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永志 于 2022-5-28 11:16 编辑
前三十年人生琐忆（7）
不久，“九·廿四”张平化讲话，抓 “右”派。安乡一中的师生到县里大会堂参加收听张平化录音讲话，录音效果不好，依稀听到一些，知道是说前段时间一些人打着革命的旗帜，造无产阶级的反，反党、反社会主义。主持会议的县委副书记刘形梯，录音结束，他简单地说了几句。气氛很严肃，穿制服的警察在会场走廊里游走，刘书记话音未落，一个人就在扩音器里宣布“某某就是发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事先就安排人控制住这个人，马上就被推上主席台。陡然，我耳朵一震，喊到陈冬保的名字，他是我们的体育老师，年轻，有朝气，早就听说他是学校党支部发展党员的对象，现在竟成为敌人了被揪斗，很不理解。尽管在此之前，斗黑帮、斗当权派，被斗者也是熟悉的老师和领导，但毕竟是群众闹的，而现在是政府出面，在我看来性质就严重得多。 当时，一些老师很活跃，下到学生中间，大谈五七年反右的经验，劝告学生认清形势，千万不能一失足成千古恨啊！我不理解，也听不进去，甚至反感，认为运动既是由毛泽东发动的，群众就没错。我态度坚决，反对揪右派，并且在由部分同学联名起草的抗议书上签名。第二天，听说有人“揭发”我，把我在长沙与宋祥国发生争执时说的过头话捅了出来。学校对我很宽容，劝我在学校广播里做个检讨就行了。我很固执，认为我没有做错什么，坚持不认错。县里召开有大队贫协主任参加的会议，传达张平华的指示精神。我老家所在的大队副书记刘玉林和任大队贫协主任的我的父亲到县里参加会议。会议期间，当时的公社党委书记宋仕正、刘玉林和我父亲一起到一中来看我，父亲再三嘱咐我在政治上不要犯错误。
宋仕正（左三）和安乡县的同事们合影
从“反右”开始，学生、老师糊里糊涂地分成了两派。当时我情绪低落，工作组也不再器重我，被边缘化了。这期间，我得到茶盘洲农场的消息，以机械厂工人为首的曾经被我们支持的“保守派群众”，扬眉吐气了，相应的我们“安乡县红卫兵”被誉为真正的革命学生，我们印发的调查材料却成了他们批判打倒对立的造反派组织的有力武器。是是非非已被搅乱了。
年底，毛泽东号召徒步串联，我是安乡县第一个组队外出串联的，陆荣贵是安乡县的县长，还给我这个串联队特批了串联经费。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陆县长向颜明安打听我的情况，关心我的成长和发展。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地委宣传部，颜明安已从安乡县调地委组织部，我们两人同在一个机关。颜明安把我的情况告诉她，后来因为都忙，未能如愿。1992年，我们同时被邀请参加评审新编的《安乡县志》，终于见面了。老县长向我表示，人老了有些恋旧，她当时对我第一个响应毛主席徒步串联指示组织安乡红卫兵长征串联队印象很深，我对她的支持表示感谢，并介绍了我高中毕业后的人生阅历。无论人们怎么看待“串联”，但我作为亲身经历者，确实是经风雨见世面，学到了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对我的人生有积极影响。
陆云贵县长，摄于上世纪六十年代。
我写作《澧沅俊彦》时，陆县长给我提供的照片。
我们的串联队仅有袁中光、熊明金、李汉秋，张金成和我五个人，全是男生。陶顺亲私下表示愿意参加，但我没有同意。1966年11月29日，我们从安乡动身，经厂窖、沅江、益阳、宁乡、长沙、韶山、湘乡、衡阳、安仁、酃县，从八面山上井冈山，1967年元旦时到井冈山。从安乡到井冈山全是步行，每人背着一床棉絮，一个挂包。食宿在接待站，每人每餐饭交一毛钱饭资。我们都按数交了。后来有些串连队不仅分文不交，还找接待站借钱。在井冈山，我们还参加了一次与玻利维亚客人的座谈，这是我第一次与外国人共处一室，面对面交谈。在井冈山时，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学生返回，说次年还要搞更大规模串联。我们很听话，决定经武汉回家。返程时全是车船，走九江经武汉，到岳阳。从武汉到岳阳坐火车，火车上人挤人。火车像乌龟一样爬行，好像坐了两天两夜。本来准备到长少，但因为太挤了，加之饥饿，只得在岳阳下车。然后走华容、南县，回到安乡。武汉长江大桥留影 1967年元旦节后不久，我们长征队从江西九江坐船到武汉。 在武汉期间，参观武汉长江大桥，并合影留念。 从左至右：前排李汉秋、熊明金；后排张金成、应国斌、袁中光。
在返回途中，我们商量成立一个红卫兵组织，取名“革命接班人战斗队”，1967年，就是以这个组织为基础，和高16班肖昌国、李章甫等人领导的“扫残云战斗队”，联合发起成立“红革会”，并办了一份《长缨战报》。我被推举为红革会负责人。但在外面抛头露面的是住在城关的高年级学生如罗优卿等人，老师陈冬保。其实他们担任什么职务并不明确，参加我们这个组织的有李寿全、颜明安等人。“红革会”有一个宣传队，比较活跃。还有一个由初中班学生组成的“洞庭风雷”战斗队，这些人“革命热情”高，比较活跃。安乡造反精神强的是“红造会”、“湘江风雷”，还有几个工人组织如“红斧头”、“六号门”等。在一中，与红革会对立的组织称“红联”。我们的所谓分歧主要表现在红革会造学校党支部的反，认为学校所有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的错误，责任在黄翠林为首的党支部；红联造以校长周裕宽为首的人的反，认为这些人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代表人物。教师和学生也以对上述向题的不同态度分为两派。年轻的和出身成份好的老师站在红革会一边；而年纪大的以及出身成分不好的老师基本上站在红联一边。后者，确实有他们的良苦用心，反右的经验告诉他们，党支部是反不得的。如果限于在学校争论，不会有太大的分歧，更不至于你死我活。当时，不知怎么糊里糊涂与社会组织挂起钩来。红革会对应的是工联，红造会对应的是湘江风雷，而红联对应的则是高司等。中央的主意不断变化，今天支持这个，明天支持那个，我们几乎不再管学校内的分岐了，完全卷入社会上的纷争之中，无论是黄翠林还是周裕宽，两位领导的日子反而平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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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3-20 15:17: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