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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屈原上下求索的风骨激发他正道直行的刚强。 刘禹锡初贬朗州，卜居招屈亭旁，与千年前在这里行吟的伟大爱国主义诗人屈原结为近邻。同样的流贬遭遇，同样的地理风物，使他自觉不自觉地与屈原产生情感共鸣，并以屈原为仰慕、步伍的偶像。他在《刘氏集略说》里自叙：“及谪居沅湘间，为江山风物之所荡，往往指事成歌诗，或读书有所感，辄立评议。穷愁著书，古儒者之大同，非高冠长剑之比耳。”“高冠长剑”取自屈原诗句“带长剑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在这沅澧横流，兰芷丛生的蛮乡脊地，很自然想起曾经在此披发仗剑、濯足行吟的屈大夫。在《竹枝词九首并引》里，他说得更明白：“昔屈原居沅湘间，其民迎神，词多鄙陋，乃为作《九歌》，至于今，荆楚鼓舞之。故余亦作《竹枝词》九篇，俾善歌者扬之。”实际上，屈原对他的影响不只是民歌的采风与改写，我师刘梦初教授认为他从四个方面继承和发扬了屈原的骚怨精神（见《刘禹锡与屈原》屈原研究第六期）。 关心政治，忧国思归。屈原“虽放流，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兴国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刘禹锡继承了这种政治品质，无论身在何处，无论多么艰难，始终不忘君国。永贞革新失败被贬，并未因自己受挫心灰意懒，相反仍心系朝廷，一直关心着君国大事。顺宗“驾崩”，哀痛非常，但戴罪之身，不便公开悼念，于是借《武陵书怀五十韵》发出“今吾王何罪乃见杀”的质问，德宗、穆宗、敬宗、文宗去世后，他都写有挽歌或慰国哀表。元和年间，几次全国性的平藩胜利，他都有诗记之，如《平蔡州三首》《平齐行二首》《城西行》，热情歌颂朝廷平叛削藩的功绩。 坚贞执着，不改初志。屈原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信仰坚定、永持操守的典范，他有着“苏世独立，横而不流”的坚强，“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执着。刘禹锡继承了屈原坚毅刚强的品格，始终坚守素操，不改初志，表现了崇高的气节。虽累遭打击，多次被排挤，但始终不认为自己参与政治革新是错误的。他出任苏州刺史时，已年届六旬，仍然不忘向皇帝诉说当年的冤情：“永贞之初，权臣领务，遂奏录用，盖闻虚名。唯守职业，实无党朋。竟坐飞话，贬在遐藩。”正因为如此，他心怀坦荡，并自比真金：“莫道谗言如浪深，莫言迁客似沙沉。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黄沙始到金。”（《浪淘沙词九首》）。屈原和刘禹锡都能执着自己的信念，但前者的执着少了一份洒脱，在强大的现实面前无可奈何，情绪压抑凄苦，终于不能自拔，投水自沉；后者则不同，在坚持理想的同时，往往有一种向上向前的力量作支撑，洞悉苦难，直面人生。 嫉恶刺邪，坚持抗战。屈原对所处时代的社会黑暗与不平进行了大量揭露与抨击：“不抚壮而弃秽会，何不改乎度也？”“谅聪不明而蔽壅兮，使谄謏而日得。”“固时俗之工巧兮，偭规矩而改错；背绳墨以迫曲兮，意周容以为度”。刘禹锡继承了屈原的战斗精神，在与邪恶群体斗争中度过了他的一生。除了写作大量的政治寓言诗、咏物讽刺诗外，最能体现他的战斗性格，也最为人们称道的是他的两首玄都观诗，又叫“桃花诗”。《戏赠看花诸君子》使他等一干人再度遭贬，时隔十四年，旧事重提，写下《再游玄都观绝句》：“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如果说十四年前的那首诗是即兴而为，那么这首诗就是特意而作，鲜明地将矛头指向“种桃道士”——权臣佞幸。这似乎是口无遮拦，不思悔改，而根本是傲骨越来越硬，气节越来越强。这一点，刘禹锡比之屈原有所发展。 志端行正，人格高洁。屈原以其内外修美、志行高洁的人格典范流芳后世。他崇尚理想，追求完美；热爱祖国，忠于事业；光明磊落，刚直不阿。刘禹锡继承和发扬了屈原的这些优秀品质，始终保持自己的操守。遭到无辜打击后，坚持正言直行，不屈服，不逢迎。他多次向朝中权臣或朋友写信，请求援手，希望能早日复职回朝，重返长安。提出这些要求，也是光明正大，摆在桌面上，通过正常途径，从不溜须拍马走后门，决不干暗中勾搭的龌龊事。直到临终前反躬自扪：“不夭不贱，天之祺兮；重屯累厄，数之奇兮。天与所长，不使施兮。人或加讪，心无疵兮。”（《子刘子自传》）一辈子虽有抱憾，但足慰平生的是自己坦荡纯洁，没有任何品行瑕疵可自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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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10-14 13:36: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