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1975年的松毛》（1）

津市吴若愚

  小   说

—当代—

                                                                          --龚峰

1975年的松毛

              联想真是奇怪的东西。
              周末，响着大雨，我正坐在厨房门口懒心懒意地削土豆，忽然看见一支赭红色的蚯蚓，载蠕载袅地爬上了象征门槛而只是虚饰的黑色瓷砖。我天生恶心蠕动的活物，一脚就把它的努力踢回了几十年。

              那应该是1975年，春天在连续一周的暴睛之后来得有些凶猛，野草莓、野杏、桑葚，大批野果都因注射了荷尔蒙激素早熟了。满山的松树，树梢勃起的松花，枣红色的、褐黄色的、鹅黄色的，毛乎乎，粉茸茸，像现在的棒形蛋糕，又像古代欧洲宫廷里的豪华烛架，九十九万枝蜡烛明晃晃地照耀着叫花岗。
             当时没有实行计划生育，一个生产队的同龄娃儿就有几十个。不到四点钟就放学了，小卵包坨们一路迤迤逦逦、进进退退地往家走，布袋书包空荡荡的，比八十三岁婆婆的乳房还干癌，里面就是一本语文、一本数学、一支铅笔、一把铅笔刀什么的。几乎每人手里都挥着一根黄荆条棍子或枯竹棍，抽打豌豆荚、油菜棵、树叶，也抽打偶尔从水田里腾跳起来的青蛙。一只大肚皮青蛙被大屁股抽死了，四脚朝天挺在一碧绿的车前草上，初夏的阳光在它惨白的腹部痉挛。大屁股极有成就感地尖叫起来，在遍布牛屎的机耕道上扎了一个筋斗。袁四堂和黄轱是我们队里的齐天大圣，却没有大屁股那样击毙青蛙的战绩。一头刚刚卸轭的母牛低头摇尾在前面吃草，袁四堂瞄准牛尾巴向左晃悠的间隙，一棍子戳进了它的窟隆。母牛猝不及防，失蹄踩进秧田，还往前蹄了几步。袁四堂用嚎叫庆祝胜利，小卵包坨们也无不欢欣鼓舞。
              湘北1975年春夏之际暴发的虫灾绝对是一个凶兆，第二年，唐山就发生了强烈地震，伟大领袖毛主席也逝世了。这是我只能隐约预感但绝对无法具体测知的巨大事件。因为一个山野小孩子当时的地理知识视野里根本就没有唐山。
              我把我惴惴不安的预感和班主任及我妈说过，班主任马前卒老师是我少年时的偶像，他梳的披发有点像唐国强，也就是有点像画像上的毛嗲嗲。上数学课还给我们讲毛主席指挥千军万马，自己就是不拿枪。中午，他躲在房里吹笛子，那金光闪闪而又曲曲弯弯的笛声，现在看来都是专业级别的。他还给我们说，收音机报时“嘟嘟嘟嘟嘟嘟”响六下，嘟一下代表十分钟。
              马老师沉吟了几秒钟，接着笑着用中指指着我的鼻子:“你想说什么？什么凶兆？小藠果坨，你是预言家，哈哈!“
              我当时不懂预算家是什么角色，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只是心里对未来的某种本能直觉像一把稻草在胸膛里堵得慌。我不屑于把我的想法讲给袁四堂、黄轱、八毛他们听，他们是什么智商？我三遍就能把《为人民服务》背得滚瓜烂熟，还在学校的新儿歌批旧儿歌活动中创作了一首儿歌，差点上了《人民日报》，校长奖励了我一瓶金凤牌蓝墨水。他们算什么？袁四堂留了两次级，连“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这几个字也写不对。黄轱、八毛写作业老是重作，一个本子做一次作业就被老师撕完了。至于大屁股，每天都会因为吐女同学的涎水、偷农民的黄瓜、朝学校厕所丢砖头溅起滔天粪尿被老师揍得嗷嗷怪叫，那哭叫声夸张得连屋顶上的瓦片也瑟悉发抖。我宁可把想法烂在肚子里，也不会对他们说出来。再说，我说了他们会嘲笑我满脑子二百五。他们还喜欢告刁状。
              铺天盖地的松毛虫围困了叫花岗青春期的松树。小卵包坨们行进到山上，狂欢的节目已经转到踩踏松毛虫了。赤脚踏上那些翠绿的、在地上无耻蠕动的毛虫，不需要使劲碾压，肉滚滚肥嘟嘟一寸多长的家伙就成了一滩青色的泥巴，这比在生产队晚上开地主陈麻子的批斗会，往他脑壳上撒灰、后颈窝撒尿还过瘾。
              “我踩死37条了。”八毛说。
              “还只37条？我没数，恐怕有100条了。”袁四堂号召大家用劲踩，把叫花岗路上所有的松毛虫杀得卵条精光才能回去。
             噗，噗，噗。叭，叭，叭。嘆叭叭!
              单响。还有双响，多响。（未完待续）

摘自《城市基因——津市文史丛书》文艺卷   文学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