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1987年的春耕生产

利剑

           难忘1987年的春耕生产
                           苏国才

    我出生在农村，在农村生活了17年，对春耕生产并不陌生。但1987年的春耕生产，对我来说，意义别具一格，终生难忘！
    1987年春节刚过完，正月初五（1987年2月2日）上班（那时一周上五天半班，休息一天半，春节法定假日2天，加上挪调2个周末3天，共5天假，从大年三十除夕到正月初四春节休息）。上班后的例行收心会上，行署办公室领导决定响应地委、行署领导的号召，派出几个工作组深入农村基层，协助农村基层组织掀起春耕生产高潮，为期一周。行署办秘书科张友德副科长（我一直尊称“德哥”，比我年长几个月）、保卫科的周斌同志和我，被分配去慈利县溪口区溪口镇（当时地域广、人口多的大县都设区，不是一级政府，是县委、县政府的派出机构；慈利县1988年8月划归新成立的大庸市，后更名张家界市管辖）。在行署办公室杨万柱主任的带领下，我们一行4人，正月初七（2月4日）上午到慈利县政府办中餐，下午到溪口镇，住在镇政府的招待所里，被褥不新，卫生尚可，公共厕所水泥地，矮矮平房石灰墙，设施条件很是一般，毕竟是乡镇招待所。慈利县当时是常德地区的贫困县，溪口镇又是远离县城的贫困乡镇。对我这个出身农村，从军营里走来的人来说，这一切都不是问题。晚餐在区委食堂，那时候的环保菜肴十分可口，大约还喝了2两当地村民们自酿的“包谷烧”，口感不好，太刺激，不敢多喝。晚上在招待所睡得很香。大山深处的村民格外厚道，民风非常淳朴，晚上十点钟还不到，小镇上就已经是灯火阑珊，万籁俱寂，远处偶尔传来几声犬吠，更添山乡的悠然静谧。
    第二天正月初八（2月5日），上午听取溪口区委和溪口镇党委关于春耕生产有关情况的汇报。我虽然在农村生活多年，一是那时年小幼稚，不谙世事；二是只知道跟随大人们一起干，尽管“掀起春耕生产新高潮”的口号很熟悉，但多年的军旅生涯，根本不知道怎样掀起春耕生产高潮。所以，我只有认真听讲，认真记录。下午，参观化肥、薄膜、农药、种子等等春耕生产物资的储备情况。大约下午3--4点钟的样子，群山那边传来火警信息，我们立马掉头向起火山头奔去。到了现场，已经有很多村民在从山下提水上山浇火。还有的折下树枝打火。我们是远道而来，没有水桶，只好折树枝打火。所幸火势不大，又是在一片缓冲坡上，大家齐心协力，一会儿就将山火打灭了。后来据查，起火原因是儿童在山坡上玩放野火烧干草游戏所致（我们小时候也玩过这种游戏）。        中、晚餐都在溪口镇党委、政府机关食堂，晚餐照例喝了2两“包谷烧”，尽管我的酒量不止于此，真的是不敢喝，太刺激了，难以下咽，也怕喝醉了出洋相，怕影响转业军人的形象，更怕影响上级机关在基层的形象。
    第三天正月初九（2月6日），参加全镇各村和街道支部书记大会，区委领导讲话，镇党委书记、镇长讲话，一个个都振振有词，慷慨激昂，头头是道。我十分感叹做农村基层工作的不易。使我想起了小时候对公社干部的钦敬和仰望！下午参观镇容镇貌。溪口镇是一个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地方，革命老前辈贺龙元帅曾率领红军战士在这里和敌人殊死搏斗，一座千年木制风雨桥从此更名为“红军桥”！走在桥上（当时是进镇的交通要道，可以走上桥。后来为安全计，也是为了保护革命文物，在“红军桥”上游百十米远的地方另修了一座钢筋水泥桥，封闭了“红军桥”，只作为人们徒步休闲、瞻仰、凭吊革命先烈的地方），仿佛可以穿越时空，听到红军战士杀敌的震天呐喊声，奋起反击激越的冲锋号声，震耳欲聋的枪炮声；溪水河边淡淡的薄雾，仿佛是战场弥漫的硝烟，春日阳光下随风摇曳的山林，宛如迎风而立的红军队伍，桥上一幅幅熠熠生辉的对联昭示着风起云涌的沧桑岁月。遥想当年，铁马冰河入梦来！
    那时候，招待所条件有限，没有电视机，大冬天没有条件洗澡。晚饭后，在食堂打水，简单的洗漱一下，我们几个人在一起议了一下这两天的感受。按计划分成两组，明天下到村里实地踏勘春耕生产的备耕情况，杨主任和周斌同志一个组，目的地是离镇政府比较近的一个村；德哥和我一个组，目的地是溪口镇天桥村，距镇政府最远的一个村，有近20里山路，是距溪口镇最远的村，也是最困难的村，不通路，不通电，不通水，是一个自然条件非常恶劣，望天收的贫瘠山村。
    晚上大约10时许，正准备就寝时，一个村里急报发生山林大火，站在门外可以看到那个方向烧红了一片天。区、镇政府立即组织机关干部赶赴山林起火村参加救火。区、镇领导叫我们几个不要去，深夜十多里山路，很不容易，你们城里来的人不适应走夜路、山路，很危险。我们毅然决然地加入到灭火的队伍中，翻山越岭，凭着微弱的手电光，几乎是一路小跑。翻山越岭跑了一个多小时，我们赶到的时候，看到有上百的村民都提着水桶，从河沟里在往山上传水，我们立即加入到传水队伍中。据村干部说，大火从小烧到大，才向镇里报告，先后烧了三个多小时，起火原因是小孩放鞭炮引起的。回到招待所，应该是半夜12点多了。因为来回20多里山路都是小跑，衬衣衬裤都汗湿透了，没法洗澡，因为先前都有准备，带了换洗内衣裤，虽然不能洗澡，还是可以换一下干净的内衣裤。
    第四天正月初十（2月7日），早餐后，德哥和我在镇修防会覃主任（忘记他的名字了）的带领下，向天桥村进发。天气放好，阳光明媚，尽管山区的积雪还没有融化完，但在春日和熙阳光的照耀下，显得特别温暖。但这种温暖马上就变成了负担，因为上坡下岭，越溪跨沟过坎，根本没有称得上路的路可走，马上就燥热难耐了，我们脱掉了厚重的外套、毛衣，又脱掉了毛裤，每人背着一包衣裤，我说我们象逃难似的，覃主任说逃难的人也不会往特别困难的天桥村跑，再说逃难的人哪有你们这么好的衣裤？大家会心一笑。覃主任真不愧是山区工作的基层领导，比我两的年纪大（他应该有40多岁，我们两刚过30岁），一路上如履平地，健步如飞，还时常扶我们下坎、上坡、过溪。说是只有近20里山路，我们上午9点多出发，下午1点左右才到天桥村张书记家。肚子早就饿的咕咕叫了。张书记家的条件应该是不错，从他家火塘里挂的腊肉可以看得出来，应该是不止一头猪的腊肉，还有腊香肠、羊肉、牛肉、鸡、野猪肉......那个年代都应该是纯天然的环保食品。不一会儿，张书记夫人担出来腊肉、腊鱼......这也许就是最正宗的湘西火塘腊菜，真香！真难忘！下午去看了村里的小水坝，水力打米厂，村里的林场。晚餐只是象征性的吃了一点点，中午饭吃晚了，吃多了，还喝了2两酒。是夜，在张书记家，与德哥（德哥也是出身农村，恢复高考上大学，大学毕业后分到行署机关工作）同宿一床，高山峻岭中的山村有这个条件算是很不错的了。
    第五天正月十一（2月8日），早餐后去看村小学，小学有大小两排共十多间房子，好几间都垮了，也没有修缮。接待我们的是一个姓周的女老师。张书记调侃她说，她是校长也是老师。因为天桥村小学现在只有一个老师，两个班级（一个一年级，一个三年级），一共30多个学生。一个老师教两个班级，一年级上课，三年级自习，反之亦然。数学、语文、音乐、体育都是一个老师教，可想而知，教学质量难以保证。时下看来不可思议，可这就是当年的现实。周老师告诉我们说，天桥村学校最红火的时候是1970年，有7个班，小学1--5年级（当时小学学制只有5年）各一个班，是完全小学。初中1--2年级（当时初中学制只有2年）各一个班，也是完全初级中学。最多的时候，老师就有十几个人，1976年以后，学校日渐衰落，到现在只有两个班级，30几个学生，我一个老师了。
    我好奇地问周老师：听你口音好像不是慈利县本地人啊？她说她不是慈利县人，是长沙人。1962年长沙牌楼简易师范学校毕业后，在当地一所小学教书，经人介绍嫁给了老林，他当时在长沙汽车电器厂工作。1969年清理阶级队伍时，因为老林有前科，她随老林下放回到溪口镇天桥大队，带着一个孩子（男孩），孤苦伶仃的林家老父亲没有房子，她们只好随公公住进一个天然岩洞里，大队领导看她师范毕业有文化，教过书，就接纳她为民办老师，在岩洞里住了4年，其间，公公在岩洞里去世，又生了第二个孩子（女孩），大队领导看到她的生活实在太难了，就准许她上山伐一些树，帮她盖了三间木制房子，后来又生了一儿一女。他说，学校如今破败不堪，不断萎缩，那么危险难走的山路，孩子们每天上、下学真的是好困难哟！尤其是下雨下雪天，我真的生怕孩子们有什么闪失，哪天一步不慎掉下悬崖啊！她说她经常尽可能多，尽可能远的接送孩子们，一直很紧张，很难过！自己作为老师，愧对家长们的期望！她说着，眼圈就红了，眼眶里涔满了泪水！一个来自大城市的孱弱女子，为爱情、为家庭、为孩子、为学生、为事业？那是多么的不容易啊！那时多么的高尚而令人敬佩啊！
    我说现在的民办老师有转公办老师的政策，每年都有民办转公办的指标，你知道这个政策吗？她说知道。但我的条件不够，文件上说，要民办执教20年的才符合条件，自己还差2年多。我说，哎，你在这信息闭塞的大山深处，谁来帮你执行政策哦！她说那也没有办法，只好听天由命。我斗起胆子说，我来给你想想办法吧！张书记立即接过话题说，你们来自地区上面，信息多，路子多，帮帮周老师，我们这地方太难太穷，真的是太为难她了！我告诉周老师，现在每年都有农转非的指标，你把自己和4个孩子的情况、家庭情况写个报告，老林就不要写进去了（老林已经53岁了，比周老师大13岁，而且是有前科的人，当时也是隐瞒年龄骗婚与周老师才走到一起的），然后天桥村党支部签个意见，再到溪口镇政府签个意见，再到溪口区文教办签意见，再交到慈利县政府办公室唐松菊（男）主任（曾打过交道，澧县老乡，办事很爽快干练）那里，我会告诉唐主任，他再去找县教育局、公安局、民政局、粮食局、政府办等单位签署同意农转非的意见，最后再送到我那里去，我再找领导签署意见。我去努力，办成了，你们也不用感谢我，我的良心驱使我这样做，办不成，也别怨我，我一个办事员毕竟能力有限。    下午我们回到溪口镇。是夜，我辗转反侧，久久难眠，我们国家还有这么贫穷的地方，还有那么坚韧不拔一心为百姓的教师，国家向何处去？什么时候能给我们的人民一个安居乐业，幸福安宁的生活啊！
    第六天正月十二（2月9日），上午与溪口区和溪口镇党委、政府负责人交换意见，杨主任代表我们说了很多鼓励基层同志的话。下午回到常德。
    大约3--4个月之后，慈利县政府办公室的唐主任给我打电话说，县里这一级的手续都办好了，明天他把周老师的申请和县里各部门的审批意见送到地区来。我说好的，接下来，我来跑。
    这个事情，我一直没有给杨主任说过，我怕县里的那一关过不了，因为这还是要占慈利县每年农转非的指标的。唐主任送来材料问我，你为什么要为一个非亲非故，素不相识的人那么费心费神？我说什么都不为，就是看到周老师太可怜了，就是想发自内心的做点好事，主持一点公道，给社会最底层的人一点公平。唐主任说，你还是没有改变农民的真诚，军人的质朴！我说，老乡领导你过奖了！
    后来我拿着材料给德哥和杨主任汇报，他们都同意我的想法，说我办了一件大好事，最终大约在1987年9--10月左右，在年度下达农转非指标时，周老师和4个孩子，一家5口农转非指标戴帽下达。她老两口和大儿子11月专程来常德，说是要看望我，感谢我，给我带来了一瓶红酒（那时的价格应该在2元左右）、据说是她们自己在山上采摘的大约2两左右野茶（应该是好东西，很香。可惜我们家都不会喝茶），一只一斤多重的乌鸡。这些东西我怎么推都推脱不掉，直至她们还说了很多我是不是嫌她们这点东西太少太轻之类生气的话。按理说，她们那么几百里大老远拿来一点东西，虽说很轻，但她们的心很真，情很纯，她们经济条件太差，拿出这点东西，她们也是尽力了，要他们拿回去，也似乎不近情理；我拿给德哥，德哥也坚辞不受，我只好收下了。我通过德哥安排她们住在桃林宾馆（现在已是一片商品房地），一起共进晚餐。第二天早晨，我请她们去清真第一春吃常德特色早餐米粉，陪她们逛街，给老两口一人买了一双布鞋，依稀记得是一共花了6--7元多钱，应该是超过了她们送我的物值，我这才心安！
    后来1988、1989、1990年老两口都来过常德，说她们的大儿子安排到长沙某建筑安装公司，大女儿安排到慈利县教育局印刷厂，三儿子在慈利县城上高中，四女儿在慈利县城上初中。再后来就没有后来了。
    伟人说：“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难忘的1987年春耕生产也过去三十八年了。我衷心地遥祝周老师一家身体健康，生活幸福！
                                 

                                          2025年2月25日整理

丁仕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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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光新

草根情结，民本情怀，军人本色，公仆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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