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二、六军团长征记（三）克服千难万险胜利会师

于乾松

     红二、六军团长征记（三）
         克服千难万险胜利会师

   

    据萧克回忆：在长征途中，我们虽然消耗很大，但补充也很多。过金沙江，我们还有18000人。渡金沙江后，翻过大雪山，4月30日，到达中甸，进入青藏高原的减民区，分两纵队向甘孜前进。二军团为左纵队，经得荣、巴安、白玉，于6月30日，在绒坝岔与四方面军的30军会合。六军团为右纵队，经定乡、稻城、理化、瞻化，于6月22日到甘孜之蒲玉隆与四方面军的总指挥部会合。见到朱德总司令、刘伯承总参谋长、张国焘和总司令部人员及四方面军一部分高级干部。
　　7月2日，二、六军团齐聚于甘孜，与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了。就在这时，党中央命令红二、六军团组成二方面军(将三十二军编入二方面军)，贺龙为总指挥，任弻时为政委，关向应为副政委，我为副总指挥，从此，我们就用二方面军的番号了。
　　我们虽然和四方面军同志初次见面，但亲如兄弟，一种阶级的情感，体现在双方的容颜举止之中。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同志虽去前方，但对两军团结非常关心，他在会合之前恳切的同其他领导人说，去年我们和一方面军没有搞好，现在二方面军来了，一定要搞好团结，四方面军的同志们认真执行了徐向前同志的这个指示。当着我们到蒲玉陛那天，后面有近百人掉队，四方面军立即派马数十匹去接回来。给我们大部分同志打了毛背心。还从理化和瞻化、甘孜，送牛羊给我们。这时张国焘也装出一副伪善的面孔，然而他在两军会师前却施展了两面派的政客手段，当二、六军团进至南北盘江的时候，虽然总司令部以朱(德)、张(国焘)名义要二、六军团西进，北渡金沙江与四方面军会合，但他们二人的立场完全不同。朱德及刘伯承同志，是为了引二方面军来，推动张国焘北上和三大主力会合，开赴抗日前线。张国焘则是妄图拉拢、控制二方面军，以继续与中央路线对抗。他在两军会师后，派人来我军宣扬他的错误路线，妄图拉拢，但遭到任弻时、贸龙、关向应等同志的反对，逆谋未逞。这时(在甘孜)朱德同志建议任弼时同志随总司令部行动，张国焘却改换手腕，提出召开两军联席会议。任弼时同志马上看出张国焘企图从组织上以少数压倒多数来同意他的反党路线，表示不同意，并与贺龙、关向应同志向他提出：谁作报告?如发生不同意见，怎样做结论?他们坚持组织原则，使张国焘无可奈何。这时期由于朱德同志一年来在四方面军的艰苦工作，对干部的影响越来越大，二方面军又热烈拥护他，他的发言权也大了，就推动了二、四方面军的团结和一致北上。
　　长征途中，我们同天斗，同地斗，同阶级敌人斗，克服了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战胜了无数艰险，部队始终保持着旺盛的士气。在草地行军，最大的问题是两个。一个是自然条件的障碍，也就是大家熟知的雪山草地。我们绝大多数是湘、赣、江、汉平原和贵州人，一下进入青藏高原，海拔在3000至5、6000米，即便在一般盆地也不容易适应。我们去甘孜路上，都要翻雪山，左路二军团要翻两个海拔4000米和两个5000米的雪山。六军团也要翻瓮水、那坡两座大雪山，还要通过4个小雪山。大雪山上，终年积雪，气候严寒，瞬息万变。有时天晴气朗，有时漫天飞雪。空气稀薄，呼吸困难。如不奋勇前进，停止休息，就有死亡的危险。从甘孜往北，向哈达铺前进，沿途大部分是广漠的草地。达里同样地势很高，空气稀薄，正值夏秋之交，几乎每天下雨，草深地湿。我们雨具不足，帐篷不够，露营不得安息。除了同天斗，同地斗，有时还要同动物斗。我们露营，通常把马拴在帐篷外。一次，有个单位天亮后发现少了一匹马，大家都奇怪，哪里去了?就派人去找，快到中午，在离露营地4、5里的山梁上，看到几十个猴子，有些拉马缰绳，有些骑在马上，我们打了几枪，猴子跑了，才牵回马来。这在草地行军虽然是稀有的例子，可见与自然界斗争的严重性。第二个大问题，是粮食缺乏。在到甘孜之前，虽然感到粮食有困难，但西康南面人口不少，我们执行民族政策，得到藏民的帮助，比较好的解决了。但从甘孜向北以后，草地人烟稀少，即便有些村落甚至村落较密的居民区，但农业不发达，群众主要以畜牧为生。反动土司，常常把牛羊赶走。四方面军大队前面走，对后面虽然有些照顾，也是杯水车薪。部队因粮少疲劳，体力下降，由这一段到那一段(多为二、三百里至四、五百里)，虽然努力准备粮食，常常不能完成行军计划。我们的口号是：“走出草地，就是胜利。”动员全体同志节约粮食，规定每人的最低量，然而有时也难乎为继，就吃野菜野果，煮牛皮、牛羊骨汤喝。部队体力不断削弱，生病掉队增多，有些同志有时失脚一倒或坐下，就不能再起来。他们为了党的抗日救国路线，为了中华民族的生存，在祖国大地上光荣地为国捐躯了。
　　除了前述两个大困难外，还要同反动土司的骑兵作斗争。人们通常的印象，以为草地行军，除了同自然界作斗争外，没有敌情顾虑了。其实不然，同反动骑兵作斗争，也不是小问题。四方面军在草地有经验，组织了骑兵师，各军、师也有小骑兵部队。二方面军马少，也不懂骑术。侦察警戒，总得要求有一定的速度，所以也在军部、师部组织了少量的骑兵侦察员、通信员。对同反动荡兵作斗争问题，我们初到甘孜是没有认识的。有一天，我们到甘孜总司令部，朱德同志在一个会议上就明确指出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并指定刘伯承同志教我们打骑兵的战术。伯承同志来二方面军，向干部讲述了打骑兵及草地行军注意事项，这是他以自己丰富的军事学识和作战经验向我们第一次直接传授。在湘赣及湘鄂川黔苏区，许多同志就读过他翻译的《游击队怎样动作》和他撰写的《步兵连怎样冲锋》、《战术、战役、战略在理论上的范畴》、《现在游击队要解答的问题》等著作。直到现在，我仍有深刻的印象。由于有对抗骑兵的精神准备和战术教育，在遭到骑兵几次袭扰中，虽然不能消灭他们，但我们也没有吃亏。经过了近两个月的艰苦奋斗，终于在1936年9月1日走出了草地，胜利地到达了岷县的哈达铺。
　　这时，全国红军三大主力都进至陕甘地区。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对驻陕甘的国民党东北军及西北军，由于中央政策的正确和毛主席、周副主席直接进行工作，影响更大，实际上他们近于停战状态。在这极为有利的形势下，蒋介石十分恐慌，一方面加紧解决两广事件，准备把胡宗南部由湖南迅速调到陕甘，另一方面则命令位于定西、陕西和武山地区的第37军毛炳文部和位于天水、秦安和武都地区的第三军王均部，阻止红军台合同对，阴谋撤换张学良，强迫东北军和西北军执行他的“剿共”计划，进攻一、三、四方面军。
　　在这样重要的战略关头，中央军委于9月拟定了一个战略计划，要求：一方面军西出并南下，占领西兰大道以北海原、固原地区，二、四方面军兵分两路，四方面军为左路，占领岷州、武山等地区，继续向东向北，会同一方面军向定西、陕西及西兰大道进攻，吸引毛炳文部；三方面军为右路，东出甘南和陕西两省西南部，配合一、四方面军消灭毛炳文部，实现三大主力会师，并准备打击和消灭胡宗南部，进而逼蒋妥协，促进全国的抗日战争。但张国焘继续执行逃跑主义路线，按兵不动。结果，毛炳文部没有消灭，两广事件已经解决，胡宗南先头部队已调到了西北地区。这时，中央军委为了掌握先机争取主动，9月18日，又提出了集中三个方面军在静宁、会宁地区打击胡宗南匪帮的作战方案，要求二方面军在甘南和陕西省南部积极活动，箝制和侧击胡宗南部队，先敌北进，占领静宁、会宁、隆德、定西，以配合控制西兰大道的四方面军同南下的一方面军夹击胡宗南部队的行动。
　　静、会战役计划下发后，我二方面军对于三个方面军作战行动的统一，感到极大的欢欣，随即投入战役准备。当时，二方面军领导人还向中央发了电报，表示：“静、会战役不独是适合当前的政治、军事需要之正确决定，且是一、二、四方面军胜利会合，三个方面军在军事上能得到统一集中领导之正确决定……，党内统一团结自可随之解决。这是党与中国革命事业最可喜幸之条件。”为了执行静、会战役计划，二方面军即决定六军团进到宝鸡地区，牵敌西进，策应一、四方面军作战(当时四方面军的31军军长玉树声同志不巧这时生病，为了不间断指挥力量，朱德同志派我接替他)。但张国焘反对静、会战役计划，星夜跑到前方，以家长方式命令部队自通渭、渭源、漳县地区向西撤，北渡黄河，准备经青海、西宁大道翻祁连山进入甘肃西部。这时，朱德同志从后方赶到潭县之三十里铺，在西北局会议上，坚持北上，但并没能使张国焘转变，部队仍继续西撤，进至洮州，干部战士听说还要过草地，极为不满，如九军军长孙玉清同志这样的高级干部就愤愤地说：天天向太阳落去的地方，使不少人甚至离队，消极抵抗。朱德同志又在洮州西北局会议上，详说四方面军不应西进，而应北进的理由。徐向前同志语重心长地说：鄂豫皖来的老同志也不愿向西走了……。他和陈昌浩、傅钟、李卓然等同志还有我都起来拥护朱总的意见。张国焘无可奈何，才同意部队回头。但因队伍拉来拉去，耽搁时间，以致胡宗南、毛炳文、王均等部均靠拢起来。鉴于敌情严重，二方面军单独留在甘南有被敌隔断，各个击破的危险。于是，经请示中央同意，于10月4日向北转移。这样，全军人员以极大的勇毅，艰苦奋战，终于夺路前进，渡过渭河，通过西兰大道，继一、四方面军于10月8日在会宁会师之后，于10月22日，在会宁东北的将台堡同一方面军也胜利地会师了。
　　至此，我们完成了伟大的长征任务。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全国三大基本红军在陕西宁的大会合。“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这就是历史——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干百万人民创造的历史，红军创造的历史。

杨波

于主任，文章是您写的不？

东方鹰a

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

于乾松

杨波 发表于 2015-4-14 12:32
于主任，文章是您写的不？

文章不是我的

付蝶

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