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我的两位老师》

津市吴若愚

散   文

—当代—

                                                                                      --汤业辉

我的两位老师

                 我想起了我的两位老师，余谷生先生和他的二女儿余亚男女士。
                 余先生是我父亲的舅舅。我喊舅爷爷。我的几年私垫基本上是在他那里读的。他教书的课本是《百家姓》《三字经》《幼学琼林》《诗经》之类。
                 每天上午点三次书、下午点三次。点书就是教新的一段。悟性好的点得多，悟性差的点得少，因此一本《百家姓》，三年还没点完的也有。点完先生也简单地讲解一下，如“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先生一边用朱笔断句，他一边念，学生跟着读。然后，先生讲解:“学习知识能经常温习，不是很高兴么？”所谓断句，只是在一句末后划一个圈。不用现代标点符号。每点新的一段，背前一段，一本书点完，要通背，叫包本。
                 学生背书，先生常打瞌睡。我们摸到了这个窍，开头几页背得滚瓜烂熟，到了中间与最后，就只能瞎喊“子乎也者”了。其他同学，这时便提高声音大声朗读，使先生放心睡。这是互相商定了的。这时先生进入梦乡，就轻易蒙混过关了。
                 每天读书，也不下课休息。读疲倦了就写毛笔字，大字间小字，节省纸。字写得不端正，脏兮兮的，是要打手板的。
                 我觉得舅爷爷很有学问。我父亲叫汤玉泉，他为我父亲写了一副对联:玉洁心犹洁；泉香酒亦香。
                 来我家的客人说，对联好，书法也好。还说“泉香酒亦香”与欧阳修的《醉翁亭记》的“泉香而洌”有异曲同工之妙。因此我还特去找药铺吴先生借来《古文观止》读这篇文章。
                 别人背后说舅爷爷是书憨子，甚至有喊“余包子”的。他口中不断念念有词，都说他是推敲诗的平仄。有一次他去挑水，他一边哼哼，拿着钩子扁担，钩了一只桶，到塘边舀了一桶水，发现少了一只桶，他不空手回去拿桶，却将这桶水倒掉，提着这只空桶去配另只桶再来挑。
                 还一次，猪在园中吃菜，他喊道:“冢食园蔬，冢食园蔬啊。”众人听不懂他在说什么，呆呆地瞧着他。他叹道:“何其愚也，何其患也。”书憨子，大概就是这么出来的。后来，同学们在互相打闹中互摸着头，“何其愚也，何其愚也。”
                 那时我才十岁左右，我常记起这段岁月，舅爷爷家前后有荷塘。夏天荷叶随风翻动，荷花亭亭玉立。塘边有高笋，青绿的长叶，微风吹来莎莎着响。他家常用高笋煮鲫鱼，味道特鲜美。屋后园中有株桃树，春天开很多红色的花，引来群蜂飞舞。这是一种迟熟的桃子，叫烧包桃，要到农历七月半才可以吃，个儿小但很甜。学生是不准偷摘的，如谁偷了，被告发，便打屁股。
                我被打屁股是常事。我家离学校有两三里路，要经过一段墓地，常是天黑才回家，我非常怕鬼。教室有一个自鸣钟，从未校对过。有时天黑了，钟还未到放学时间，他也不放学。我想起那段墓地，只想他早点放学。有几次我爬到书桌上，将钟拨快一圈，被同学告发。当然要被打了。
              舅爷爷有五个女儿，一个小儿子。后三位都比我小，却是我的长辈。大女儿在外地，二女儿余亚男，我喊舅姑妈，别人说她一肚子书，我也搞不清，只知她学问很深。人也很漂亮，高挑个儿，鸭蛋形脸。因她只读书，没做过粗事，皮肤白嫩，透着桃红，眼睛水汪汪的明亮，立着如塘中荷花，纯净而美丽。那时我年纪虽小，已读过“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已知“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意思了。
                 在一个乡村，有这么一位才貌双全的女子，令很多人神魂颠倒，垂诞三尺，说亲的很多，都没说成。
                 后来，舅爷爷将亚男姑妈许配给一个小地主的儿子，他家有几十亩田，没读什么书，个子也并不高大。亚男姑妈自然不同意，她跑到我家，告诉她的泉哥，就是我的父亲。我父亲也觉得不合适，就去游说他舅父，舅爷爷说:“杨家节俭，满城老实，有几十亩田，过日子不怕的。
                 亚男姑妈读的是那些老古董的书，“父母之命，媒勾之言”，不敢违抗，这宗不相称的婚姻，她也只得接受。
                 日本鬼子来以前(1944年之前)，亚男姑妈便出嫁了。她家离我家近，亚男姑妈也坐馆教私垫，我就转到她的门下读书。因此，她是我的第二位老师。
                 一位才貌双全的女子，嫁到这么一户人家，这么一个不起眼的丈夫。很多人不服气，说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
                 日本鬼子来了，书教不成了。先生学生都要跑兵，躲日本鬼子。亚男姑妈躲在芦苇中睡了几晚。
                 后来，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亚男姑妈日子更不好过了，戴个地主帽子。她那么满腹文才，在肚子里总有点气鼓气账，要表现出来，她心血来潮，也作几句小诗哼哼，被人一歪曲，成了被批斗的把柄。那文字狱盛行的年代，怎容她作诗？
                 几十年过去了，她几乎在痛苦中度过。
                 我常想，亚男姑妈以她的德、才、智、美，不嫁给杨家，毅然走出去，到大社会接受一点新文化、新思想，那结果又如何呢？
                 我静静思索，这是命运的安排么？

摘自《城市基因——津市文史丛书》文艺卷   文学篇

朱明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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