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毛主席与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的故事，本不应该是《毛泽东主席的常德情怀》专集的收官之作。 毛主席在重庆谈判时就与翦伯赞多次交往，毛主席一直很尊重、很欣赏翦伯赞。尽管在“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对翦伯赞进行了错误批判，但最终还是保护了他。然而，翦伯赞却不忍接下来的逼供而以自杀抗争震惊了中南海。 几十年过去，岁月的风云已慢慢融化了我心中的块垒。在毛主席逝世四十四周年之际，当我再次研读逄先知等主编的《毛泽东传》和《毛泽东年谱》，张传玺著的《翦伯赞传》和《新史学家翦伯赞》等著作的相关章节后，一身轻松，再无任何顾虑，于是秉笔直书。 湖南常德市桃源县翦伯赞是中国著名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重要奠基人之一，杰出的教育家，与范文澜和郭沫若，被学术界誉为新史学的三大家。 翦伯赞1898年生于一个维吾尔族家中，1916年考入北京政法专门学校，后毕业于武昌商业专门学校。1924年夏，赴美国加尼福尼亚大学研究经济，1925年回国投笔从戎。1937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6月在周恩来身边工作，出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荣誉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翦伯赞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兼系主任、副校长，以及中央民族学院教授，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兼秘书长，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等职。 翦伯赞早在抗战前，便致力用马克思主义统帅史料，为开辟和建设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阵地，研究并传播唯物史观，贡献了毕生的精力，建立了卓著的功绩。无论解放前出版的《历史哲学教程》，还是解放后面世的《中国史论集》《历史问题论丛》《中国史纲要》（主编）等著作，都对中国史学界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在对待历史的态度上，翦伯赞主张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严格按照历史实际来分析和研究历史，史论结合，言之有物。他重视史料的整理和应用，抵制唯心史观及虚夸学风。他坚持自己的良知，敢于说真话，声张正义。因此，在“文化大革命”中，翦伯赞不可避免悲剧性的结局
翦伯赞早年参加“五四运动”和北伐战争。大革命失败后、翦伯赞开始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问题，就开始了解到了毛泽东，1939年他就在《群众、领袖与历史》一文中赞颂毛泽东是“伟大的历史人物”。1945年毛主席赴重庆谈判期间，在八路军办事处工作的翦伯赞，第一次见到了毛主席。翦的父亲与国民党元老覃振是同学，覃宴请毛主席时，翦也在座作陪。翦曾作过冯玉祥的中国通史课教师，毛主席与冯见面时，翦有时也在现场。翦也曾应约到毛主席的重庆居处聚谈，并协助毛主席和周恩来，对冯玉祥和覃振做了不少工作。 1949年1月，翦伯赞来到西柏坡，毛主席又与他进行了亲切交谈。 1957年3月13日晚，毛主席在中南海颐年堂约见翦伯赞。当时中共决定开展一次整风运动，毛主席特意问他：“你在高等学校担任系主任，有些什么问题和意见？”翦伯赞说：“现在是重理轻文。”毛主席说：“从我们的历史和现状来看，重理有道理，但轻文就不对了。”于是翦伯赞提出并采取了加强文科教学和科学研究的建议和措施。 有一次翦伯赞在游泳场上见到毛主席，问道：“主席，您说中国周秦以来就进入封建社会，周，是西周还是东周？”毛主席笑着说：“这个问题你们可以讨论嘛，不要受我的意见约束。” 1959年2月19日《史学》专刊第152期发表了翦伯赞撰写的《应该替曹操翻案——从〈赤壁之战〉说到曹操》；同时还发表了希望学术界人士和读者参加讨论的《编者按》。这篇文章认为“曹操不仅是三国豪族中第一流的政治家、军事家和诗人，而且是中国封建统治阶级中有数的杰出人物。”毛主席看了翦伯赞的文章说：“曹操结束汉末豪族式混战的局面，恢复了黄河两岸的广大平原，为后来西晋的统一铺平道路。”接着他又为此对《三国演义》发了一通议论：“《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不是继承了司马迁的传统，而是继承了朱熹的传统。南宋时，异族为患，所以朱熹以蜀为正统。”其后，这场讨论在报纸上展开，郭沫若、吴晗、王昆仑等都发表文章，重新评价曹操。
毛主席对于中国姓氏文化有着特别的兴趣，初次与人见面沟通情感时，往往以对方的姓和名字为题，进行解释、运用和发挥。他就曾经给常德劳模刘际泉、少将潘振武、地委书记孙云英释姓析名，谈古说今，谈笑风生。 １９５０年夏，赛福鼎来北京参加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议，闭幕那天，毛主席一直把他带到自己的家里。在谈到新疆问题、维吾尔族为国家的统一作出过重大贡献时，毛主席说：“你知道翦伯赞吗？”他仿佛想起什么，没等回答，又说：“他是北大的教授，是你们维吾尔人。他的家在湖南桃源县，但祖籍是新疆。”“什么时候迁居湖南的？”“明朝初年。”“他的名字好像很特别。”赛福鼎说。“是的，他的名字不像一般维吾尔族那样本名加父名，他是有姓的。‘翦’就是姓，这是明太祖朱元璋赐的。”接着，毛主席讲了那段鲜为人知的历史，他说：“明朝初年，湖南常德和湘西一带土司发生叛乱，新疆维吾尔有一位勇武善战的将军，叫哈八十，朱元璋就命他率领一支由维族和回族组成的军队前去平叛。这支军队不仅平息了常德、湘西的叛乱，而且平息了贵州、云南等地的叛乱，为明朝南方的安定立了大功。事后，朱元璋论功行赏，封哈八十为‘镇南定国将军’，赐姓‘翦’，意为‘翦除祸患有功’，又在常德赐封土地，哈八十的后代就在这块御封的土地上生息繁衍下来了，翦伯赞就是那位哈将军的后裔。”“他们是不是已有了很大变化？”赛福鼎问。“尽管他们的语言变了，但从他们的习俗、服饰等仍可以找到维族的特征。有机会你可以去那里看看。”毛主席向赛福鼎建议说。 在重庆时，翦伯赞就写了《我的氏姓，我的故乡》，考察自己家族的种族来源。
翦伯赞在处理史学与现实的关系上不随波逐流，为学者所景仰，号称“良史”。 他十分正直，对“左”的一套很反感。当时历史研究中有一种“以论代史”的风气，他忍不住气愤地说：“写文章满篇都引用马克思、列宁、毛主席的话，就是没有作者自己的话，那你这篇文章应当还给马克思，还给毛主席，怎么能算你张三李四写的？” 1963年8月，《历史研究》第四期刊发了戚本禹的史学论文《评李秀成自述》，把李秀成论定为叛徒，翦伯赞在近代史研究所的座谈会上作了长篇发言反驳戚本禹，他说：“只是根据李秀成在几天内匆匆写出的供词，就推论他一生革命都是假的，太不公平……如果李秀成被否定了，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领袖中就没有几个英雄了，整个中国通史就要改写了。” 特别是翦伯赞不顾自己的安危，敢为吴晗鸣不平。1965年11月，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的第二天，翦伯赞对来访的《文汇报》记者说：“为什么要对吴晗同志那么粗暴？乱打棍子，乱扣帽子，这样搞，以后没有人敢写历史剧了！”他痛心疾首地说：“吴晗是我的老朋友，解放前他反蒋。他拥护党、拥护毛主席，连他都要整，所有进步的知识分子都会寒心。” 毛主席起初还是打算保翦伯赞的，1964年9月下旬，毛主席对“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组长彭真说，学术批判也要有个界限，不能乱批一气，我看郭沫若、茅盾、范文澜这三个人不准批，此外再加上一个翦伯赞。 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毛主席要以此作为突破口，打破他所不满的那种沉寂局面。不久，光明日报编印的两期《情况简编》引起毛泽东的注意，其中一期是《关于姚文元评〈海瑞罢官〉文章反应续闻》指出：“翦伯赞认为，现在学术界的顾虑并未解除，姚文元乱来一通，不利于百家争鸣。”毛主席看后，在旁边画了三个圈。12月21日，毛主席就在杭州同陈伯达、胡绳、田家英、艾思奇、关锋谈论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哲学问题和教育问题时说：“一些知识分子，什么吴晗啦，翦伯赞啦，越来越不行了。戚本禹的文章（指批评翦伯赞等人历史观的《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1966年3月17日至20日，毛主席在杭州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我的意见，还要打倒什么翦伯赞呀，侯外庐呀等等一批才好，不是打倒多了。这些人都是资产阶级，帝王将相。” 在这样的政治形势下，“学术讨论”迅速演变为政治上的大批判，翦伯赞遭受错误批判。《翦伯赞是怎样积极卖身投靠蒋家王朝的》《反共知识分子翦伯赞的真面目》之类的文字就充斥了报刊，4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翦伯赞同志的反马克斯主义历史观》的文章，占了几乎整整两大版，翦伯赞被扣上“反动权威”、“反共老手”的帽子，他的观点被诬为“中间观点”，对封建地主阶级实行“让步政策”。“文化大革命”一开始，翦伯赞就被揪出批斗。三个月之后，毛主席在讲话中又一次提到翦伯赞时说，翦伯赞出那么多书，你能斗了他？群众写对联，讲他是“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搞他你们行，我不行，各省也不行。” 此后，针对翦伯赞的群众运动也开始升级。 不过对于翦伯赞、吴晗这些学术人物的批判，随着运动的深入，也逐渐淡出了毛主席的视野。直到两年多后的1968年10月13日下午，在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开幕式上，毛主席在发表讲话时说：对于一些学者，所谓学术权威，不要做过分了，也要“给出路”，对北京大学的翦伯赞、冯友兰要给出路。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要照顾翦伯赞的生活，安排他的工作。
翦伯赞以自杀抗争，毛主席周总理震怒
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结束后，毛主席在闭幕式上的讲话录音在全国各地传达。北京大学也连续播放了两天。一些师生纷纷说：“毛主席保了翦伯赞！”“翦伯赞快要解放了！” 驻北大的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负责人，向翦伯赞和他的夫人传达了毛主席的讲话，11月18日，翦伯赞夫妇被安排在北京大学燕南园64号，月生活费由30元增加到120元，组织上还派退休工人杜铨帮助照顾生活。翦伯赞连夜给毛主席写了感谢信。毛主席看了说：“翦伯赞的信写得很好嘛！”此后一连几天，是翦伯赞夫妇难得高兴的日子。可是，好景不长，几天后，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副组长巫中，绕开北京大学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带人几次来到翦伯赞家，威逼诱供翦伯赞捏造事实诬陷刘少奇，遭到翦伯赞断然拒绝。
1968年12月18日晚约12时，翦伯赞夫妇俩服速可眠离开人世。在翦伯赞中山装的两个下衣袋里有两张二指宽的纸条，一张写着“我实在交代不出什么问题，所以走了这条绝路。我走这条绝路，杜师傅完全不知道。”另一张上写着“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 翦伯赞夫妇自杀的消息很快报告到毛主席和周总理那里，他们非常震怒。毛主席说：“为什么在刘少奇的专案已经结束之后，还要找翦伯赞继续调查刘少奇的问题？”周恩来批评说：“毛主席保的人，你们有什么资格让他坐监狱？你们对毛主席不忠！”毛主席和周总理对巫中“逼死翦伯赞有亲笔批文，指明性质严重，责令严肃处理。12月20日，根据毛主席和周总理指示，汪东兴和谢富治在人民大会堂主持召开了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成员会议，传达了毛主席和周总理指示，对巫中等人进行严厉训斥：刘少奇的罪行已经十分清楚了，你们还要去搞什么东西！又说，毛主席刚刚说要给翦伯赞、冯友兰以出路，你们就把翦伯赞给逼死了，你们这是对毛主席不忠。巫中被停职审查，刘（少奇）王（光美）中央专案组承担一定责任，并做了检查；在北京市自市委第一书记谢富治以下有关人员、驻北大宣传队、北大组织组、保卫组、驻历史系宣传队等有关组织的负责人及历史系翦伯赞专案组（都是学生）都层层做了思想检查。巫中到北大在一定范围内进行思想检查两次。中央专案组第一办公室临时党委给巫中严重警告处分，回原单位。
1978年8月，邓小平同志亲自批示为翦伯赞彻底平反昭雪。
在翦伯赞夫妇去世20年的1988年6月，对巫中做了最后一次处分，说巫中所犯“错误和后果都是及其严重的”，但“考虑到巫的错误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环境中发生的，本人做了检查，总结了教训“等等，因之给与“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
资料来源：
《毛泽东传（1949—1975）》逄先知等主编
《毛泽东年谱（1949—1976）》逄先知等主编
《翦伯赞传》张传玺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
《新史学家翦伯赞》张传玺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毛泽东与文化名流》陈微主编，人民出版社2003年出版 《万方乐奏》揣振乎著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102～103页） 《回忆毛泽东学英语》林克撰，载《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三联书店2021年出版）第2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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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9-8 05:37: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