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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之瑜晚年两件事情（4） 第二件事：一改初衷，再度参加托派
陈延年（1898—1927）陈乔年（1902—1928） （续）何资深不是理论家，不曾留下可以说明自己政治见解的文字资料，只能从他的谈话和行动来理解他。下面几个事例大部分是我亲历，小部分是他的学生告诉我的： 抗战时他曾在四川江津国立九中任历史课教师多年，学生遍布全国。据我所知，他们在反蒋斗争中都站在进步行列，有些人还参加了中共地下党。解放后，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审查的不在少数，但无一人说得出他向学生们宣传过什么托派思想，也无一人说得出他说过中共什么坏话，学生们最爱听他讲大革命史，特别是湖南的农民运动。 某日酒醉，竟为延年，乔年（1）的牺牲放声大哭。 讲起往事，对中共领袖人物仍“润之”“恩来”地直呼其名，不改当年习惯。 解放战争期间，他逐日追踪战事进展，每当报上出现当年战友名字时，常加点评。 文华影片公司的宿舍内，还住有金山、张瑞芳（2）领导的“清华影片公司”的一批演员，内中有贺姓姐妹二人。上海刚刚解放她们就双双来找何资深，坦言身世，要求指点今后方向。她们是朱德的前妻贺子华（3）的女儿，何资深当即告诉她们：母亲是坏人，她离开朱德后，跟后夫一起做了国民党特务。罗亦农就是由于他们的告密而被捕牺牲的。何资深还为她们出了很好的主意，先去找谁。后来，她们照着他的指点去做，都得到了很好的归宿，并与他保持了很长一段时间的书信联系。 1948年某日，他说：“斯大林有错误，托洛茨基也有错误。”我听了愕然，前者入脑已久，后者则是第一次听到。遂问：“托洛茨基也有错误？”他说：“怎么没有错误？在国际问题上有错误，在中国问题上也有错误。”我记不起他具体所指了。莫非是指战争引发革命的预言？对中央“阶级投降路线”的责难？这句话的直接结果是第一次动摇了我对偶像的崇拜。 解放初，有几位学生参军时都得到了他的鼓励。其中有他四弟。 列举以上几则事例，只是为了说明一点：我所知道的何资深，不仅对壮烈的大革命经常地抚昔忆，而且对当年相处过的诸多领袖人物也始终留有眷恋之情。言谈中常有几分惆怅，几分兴奋。此类情愫郑超麟不是没有，而是很少流露。记得楼适夷对郑超麟有“得道高僧”的评语，相比之下，何资深则是入世的人。 写到这里，我不觉想到：当年在大革命中的亲身经历与何资深终生对中共的态度有着重要的关系。他是湖南农民运动的组织者之一，“和毛泽东合作得很好”，经历了从发动到胜利，到失败，再到秋收起义的全过程。《记何资深》中有如下记载： “党校结束后，李维汉派何资深去做湘潭县委书记。这是何资深最得意的时候。……有人说，在大革命高潮时，湖南各县的工作，要算湘潭县做得最好，这就要归功于何资深了。”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也证实是“湘潭县做得最好”： “像湘潭、湘乡、衡山这样的县，差不多所有的农民都组织起来了。几乎没有哪一只‘角暗里’的农民没有起来，这是第一等。” 秋收起义他也是领导人之一。1991年北京大学出版社《战斗在北大的共产党人》中，第34页〈何资深〉项下：“1927年秋收起义时，任中共湖南省岳阳县委书记。” 《记何资深》的记载，他在六大上以湖南省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向大会提将近报告，题目叫《从马变到牛变》，“意思是说从马日事变到秋收暴动，牛者农民也。” 可以想见，有着如此“入世”实践的人，是无论如何“超越”不了现实的。对于中国农村和农民这一最基本“国情”的理解，比起没有经过此种实践的人来说，他无疑要深刻许多；从而也使他在后来比较容易接受“井冈山”“根据地”等等新鲜事了；也使他和郑超麟在如何对待以农民暴动起家的中共这一问题上有着不同的态度。这一点我是清楚地感受到的。 所以，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有个猜想：何资深在临近解放那样的特殊条件下，竟然答应参加托派少数派的建党工作，并当选为中共委员，必定另有目的。 八十年代初期，我与何资深的一位学生重逢于上海。此时，我们都已从《双山回忆录》中知道了何资深重新参加了托派。谈起往事，他告诉我：一、何资深当年一心想找一条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道路；二、解放后，他曾通过一位民主人士向上转交过自传。同时我也想起一件事：1948年间我谈起学生运动中的苦闷处境时曾对他说：“我们应该与中共合作。”他是这样回答我的：“要合作，自己先要有点本钱。” 又想起：1951年夏，我回上海。曾对何资深说：“我想见见郑超麟，劝他接受中共胜利的事实，承认自己的错误。”他说：“你不要去，他不会听你的。连我的话，他都不听。”还告诉我：“北京曾派人来找他，他不肯见，现在关键在他身上。” 其实，《记何资深》一文有段话已经点出何资深再度参加托派的目的了。 “他不赞成我经常召集中央委员会。他向我建议，凡事由他和我二人决定就够了，中央委员会只能作为一种形式，我不接受他的建议。我怀疑他要做最后决策人，通过我去执行他的主张。……从此我不再去找他，他已经很久不来找我，我们二人事实上绝了交。” 至此，他的目的已经清楚：控制和改造托派实现他与中共合作的目的。 于是可知，他晚年所做的二件事：编印《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与再度参加托派二者是为了同一个目的。 今天，我对此已深信不疑。 何资深最终未能实现他控制与改造托派的目的（这是他一厢情愿的计划），他已为他的失败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他的这个目的当年可能已为某些人所知。因为他曾写过自传上达，却没有得至赏识。他最后的结局是：六十二、三岁左右病死狱中。就个人来说，这当属悲剧。如果从“大历史”的角度来观察的话，他晚年的行为中难道真的没有一点积极的意义？这个问题，让历史学家去分析吧。 托派自来内部意见纷陈，没有两个人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这应了“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历来如此”这个著名论断。所以托派内部有派就不是异常现象了。多数派与少数派之分暂且不说，郑、何二人在政见上如此严重的分歧岂不也是“两条路线斗争”？这是就老一代说的。至于当年托派中的青年一代，更是人各百异，决非铁板一块。可是在过去一提托派，就视作人人一色，把某个领导人的个人观点当作整个托派的政见（我相信这种现象今后会逐步改变得）。所以，何资深的个人悲剧对于中国的托派史来说，是丰富了它的内容。它至少扩展了研究的层面宽度和深度。 （完） （1）延年、乔年：即陈延年（1898—1927）和陈乔年（1902—1928），为陈独秀的两个儿子，均出生安庆。延年兄弟同时赴法勤工俭学，1922年6月，陈延年与赵世炎、周恩来等被选为旅欧少年共产党委员，兄弟俩同时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中央派遣延年、乔年兄弟同赵世炎等人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4年陈延年奉命回国。1925年春，接周恩来担任两广区委书记。１９２５年６月，陈延年和邓中夏、苏兆征等人领导了震惊中外的省港大罢工。１９２７年４月，陈延年接任中共江浙区委书记，江苏省委书记，并在五大被选为中央委员，后为政治局委员。1927年6月，不幸被捕。7月4日深夜壮烈牺牲。陈乔年1925年春回国，担任中共北方区委组织部长（书记为李大钊）。1927年参加了党的“八七”会议，旗帜鲜明批评了其父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后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江苏省委组织部长。由于叛徒告密，1928年2月被捕。１９２８年６月６日，陈乔年在上海龙华枫林桥畔英勇就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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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1-21 11:57: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