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山河 于 2024-10-23 21:28 编辑
郑超麟《记何资深》一文读后感(一) 作者：陈道同 1947年9月至1949年9月，我与何资深先生在上海文华影片公司营业部的职工宿舍里，同屋居住了两年。我是该营业部的员工，主任就是托派少数派的领导人之一，楼子春先生。何资深于1946年夏之末来上海，经楼子春介绍，先在文华公司老板吴性裁家里任家庭教师，后来被安排到营业部做寓公，就是管他膳宿，但不算员工，不领工资。 我与何资深朝夕相处两年，按理说，彼此之间都应有了相互了解才对；但他是我的父辈，经验丰富，阅世又深，所以我只能说他对我的了解是深刻的，这从他平时对我的教诲可以看出来。那时我刚好二十岁，政治上极其幼稚，所以对他的了解，当时只留下了感性的印象；只是到了后来，政治上稍为成熟之后，经过回忆与反思，方始有比较理性的认识。 1991年郑超麟写了《记何资深》一文。此文后来收入《怀旧集》发行于世；1998年又编入《郑超麟晚年文集》，向国外发行。所以这是篇在国内外都有影响之作。我是这篇文章手稿阶段的读者之一。记得读后的第一个感觉是史料充实，文笔严谨，使我对何资深了全面的了解；第二个感觉是字里行间，贬意多于褒语，使我有些不安。 本来，斯者逝矣，都是六、七十年前的旧事了。何资深离世也近四十年。尤其那时中国的托派问题尚在禁区之内，过去的人和事处于黑暗之中，人物品质之高低，学识的深浅，难分眉毛与胡子，也失去了分辨意义，不说也就不说了。但是今天的学术界开始认识到："关于托洛茨基的评论，我国似乎还没有真正起步。"(《读书》99年第五期第63页)的时候，反思一下过去的问题，就不是没有一点意义的事了。 最近何资深的一位至亲来向我了解何资深的政治思想与郑超麟的政治思想究竟有哪些相同处和不同处。也许，这正是"起步"的一种反应吧，我感到我有责任向他解释：因为岁月流逝，似乎已没有其他人可以向他解释了。虽然我晚生后辈，知之甚少，本无资格议论父辈先人的。 下面是读了《记何资深》一文后的一点感想。 (一） 据郑超麟《陈独秀与托派》一文所 载，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层中发生派系之争。其中一个派，郑超麟称之为"陈独秀派"。陈独秀自然是这个派的中心人物。此时他五十岁，有五、六十个青年围绕在他身边，其中有郑超麟和何资深。这些青年共产党员后来全部转向托派，组成"无产者"社。 可是这些人转向托派的过程，并不一样。郑超麟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是这样描述他第一次读了托洛茨基《中国革命问题》时的感觉："仿佛有什么电光闪过我的头脑。我昏乱了，一时间不能判断那篇文章里的话说得对不对。"他在1980年写的《陈独秀与托派》中，对这一过程有了具体的叙述："我们很快就接受托洛茨基主义了。大概经过一、二个星期的相互讨论，互相交换意见之后，基本上都变成托派了。 拿托洛茨基文件给郑超麟看的人是尹宽，郑超麟在该文中是这样描述尹宽当时的神态的："他显然是被感动了。他一脸兴奋的神气介绍我们看这些文件……总之，我立刻被吸引住了。 "而陈独秀接受托洛茨基主义的过程却相当缓慢。郑超麟是这样说的："但陈独秀抵抗得最长久。……陈独秀看了托派的文件，每次都提出不同意见，然后他们同他辩论。……他们进一步说服他。当场他没有接受，可是再一次来时，他又以他们上一次的意见为基础，而再进一步提出不同意见。….....但最后，到了革命政权问题上(是不是无产阶级专政)，陈独秀没有被说服。……甚至同其他三派谈判统一期间，陈独秀也没有完全接受托洛茨基关于政权性质的意见。" 从上面简单的介绍中，清楚地看到接受托洛茨基主义的过程，两代人是不一样的：青年们是经过一、二个星期的讨论就完全接受了，而陈独秀是经过长期的抵抗，最后还在下次革命的性质及政权性质这样根本的问题上保留自己的意见而转向托派的。所以即使在当时，他也是一个不彻底的托洛茨基主义者。表面看这是两代人之间必然有的，称"代沟"的区别。从更深的层次上看这个差别，是书本到书本还是理论必须与国情相结合的差别；说到底，是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上的差别。到了1980年郑超麟写《陈独秀与托派》时，他似乎对此也有了认识，他说"中国的现实除陈独秀一人外，我们所知也不多。"所以，打个比方，青年们是"兴奋"地走向托派的，陈独秀是被青年们引着推着走向托派的。至于何资深是如何转向的，没有留下文字资料，这里就不作猜测了。 几乎与托派四组织谈议统一的同时，也是在1929年7、8月光景，陈独秀被迫参与了一场争论，从他在这场争论中所发表的政治意见来看，不仅在下次革命的性质上，即"不断革命论"托派的这个根本理论上，他与中国托派有分歧，而且在另一个统一重要的理论问题上，即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关系这个问题上，他与中国托派也有意见分歧。这场争论就是有名的中东路事件的争论。争论的一方，是陈独秀一个人；另一方，是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再加上托洛茨基与中国托派。 "中东路事件"是这样一次事件：中东路指的是中国东北境内的几条铁路，根据中苏条约，由双方共管。1929年5月间，国民党以武力接管了中东铁路公司，并摆出 进攻苏联的架势。国民党的目的是明显的：利用本国人民的民族感情，掀起反苏反共的浪潮。国内外各种政治力量对这个事件的反应则各个不同。主要有： "共产国际作出决议，指示各国共产党组织人民群众，发动一个'保卫苏联'的运动。" "中共中央……在机关报上发表了一系列宣言、建议和文章，提出'武装保卫苏联'等等口号。" 陈独秀对这一涉及中国民族利益和民族感情的重大事件，连续给中共中央写了三封有名的信，对中央如此简单粗暴的做法提出批评。那时中共中央的领导人是李立三等。他们自然不接受陈独秀的意见，给陈独秀头上扣了许多帽子。 直到八十年代，国内外历史学界才一致公认，在"中东路事件"上，正确的是陈独秀。 令人遗憾的事还在这里：当年托洛茨基本人的主张也是要求中国及其各国的托派"要完全牺牲自己来保卫十月革命的胜利。"当年对这个口号的解释是这样的：十月革命的果实属于全世界无产阶级，中国托派当然响应托洛茨基的号召。据唐宝林《陈独秀传》下册所说："陈独秀后来与中国托派组织谈判统一时，他在中东路问题上的正确主张，还被视为他仍坚持机会主义的'五大错误'之一。" 这里需要公开指出的是：共产国际及苏联提出"保卫苏联"的口号是根据"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以牺牲别国利益来保卫自己的考虑，出于"右"；托洛茨基提出"保卫十月革命的胜利"是基于世界革命的理论，是出于"左"。这件事 再一次说明：凡事都有一个"度"，超过了这个"度"，右的左的走到一起来了。 我感到"中东路事件"的意义除上述国际主义应与民族主义相结合这一层意义外，还有另一个意义。"工人无祖国"一直被当作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口号，它由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来后，当时一直被各国马克思主义者奉为经典。我不知道在陈独秀之前，世界上是否曾有人对它提出过质疑。至少在中国，陈独秀是敢于突破教条，根据中国现实，把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结合起来的第一人。《宣言》发表至今已150年，对"工人无祖国"这个口号，历史已作了重新评定。1998年第10期《读书》上，有篇纪念文章，其中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显然忽视了民族主义(以及种族，性别等因素)超阶级利益的可能和民族国家至今不衰的生命力" 上面说的是，陈独秀在转向托派当时，就在两个主要问题上与中国托派其他领导人的意见相左。一个问题是下次革命的性质，一个是要重视民族问题。恰恰这是革命的两个根本问题。所以到了后来特别是到了民族存亡关头的时候，他们的不一致导向南辕北辙的结果，是不可避免的。综合前后，他们一致的地方只有两点：一是关于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分析；二是对于斯大林主义及苏联性质的评价。即使在这两点上，大概也只能说是基本一致，而不能说完全一致。 这样，当年的"陈独秀派"，到抗战开始的时候，几乎只剩陈独秀一个人了。我说"几乎"，是因为还有一个人自走出国民党监狱起就追随陈独秀于左右，直到陈独秀逝世。这个人就是何资深。何资深转向托派以及在对待托派统一的态度，郑超麟在文中是这样评价的："何资深完全站在方面" 。 至于后来何资深在抗战问题上的态度如何，郑文中没有提到。他本人不属于"理论型",没有文章留下来；我与他相处两年，他对历史上的问题，谈论很多，我都未曾记住。总的印象是有的，但作不得数。但是从下面几个事实可以判断，他始终"完全站在陈独秀一边。" 第一个事实是：1937年夏秋之际，托派领导人相继走出国民党的监狱。从他们的去向上就可以看出，陈独秀与其他人的分歧已到了何种程度了：陈独秀一人去了抗战的大后方。先去了当时的抗日中心地武汉，虽遭中共"汉奸诬陷"的围攻，仍不改抗战初衷。武汉失守，远走四川，贫病交加，老死江津。老托邀其出国不去，国民党许以高爵不就。相随左右者，唯何资深一人。《记何资深》一文，对此有着忠实的描述："《新华日报》诬蔑陈独秀为汉奸后，他就从长沙来到武汉照顾陈独秀。"可见他是在陈独秀最困难的时刻出现在陈独秀身旁的。此文接下去说："以后又去四川照顾陈独秀，一直到陈独秀死后料理后事，搜集遗稿，同商务印书馆订立出版合同；到上海后又集资出版陈独秀晚年的论文和书信。这些事情费了他不少心血。这是何资深做的好事……换一个人，陈独秀身后的事情不会做得这样好。" 托派统一后的领导人，除了陈独秀、何资深去了抗日大后方，以及消沉和叛变的以外，其他人都回到沦陷区的上海。王凡西出狱后曾一度去了武汉，与陈独秀相会，但二个月以后，也回上海了。王凡西在《双山回忆录》中记有此事，读一下也有裨益： 我是1938年2月离开武汉的。所以要离开，首先是觉得无事可为，独秀的所谋都不成。其次是对于抗战和前途的看法，与独秀合不到一起。我发现在这方面和'上海'接近得多一一虽然在某些方法上，我是赞成独秀的，……独秀不同意我走……可是我去意已定，无法挽留，他只好让我走……并约我至多半年再到大后方来，和他一起打开更有效的工作出路。 可见，是政治的抉择决定了王凡西的去向。为了叙述上的方便，我把本该在后面说的话，移前来先说。 由此可见，中国托派领导人走出国民党监狱大门后，共有三个不同的去向： 陈独秀坚决去了抗战大后方； 郑超麟坚决去了沦陷的上海 ； 王凡西先去了大后方后返回上海。 有趣的是，这三种取向与后面将要提到的三种对抗日的意见，在现象上，在理论上都十分相符。这不会是偶然巧合，而有必定的因果：理论决定行动。据此，我完全有理由说，何资深之奔赴抗日大后方，有其理论支配着。 能够断言在抗战问题上何资深也是"完全站在陈独秀一边"的第二个事实，也就是《记何资深》一文中所记载的，郑超麟第一次与他绝交这件事。文中如此写道；第一次(绝交)就在他离开绩溪县回湖南的时候。他要我们夫妇跟他一起到后方去。我不同意。一来后方在国民党政权底下，国民党随时可以把我关起来，……二来我在后方没有家，无法生活，在上海可以译书卖钱，何况托派组织在上海。何资深以为他的坚强意志可以压倒我，使我屈服，坚持要我们到后方去。于是他和我大吵一场，从此二人不说话。…… 郑超麟说了三条他不去后方的理由，却一点没有说明何资深"坚决要我们到后方去"的原因。可以肯定的是：导致这次绝交的根本原因，是二人政见上的不同，这个时候的"政见"自然只能是对待抗日问题的政治意见。关于这些"政见"，《双山回忆录》中有个归纳，文字简赅，抄摘如下： 抗战初期，中国托派内部有没有原则性的政治意见分歧呢?有的，约略分别说来，可得三种：第一，为陈独秀所代表，其主张可说是"无条件地拥护抗战"；第二，为郑超麟所代表，他不赞成"拥护抗战"的说法。因为他觉得中日战争自始就应了解为新的世界大战的一部分；第三，包括最大多数的托派同志，其立场可概括为"拥护抗战，批评其领导"，……其中有我…… 可见，三种政见中，针锋相对的是陈独秀与郑超麟。何资深完全站在陈独秀一边。这才是他们二人第一次绝交的真正原因。要说谁对谁错的话，世人早有公论，此地不说了。 第三个是事实：陈独秀逝世后，何资深作为遗言执行人，整理出版了陈独秀遗著。遗著分两部分，学术部分和政论书信部分。后者出版于1949年初。我亲眼看见他整理出版《陈独秀先生最后论文和书信》的全过程，而且也做了部分遗稿的誉写工作。这是一本薄薄的小册子，印刷装订很粗糙。我现在没有了，任建树等于1993年编集的《陈独秀著作选》第三卷注明选自这本小册子的文章共十篇。我不知道还有没有未被选用的。这本小册子虽薄，文字不多，但在陈独秀的思想历程中占有重要地位。史家们称之为"最后见解"。唐宝林在《陈独秀传》下册中对此有个评价： 客观地说，陈独秀"最后见解"的是非是非常复杂的，客观地说，自 "见解"产生以来半个世纪历史表明：它既有偏激之词，又有深刻之见；既有主观妄测，又有英明预见。有些意见的价值，还有待后人去评说，有待将来的历史事实去检验。 这是唐宝林在十年前，即1989年作的评价。十年间，学术界对陈独秀的研究上了一个台阶。听说作者对这本书有修订之意。我想作者总不致于对十年前的评价往后退吧。 不能埋没何资深之功。 需提一下的是：在这本小册中，有一处陈独秀提到了何资深的一个政治见解：关于"大战失败国有无革命"这个问题，"我只能答复一个否字，尤其在英、法。在此点，资深和希之(即吴季严，陈独秀外甥)比我尤坚决的否定英、法有革命的局势"(给西流的信，1940年9月)可见在战争前途问题上，不管是对是错，何资深与陈独秀的意见是一致的。 还需提一下的是：这本小册子发行于1949年初，这时离上海解放不远了。我知道对陈独秀的遗著，他是很珍惜的，保存在上海中国银行的保险箱内已有二三年了。他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候出版?不是没有原因的。这个问题让历史学家们去议论吧。 《记何资深》一文中还有这样一段话："我只记得瞿秋白在他面前戏称他'讼棍'。……旧社会的讼棍是以深文周纳，能言善辩，把黑说成白，把白说成黑著称。……瞿秋白注意他这个特点。" 可是在《陈独秀》下册中，唐宝林对他的评价却是："罗(汉)、何(资深)是忠厚之人，一贯对陈独秀尊为父师。'北大'同学会及罗汉、何之瑜(即何资深)的照顾和帮助，是陈独秀晚年生活安定度过的重要保证。" 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且占一对联如下： 听其言，当众面秋白戏称他是"善讼之棍" 察其行，于身后宝林尊益其为"忠厚之人"。 这就叫做"历史"。 作者：陈道同1999.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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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10-23 13: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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