来，俯下身子用手握住我的手写字。过了几天，石板上的字居然写得有模有样了，老师见了用红粉笔在石板上打了一个大的对勾，再写上100的字样。这是她给我们最大的奖赏和鼓励，如果写错了，会打一个叉以示惩罚。记得第一次看见石板上的叉的时候，我所作出的反应便是哇的一声哭出声来，哇哇哇哇，哭得好不凄惨伤心。哭声引来了同学们的诧异，当然也引来了张老师的脚步。她会问我怎么回事啊？当她知道了那个叉的事件，马上仔细地把为什么打叉的原因告诉我，又讲解了作业的错误，直到我弄清了石板上的内容，张老师会把叉擦了，再打上红色的对勾和100分，我才破泣为笑。
我的童年没有雨具，每天都是穿着娘纳的布鞋来上学。有一天临放学了老天却下起了雨，没多久，地上湿了。放学了，学生们都各自回家了，只有我一个人站在老师的台阶上犹豫不决，老师来了，站在我的旁边，朝我家的方向大声叫我父亲的名字，渐渐地，声音中带了些许恼火，但始终没有父亲的回应声。这时，雨渐渐地大了，张老师要我爬到她的背上，她决定送我回去。
这是一幅永远无法忘记的图画，几十年前那条狭窄的乡村小路上，一位女教师背着她的学生艰难地行走着。这个故事我竟记住了一世，而且几度写进了我的文字中。这个故事后来再也没有发生过，我告诉我的学生们的时候，竟然泪流满面。若干年后，我问我可敬的启蒙老师，您还记得吗？白发苍苍的老师凝思了好久，摇摇头，表示忘了。
张老师家的敞口堂屋容纳了我天真的童年，也给了我知识的启迪和源泉。2021年7月，当我再度来到老师的家里时，张老师已经故去，挂在墙上的老师仍微笑着望着我，一如多少年前的亲切。昔日的敞口堂屋早已不再，取而代之的是一栋乡下别墅。张老师的儿子甲哥和儿媳建香热情地接待了我，他们夫妇也是我的同学。那天晚上，我宿在甲哥家里，外面的雨淅沥地下着，一如多少年前那个下午。当岁月的年轮再也无法回到从前，张老师母亲似的背部是永恒的记忆啊。
没多久，我们离开了张老师的家，到了新的教室。新教室是用泥土垒就的，很厚，而且暖和。老师也换了，我的新老师是萧祯祥老师，是一个生产队的，按班辈我们是同辈。那时，我隐隐约约有一种优越感，但萧老师对待我们很是严肃。小学的老校长叫熊辉，个子不高，很和蔼，讲课时还可以偶尔幽默一下，引一班学子们笑得前仰后合。校长手里的铜铃是权威的象征，上课或下课时，他会用力摇几下铃子，叮铃铃，丁铃铃，我们走进教室，我们跑出教室。那个时候，我就知道了这样一个秘密：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这是熊辉老师告诉我们的。
慢慢地，能识好多字了，到了三年级，便开始学写作文了。那时的作文是千篇一律的，开始时写学校的环境，然后“表扬”老师，最后是表决心，100多字的作文大多是“做一个又红又专的红色接班人”而结束。而老师批改作文大多是不需看正文的，改改错别字，字迹工整点的，就多给点分数，字数療草些的就少给点分数，反正读三年级了，老师也不怕学生们哭了。有一次我的一篇作文居然被给了92分，回到家给父母看，娘还给煎了两个荷包蛋以示奖励，而父亲拿着我的作文本到处炫耀了好多天。
渐渐地，学校里开始有人看小人书了，于是每次随父母上街时，就什么也不要，只要买一本小人书就足够了。下课时间再也不和同学一起疯了，静静地坐在座位上看小人书。自己买的看完了，就和同学换着看。对于我的童年，木头手枪和木头大刀已完全失去了作用，我的世界完全被小人书取代。 以后呢，萧老师去了铁锚村片中学去教书，取而代之的是和我一板之隔的张建安老师。张老师和我同住在庶吉堂大屋里，比我大那么十来岁吧，平时很是严肃，现在是我们的班主任了，更加不拘言笑了。如果哪一天我迟到了，张老师是不会念及邻居的情面的，他会当众狠狠批评我几句，甚至还要写检讨之类。
日子如果这样轻轻松松地过下去，那便是我人生之大幸了。父母年轻，翁妈还算健康，老人除了耳朵是“板壁”外，还可以做做家务事，一家四口有两个劳动力，生存基本上没有压力。可到了1976年农历四月，父亲和队上的“社员同志们〞一起去割红花草籽，突然发现眼前一片雾霾，就连走路也十分困难。但队里有很多人不相信父亲的眼睛出了问题，有人甚至还说“刚刚春插上岸了，想装病休息几天吧”，甚至还有人赤裸裸地说我父亲“不应该这么懒”，但父亲的眼疾日益严重，去当时的公社卫生院检查，医生也说不出个所以然，只是开了一些杞菊地黄丸之类的中成药给父亲，又有热心人告诉一个单方：用菊花炖了猪肝，先让汤的蒸气薰眼睛，然后喝汤吃猪肝，可吃了好多次仍然没有效果。再去县市医院检查，县市两院的医生也没有检查个所以然。听说资江北岸的修山镇，有一位名叫李本立的医生治疗眼睛很有本事，娘牵着父亲兴冲冲地去了修山，可李医生却告诉父亲：当地人眼红他的生意太好，不准他看病了。兴冲冲地去，落了个扫兴而回。后来，当时的大队支书是我堂叔萧晓岚，他出面让全大队的八个生产队每个生产队集资四块钱给父亲，这才解决了当时的燃眉之急。
以后的日子是阴沉沉的，我放学回家，只有翁妈眼泪汪汪地一边做事一边长吁短叹。父母不断地在求医问药的路上奔波。家里的“荒月”显然比以前长了许多。由于父亲不能出集体工了，娘也因为照顾父亲，出集体工的时间比平时少了许多，我家的多劳户也因此成了少劳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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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6-17 08:34: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