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沅江樵夫 于 2018-11-25 08:46 编辑
乌兹别克思坦老华侨、 泪洒桃源相思地（三） 文\刘小明 梅开三度”、一腔幽怨 涌出国门后，我和几个好友一起一路风餐路宿地来到“苏联”哈萨克思坦谢密巴拉金城。到“苏联”后的所见所闻，并不象伊宁那些民族分裂分子所宣传的那样是人间天堂，“老大哥”对我们并不友好，那些白皮肤、高鼻梁、蓝眼睛的苏联人不准我们在城内找工作，也不准我们在城内居住，要我们到郊区当小工和做苦力。我们又跑到马坎奇市，在那里闯荡了两年，当过挑夫，也当过清洁工，吃尽了苦头。当时我悔啊！悔不该来这异常冷漠的异国他乡，但此时一切都迟了。西北利亚的风啊是那样的寒冷，可我的心啊却在这冰凉、孤独的世界里更是冷三分。 在苏联闯荡的两年内，我学会了一些基本的日常俄语。在谢密巴拉金城，我认识了一个叫丽娜的白俄罗斯姑娘，时年18岁。她是一个很现代的女孩，交往几次后，她说她看上了我，要我做她的恋人。我大吃一惊，心想我已34岁，况且国内早有妻室儿女，连忙摇头拒绝，并委婉地向她说出了自己拒绝的原因。谁知丽娜并不在乎我的年龄和国内的妻儿。从此后对我进行了热烈地追求。有一天下班后她约我到电影院看电影，落座后冷不防地、紧紧地抓住我的手，把头靠在我的肩上，亲切甜蜜地说道：“尤拉（她打听到我到‘苏联’后给自己起的一个俄罗斯名字），你很帅，我喜欢你。你说的那些对我来说并不重要，只要我们彼此相爱就行了”。我听后还是摇头，这怎么可能呢？我出来闯荡的目的就是想成就一番事业，多赚一些钱，为妻和儿女打下一个好的物质基础。不为这些，那背井离乡饱受思乡之苦又有什么意义呢？丽娜见一时说服不了我，就改换了一种语气说：“尤拉，先不要你表态，跟我爸爸学照相怎么样？我爸是一个照相技师，现缺一个助手，你学会了这门技术对你有好处”。 丽娜一番恰好好处的劝说，使我存封的思想坚冰慢慢被融化。的确人在江湖，身不由已，孤独、飘泊的滋味毕竟是不好受的。于是对着东南方向长叹一声，听天由命吧！ 丽娜的确是一个讨男人喜欢的异国女人，蓝蓝的大眼睛似一湖秋水，好看的樱桃小嘴着实迷人，特别是那一头瀑布般的金色长发，别有一番异国风情。我按照丽娜的安排，走进了她的家。她的父亲叫契卡科，是当地一个非常有名气的照相师傅。他非常痛爱他的宝贝女儿，也许是爱屋及乌吧，他对我给他当徒弟也非常欢迎。说真心话，当时在异国他乡，我太需要学一门立身于世的绝活了，况且照相是当地即轻松、又体面、又赚钱的活儿。于是我就认真地给契卡科师傅当起了学徒，虚心地向他学习照相中的各种技术。她爸爸也把平时所学的技艺以及积累的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我。 由于丽娜父亲契卡科的特别关爱，我的月薪很快升到800卢布。有了钱，我的第一个想法就是要给远在祖国的妻儿寄去。但六十年代初期中苏关系特别紧张，基本上叫互不往来。我非常气愤，于63年夏天我壮着胆子给当时苏联总理柯西金写了一封信，要求给中国的亲人寄回一些钱。两个月后柯西金回信说：“允许三个月寄回50个卢布”。没办法，我只能按照他们的规定，先后给家中寄了四次钱，家中回信也说收到了。后来两国关系更趋恶化，我和家人的联系也就此中断了。 随着自己照相技术的日趋成熟，我和丽娜的爱情也成熟了。1965年元旦，我和丽娜在她父亲的伴陪下，在附近教堂交换了结婚戒指。 在我决定和丽娜结婚时，内心深处就立下了誓言，在异国他乡坚决不要一个孩子。我想如果在国外有了孩子，肯定会冲淡我对发妻及儿女的爱。况且按照当时“苏联”政府的规定，每出生一个孩子，要从每月工资中扣除25%的抚养税。这对我在异国奋斗的初衷来说是极不相吻合的。结婚的头两年，我想尽办法采取了严格的避孕措施，并以多种理由向丽娜宣传避孕对女人的好处。丽娜以为我爱她，也就不以为然。后来，丽娜对我长期坚持避孕产生了怀疑。一天吃晚饭时，她当着她父亲的面，口无遮拦地对我说：“尤拉，我已不小了，今后请你不要再避孕了。实话对你说，我好想要一个自己的孩子”。我知道岳父也特别喜欢孩子，在平时工作和日常生活中多次暗示我，是生孩子的时候了。面对他们父女近乎祈求的神色，我低着脑袋愧疚极了。是啊！他们的要求是人之长情，并不过份，而我怎么可能把自己内心的思想活动告诉他们呢！ 从这以后，活泼可爱的丽娜 开始沉默了，也开始疏远我了。直到有一天他把一个高个塔吉克族青年引进了屋，我才知趣地退出了当女媳和当丈夫的角色。我没有丝毫责怪丽娜。是自己心中有着无限的伤痛和难言之隐啊！1969年隆冬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我主动约请丽娜在当地婚姻机关离了婚。 1970年初春，我一路展转来到了乌兹别克思坦的撒马尔罕城。这是中亚地区一个典型欧亚结合部的小城，欧式建筑和亚式建筑错落有致地排列在三条主要街道上，街上到处可见黄皮肤的亚洲人和白皮肤的欧洲人。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自己毛遂自荐，凭着过硬的照相技术和出色的摄影作品集，一家颇具规模的照相公司接受了我，月工资定到1180卢布。 这家照相公司的经理叫金玉贤，是个朝鲜族人。他的“苏联”名字叫安德尼科夫。他见我在工作中既勤奋又认真，照、洗技术都过硬，因而在工作中很是赏识我，在生活上也比较关心我。一天，安德尼科夫经理热情地邀请我在附近餐馆小酌，席间我们频频碰杯，畅谈公司发展大计。突然他把话峰一转关切地对我说：“尤拉，你是一个中国人，你知道现在苏中关系是何等紧张吗？你如果不找一个伴侣，一个单身男性，苏联‘克勒勃’会把你当作‘毛泽东分子’看待的，很有可能把你投入监狱，这对你和对我们公司来说都是不能接受的。要不这样吧，我有一个家住乡下的表妹，名叫达妮娅，人长得标致漂亮，我看你们是否先认识一下”。 能在异国他乡遇上安德尼科夫这样的知已上司，的确我的心里非常感动。面对他那热列而期盼的目光，我默默地点了点头。 一个风和日丽的上午，在安德尼科夫的安排下，我和达妮亚在撒马尔罕城的一个公园内见面了。达妮亚是个朝鲜族姑娘，时年19岁，有着东亚妇女文静、秀美的气质，在当地算是一个很漂亮的女孩。令我吃惊的是，达妮亚的容貌和我的发妻文锦极大地相似，因而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她。达妮亚是一个家住农村的姑娘，她一心想嫁一个有固定工作、有技术的城里人，因而我们“一见钟情”。 1972年深秋，撒马尔罕城街道上枫叶红了的时候，我和达妮娅结婚了。公司也给我们分配了一室一厅的住房。结婚头两年，达妮娅待我非常好，处处事事依着我，每次下班后都小鸟依人般地扑在我怀里撒娇一番，并做好香喷喷的饭菜等待着我，使我享受到了一个做丈夫的甜蜜和骄傲。她是一个不孕症患者，自认为欠我很多，因而对我百般温柔。我表面默不作声，心里却更加喜欢，因为日常生活中减少了许多烦恼。然而令我始料不及的是，结婚五年后达妮娅背着我参加了“克勒勃”组织，成为“苏联”情报机关安插在我及周围中国人身边的一个“卧底”。她经常将我收听中国广播的事报告给她的上司，当地“克勒勃”一次又一次传唤了我，关押了我，使我精神和肉体倍受折磨。一天，我心平气和地对妻子说：“达妮娅，我是你丈夫，又没有做违法的事，只不过是怀念自己的祖国罢了，你为什么就这样无情，把我听几段新闻，唱几首中国歌都报告给你的上司呢？”谁知达妮娅杏眼圆睁，一字一停地说：“在我心中，苏联国家利益才是我的最高利益，其它对我来说则无足轻重”。我心碎了，世上哪有这样不近人情的女人呢？近乎窒息的家庭生活，我失出了生活下去的信心。结婚第九个年头我愤然地向达妮娅提出了离婚，她也在离婚书上爽快地签了字。 不久，我跳槽来到撒马尔罕城另一家照相馆，一干就是十年。这期间，我一直谢绝友人给我介绍对象，把全部心思放在工作上，以此来抚慰两次失败婚姻带来的心灵创伤。心中更加思念远在祖国的亲人。他们生活得怎样？儿女是否已成家？想起这些心中就充满了无限的稠怅和伤痛，并产生了“叶落归根”的想法。 1990年仲夏，我已62岁了，主动向当地照相业主管部门提出了退休申请。此时我手中已有了一些积蓄，在撒马尔罕城一个比较繁华的地段买了一个临街门面，开了一家私人照相馆，准备利用自己的特长充实自己的晚年生活，度过自己的余生。 照相馆的生意较好，但闲着的时候自己倍感清静而寂寞。此时有一名叫阿夏的俄罗斯女人经常光顾我的照相馆，她来并不是为了照相，而是带着一双忧伤的眼光注视着我忙前忙后，次数多了我们彼此熟悉起来。
阿夏是个漂亮和成熟的俄罗斯女人，四十岁的年龄看上去只有三十多岁，一双会说话的大眼睛更是叫人怦然心动。一天黄昏，我们又在照相馆见面了。阿夏告诉我：她是个苦命的女人，已有两个孩子，前夫是一个酒鬼，又是一个无业游民，专干些偷鸡摸狗的勾当。他一餐要喝两斤“伏尔加”老白干，喝醉酒后就打老婆。她已忍辱负重二十年了，去年离了婚。法院根据前夫要求，两个孩子全判给了他，她现在赤手空拳出来，一无所有了......。说到伤心处阿夏手捧着脸啜泣起来，一滴滴泪水从指缝间汩汩而下。此时我的确有点同情阿夏了，也许是同命相怜吧，于是动情对她说：“阿夏，我和你一样，在婚姻上也有倒不完的苦水。可能是上天的有意安排，如你觉得我们合适的话，让我们携起手来，共渡今后的风雨人生吧！”阿夏跑过来抱着我的脖子，仰起脸认真地点了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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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1-24 08:59: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