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一九七五年的那次业余创作学习班 文/张新民

我心和谐

当年学习班的同学冯北霞老师：
新民先生您好！看到您的杰作，有话想说。合影照片上，您坐前排左三，我坐二排左二，左一是汪筱玲，左三是桃源本地一女孩……谢谢您那么清晰、详细地写下这段经历——那年我刚20岁，作为石门县的知青代表，和您一样忐忑着、两手空空去报到的……

我心和谐

环保志愿者协会陈瑛老师：
认真拜读主席文章，真的了不起，笔记本完好保存半个世纪。敬佩您！

红梅

认真读完新民会长的文章，让我深受感动！
只有经历才能书写，只有路过才能感怀，品读新民会长的精彩好文，会长的文学功底是来自刻苦好学，在1975年打下了夯实的基础，直今是文采飞扬！写下了不少好文章！向新民会长学习！为新民会长点赞！

张雪英

【回忆录】
回忆一九七五年的那次业余创作学习班 文/张新民

我心和谐 楼主 管理员
1楼  5 天前2223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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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一九七五年的那次业余创作学习班
张新民
  一个印有“雷锋”字样的蓝色封皮笔记本（公社广播站1974年奖给我的）、一张集体合影老照片（照片上的字是杨善智老师书写的），伴随我度过了五十个春秋。今天，我又一次翻开这个笔记本，看看变得已经开始褪色的笔迹和有些模糊了的合影，往事历历如在眼前。
   那是一九七五年三月十日，我从安乡县汽车站坐长途客车来到常德市，参加一个业余作者创作班，当时我在安昌公社办公室工作，是接县文化馆通知前来的。几经问路、打听，在一个小巷子里找到地区群众文化馆，接待我的是彭启斌老师。在我的眼里，彭老师是一位朴素、热情的老人，样子像学校传达室敲钟的工友，也许当时他的实际年龄并不大。
  报到停当，一辆大客车把我们送到桃源县招待所。第二天在县委机关一个会堂里举行开学典礼，这时我才知道，这个创作班是省、地、县三级文化馆联合举办的，学员都是业余作者，一个县一人，有工人、农民、教师、下放知青、公社拖拉机手、文化站辅导员。到常德，到桃源，参加这样的培训班，我一切感到陌生，感到新鲜，感到兴奋。
  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后期，“四人帮”正在全国掀起“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狂澜。创作班的第一个议程就是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张春桥、姚文元的长篇理论文章。尽管张、姚的文章字里行间充满杀气，但参加培训的人都很超然，相处和谐，其乐融融。
    那一年我才22岁出头，是创作班中没有资历、没有作品、更谈不上名气的小字辈。而黄士元、杨任重、杨善智、水运宪几位的大名早已在报刊上多次出现。我把他们当老师、当偶像，对他们恭敬有加。开会时，主动同他们坐得近一点，休息时，便主动到他们的住房，听他们讲段子，说笑话，谈体会。尽管外面高音喇叭里不时地播放着高亢激越的革命歌曲和充满火药味的文章，但我们却怡然自乐，似乎这里就是世外桃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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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论武装头脑后，主持者把我们一车拖到枫树公社庄家桥大队，参观稻、稻、麦丰产田，听全国水稻劳模李光庆给我们讲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丘丘田里闹革命，蔸蔸禾上争贡献”的光辉事迹，听他讲人满七十、粮过三千的雄心壮志。他身板硬朗，个子高大，国字脸紫铜色，一口浓重的桃源腔，他给我们作报告的表情很严肃，很庄重，偶尔也讲几句押韵的诙谐话。我在公社工作，早就对他的事迹耳熟能详，今日近距离接受他的再教育，就象见到伟人、英雄一般，心里还真的有点敬畏惶恐。
  走完这两个突出政治的必经程序后，创作班正规意义的培训才开始。三月十五日，省文化馆张影老师作辅导报告，他讲了一个文艺工作者如何努力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问题，戏剧创作中的一般规律问题，快板、快书和数来宝的创作问题。下午，省工农兵文艺工作室龙士靖老师就小戏的创作问题作专题辅导。两位老师讲课时，面带微笑，语气平和，深入浅出，娓娓道来。讲世界观问题，他们引用的都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而很少提及张春桥、姚文元的文章。关于塑造人物，讲得最多的是“三突出”原则，“高大全”原则，对照革命样板戏举例说明。强调文艺创作要写路线斗争、阶级斗争、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方面的重大题材。讲语言问题，要求在通俗性、群众性、生动性上下功夫。
   在传播韵辙知识时，张影老师在小黑板上写了这样一句话：月下一哨兵，镇守在山岗，多威武，这十三个字正是十三个辙口。在那年月，就连一个韵辙知识的举例，也要带上一些革命色彩，真是难为老师了。
   我全神贯注，耳静静地听，手不停地记，一天下来，密密麻麻的记录竟达25页。接下来几天，是组织学员们讨论，互相交流体会。常德县的黄士元、汉寿县的杨任重、常德市的水运宪重点介绍了他们的创作艰辛和成功经验，我也认真地作了记录。那些授课、发言中讲到的创作规律、手法、技巧，现在看来，仍然不乏真知灼见，值得今人借鉴。
   最后一个星期，便是各自进行创作，有的修改带来的作品，有的作新的构思酝酿。在这样一个群体中，我好像一个刚进学校发蒙的孩子插在中学班上，东张西望，手足无措。看到他们伏案疾书的情形，看到他们出来吃饭时有说有笑胸有成竹的样子，我真有点自卑。但还是苦思冥想，创作了两个曲艺。这次创作班，共产生53个作品，剧本、曲艺、故事、诗歌、文艺评论，品种比较齐全。其中水运宪写的话剧《紧要问题》一炮打响，在刊物上发表，并搬上了舞台。还有哪些作品被发表，我不得而知。
  创作班是四月一日结束的，整整20天。我们这些业余作者不仅食宿费分文未交，还得了每天1元钱的工资。在一些部门靠办班创收谋利的今天，似乎是不可想象的。结业的那天，省工农兵文艺编辑部负责人任光椿同志作了总结报告，他最后要求学员们认真学习马列，学习社会，一辈子走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身不离劳动，心不离群众，坚持业余创作，永远听党的话，自觉做一个无产阶级文艺战士。这殷殷寄语，直说得我这个热血青年心潮澎湃。十多年后我读长篇小说《戊戌喋血记》发现作者是任光椿时，心里又是一阵激动。
   花开花落，一晃便是五十年。我的工作几经变动，但那个蓝皮笔记本一直伴随我，留着那段时光，留着那份情缘。据我所知，当年创作班学员中除了我没写出什么作品外，大多有所成就，至今活跃在文坛，水运宪成了国内有名的大作家，黄士元的戏剧作品多次进京演出获得金奖，当时的下放知青覃晓光当过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当年创作班组织者之一的王兆元老师也有专著问世，津市的谭兴烈、临澧的汪筱玲也常有诗歌见诸报端。人生也有缘，我同杨任重、杨善智、黄士元老师经常相聚，每年都在一起饮上几杯小酒，杨任重老师的儿子竟然与我在同一个单位工作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