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玉祥在津市

于乾松

冯玉祥在津市



韩川




1918年1月19日，湘军从北军手中夺回了岳阳，北洋军阀段祺瑞恨之入骨，向日本借得一批巨款后，拉拢皖系，重任国务总理，拼凑两系精锐力量，分四路向湖南进逼，其中一路是以长江上游司令吴光新率领直系卢金山一师、冯玉祥一旅，准备由沙市渡江袭取湘西。这时，澧州镇守使王正雅素与北军、湖南都督张敬尧态度暧昧，他见湘西护法军总司令张学济的前卫司令胡瑛增兵常德、桃源，直接威胁澧州。

王正雅电致北京欢迎冯玉祥，请求入湘支援。3月，北洋军第十六混成旅长冯玉祥，率部9000余人进驻津市。6月下旬移驻常德，苗德霖团留津。

6月7日，王正雅致电北京：“常澧镇守使王正雅有电致政府云（衔略）支电敬悉，承示方略，钦感莫名。澧县津市为南北咽喉，关系重要。现田周诸逆仍复乘间窥伺。张学济等寇约有三四千人，盘踞湘西，时有便衣出没，难保不死灰复燃。幸经冯旅长玉祥全部驻扎其间。藉以镇慑。冯旅兵精械利，战气百倍，自是肃清湘西，非冯旅莫能奏效。伏恳谆饬冯旅长玉祥积极进行，俾寇逆指日荡平。再师长陈复初刻在招集，一时尚难迎战。谨此并陈。常澧镇守使王正雅叩虞印。

6月17日  冯玉祥“电云飞急北京大总统、国务总理、陆军部参谋部钧鉴：统密寒日完全克复常德。业已进城安民。各情形曾经迭电呈报。顷据报周田诸逆退却桃源、汉寿等处。集合湘西土匪，拟图反攻，务宜增厚兵力。防敌上窜。已饬职部驻澧一支队驰抵常德。务恳电令湘东各师旅，抽调队伍，转抵湘西。协力进击。惟津澧后方，甚形吃紧。切须兼顾增防抵御。已与津市朱泽黄旅长等协商计划，共图进取。伏恳速拨饷械。以资军实而裨戎机。不胜迫切待命之至。旅长冯玉祥叩篠印。”

二十多年后，冯玉祥在回忆录《我的生活》中详细记述了这一段经历，现将有关章节摘录如下：

“从石首又进驻公安。刚刚到公安，临澧镇守使王振亚（即澧州镇守使王正雅）连电向我告急：说胡瑛、周则范向他进逼，危急万分；一面又致电政府和曹仲三。政府和曹仲三也是左一电，右一电地催我赴援。后来我派侦探打听，知道胡瑛等已退至常德，我方率部进至津市。”

“津市是一个富庶的鱼米之乡。街道店铺规模颇大，胜过河北、山东的府城。王振亚在这里闹着一个银号，发了数十万的纸币，门上贴布告，不准兑现。他用这种纸币办大批的米，大船大船地运到汉口出卖，赚了现钱，回来又印发纸币。因此人民颇为衔恨，我到了津市，和他谈话，我说：‘我们的弟兄到贵地，用现洋在街上买东西，找回的零头，七角八角的，都是你银号里发的不兑现的票子，怎么带到别的地方去花?你看这事怎么办?’”

“他就笑了。说这是没办法的办法，请我的军需和他的军需去商量，必定可以设法的。我们队伍刚入湖南界，总要和当方避免闹意见才好，所以也只好由他去了。原来他对于外来的军队却是很客气的。”

“王振亚是前清的举人出身。他镇守使署有着几营人，几营的官长，都是他的子侄充任。我真不明白他是在办国事，还是在办家事。过了二年，王振亚即被他的镇守副使卿衡所杀，财产亦倾荡无余。这种结局，是必然的，一点都不足怪。”

“六月初（头）我又接到进攻常德的命令。队伍没出发，胡瑛和周则范部又围攻澧县，不久又忽退去，我即率部跟踪至澧县，经临澧而进向常德。此时最感困难的，就是运粮的运输问题。由澧县到常德一路，尽是稻田，所走的就是弯弯曲曲窄狭的田埂，再无大路可循。从后方把蒸好的馍馍烙饼运到前方，至少得两天的工夫，赶到了目的地，食粮都已发酵，馊的不堪入口了。我常常想，不但开发富源，繁荣农村，必先须发达内地交通，就是单从国防着想，建设全国的交通网，也是刻不容缓的急务。遍地都筑起铁路，暂时当然不易办到，但修筑公路，倒并不是一件难事。如果全国公路网完成，那对于经济文化，以及军事方面将起如何的作用?(可是还必须自己办汽车制造厂，自己开汽油矿，否则还是害多利少。)这时我就立下决心，要在我国人的能力范围之内，进行这事。后来我到处利用工兵修路，极力提倡辟筑公路，都是这时的刺激所促使的。”

“途中，我接到署理常德镇守使的命令。到了临澧，即委邓鉴三先生为临澧县知事。”……那正是炎热的暑天，我率部向常德行进，一路甚感困顿。一日行至距常德二十里的梁山地方，大家停下来歇午。我那时因出汗太多，在山脚下找到一座小茶铺，有个天棚，异常凉爽，就把两张桌子并拢，铺上被单，躺着乘凉。一觉醒来，忽然四肢不能转动，两臂尤其感觉酸疼，急忙找军医来看，吃了药，出了透汗，才慢慢见好。

“我们刚到常德的时候，一进城就看见许多商店门前挂着日本国旗，街头上并张贴着日本兵舰保境安民的布告，这使人惊奇极了。我想，这里既没有割让给日本，也没有被日军占领，又不是日本租界，怎么有这种景象呢?马上就请薛子良四出打听。打听出来了，说这是商家的把戏，商家为避免溃兵抢掠，无法可想，所以要求日本兵舰保护。……”

“不久，北京政府给我命令，叫我们队伍移驻湖北。我接到命令，决定仍走二年前到常德来的旧路，先到津市。那时在津市的驻军为王汝勤的第八师。我乃先发一电，将我奉令移驻湖北，取道津市的话通知他。哪知我的秘书长陈经绶先生一时疏忽，竞将此电译作明码发出。王汝勤接到我的电报，很是诧异，以为军队行动，当如何机密，怎么不用密码，倒用明码。因此判断我一定不会真的走津市，并未电问此真相。陈先生发觉此事，难过的不得了，连说：“该死！该死！”立刻向我引咎辞职。我知道他是一时疏忽，不是有心之过，百般安慰他。我说：这不是你一个人的错，我自己也应当分担的。”……

“赵炎午和谭祖蓭两位先生听说我将开拔，先打电报，继又派代表带着信，送来几艘轮船，许多湘绣，并由常德商会拨交十万元，以为慰劳我们全体官兵的盘费。我只留下轮船和湘绣，将十万的川资完全璧还。…….”

“我们离开常德的这一天，先是下着小雨，接着便成大雨。正在滂沱倾盆的时候，我们的队伍开始出发。一则因为我们平素注重行军训练，二则由常德到津市，我们已修有康庄的大道，所以虽然在大雨之中，我们全旅官兵分作五路行进，人马车炮，肃静整齐，完全照着预定计划，平平安安到达目的地。虽不敢说鸡犬不惊，但一草一木都未惊动百姓，那是真的。”……

“由常德上船，沿途河流纵横，有些地段水向南流，乃是长江的水流向洞庭湖去。洞庭湖中水不大，多沼泽之地，张敬尧乃和当地土劣勾结，将沼泽中冲积的土地圈起来，使水不能入，从事放垦种植，致湖中容水量大减。黄河怕决口，长江则无决口之虞，即因为长江赖有许多大湖小湖为其水囊。张敬尧放垦的结果，即不啻把长江的一些水囊堵死，使水发时，无法流泻。民国十八年、二十年长江连发大水，张敬尧辈实应负相当责任。这是我实地观察后的感想，并非空谈。”

“这次到津市，临澧（澧州）镇守使王振亚已被他的副使卿衡所杀。听说王和卿两人意见不合，感情恶劣，平素你防着我我防着你。一次王振亚到什么地方去，卿衡伏兵于路杀之。中国人最爱对自己人闹意见，结仇恨，实在说来，都不过为一些极小的事。比如拜看他，他没有回拜；请他吃饭，他没有列席；或者有人从中挑拨几句，就马上怀恨在心，而不肯向大处远处看看。因此睚眦之怨必报，民族国家的大仇大恨反倒不放在心上。”……

“我们到津市的时候，吴佩孚正在保定一带和段芝贵打得激烈。张敬尧自湖南退入鄂境，吴光新亦向武昌方面撤退。张、吴结合颇有攻取武昌的意思。那时鄂督王占元，看着武昌危急，打一电报于我说：“张、吴将不利于武汉，望弟台速率所部星夜来援，沿途万勿停留。”我们在津市住了两天，即赶紧准备船只，向武汉出发。（王占元派十艘轮船来津迎接，冯玉祥部乃取道沙市北上）。当时办得几艘小轮，拖着民船，至藕池口，因煤炭用完，特开到沙市装煤。此时又接到王占元一电，说张、吴已经解决，叫我毋庸前来，但电中并不提我们部队当驻何处。这时正在六月，江水泛滥，各处都涨着水，我们没有地方屯驻，乃决心仍开武汉。”



照片为冯玉祥在津市留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