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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合肥四姊妹》（4）
三姐、二哥凄婉的爱情故事
三姐张兆和(1910_2003)
教育大家叶圣陶先生说：“九如巷的四位小姐，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生。”但，三姐张兆和的爱情故事却有些凄婉。
三十年代初，张兆和在中国公学大学部外语系读书，被时任现代文学教授的沈从文看上了，沈从文穷追不舍。张兆和把这件事状告到了胡适那里，因为胡适是校长，是他力排众议请这位没受过正规教育的小说家到学校任教的。结果胡适却对张兆和说：“我跟你爸爸很熟，要不要把你们俩的事情跟你爸爸说一说？”张兆和连忙反对。胡适又说：“他是固执地爱你的。”张兆和便说出了那句：“我是固执地不爱他啊。”
恋爱中的男女彼此的真实想法只有他们自己知道，1933年9月9日，张兆和与沈从文结婚了。从此，沈从文称呼张兆和“三姐”，张兆和喊沈从文为“二哥”。
三姐对于二哥而言是女神般的存在，除了身高上两人差不多外，其他的各项条件三姐都高出二哥太多：“他出身农家，她出生安徽四大家族（包括李鸿章）之一的张家；他文化低，她自小受到最好的教育；他身材瘦小、容貌平平，她姿容俊秀，气质过人”，此外，沈从文还比张兆和大了整整八岁。用“凤凰落入鸡窝”形容，一点也不为过。
从两人1933年结婚到1988年沈从文去世，两人的婚姻持续了55年，应该算是白头偕老。但传记作家们发现，1934年，结婚只有一年，沈从文出轨了，爱上了熊希龄的家庭教师、文学青年高青子。男人出轨多有两种处理方式：一种是打死不承认；一种是全盘交代。沈从文自认为率真，在好友林徽因的劝说下，选择了后者，将自己对高青子的爱恋，一股脑地告知妻子。他们似乎忘了，张兆和是个极其清高的女子，这样的女子，可以吃凡尘的一切苦，却独容不下背叛。1941年2月，张兆和到西南联大两年多后，高青子离职，之后她嫁给了一个工程师。自此，沈从文轰轰烈烈的出轨经历也终于宣告终结。
随着时间的推移，沈从文对高青子的激情终于褪去，他开始归于理性地去思考自己和张兆和的感情。越是理性思考，他越深刻意识到自己对妻子伤害的深重。可一面，沈从文心里满怀对妻子的愧疚；另一面，他却又以高青子为原型写了一部关于他和她的爱情小说《看虹录》。写完这部小说后，他还在结尾处写到：“我在写青风，聊斋上那个青风，我要她在我笔下复活。”不久，沈从文的抑郁转为了精神分裂，很快，他便被送往了精神病院。1949年3月28日，沈从文自杀了，他先是用剃刀划破了颈部及两腕的脉管，随后又喝了一些煤油……后来，因为抢救及时，他终究捡回了一条命。这以后，沈从文被送出了精神病院。可在这个节骨眼上，张兆和动身离开了家。从此，两口子离多聚少，即使在一口锅里吃饭，沈从文却住在离家一公里外的单人房间里。
于是，人们把三姐、二哥婚姻实际不和谐的原因，归结为沈从文的出轨，以及张兆和与沈从文文化修养、家庭出生家境的差别。读《合肥四姊妹》第十二章“兆和”，我认为其主要原因是张兆和所说的她“不理解”沈从文。沈从文自杀，有深刻的原因。沈从文面对即将来临的“一切价值重估”的时代，自己“许多努力得来的成就”，“自不免都若毫无意义可言”虽然已经有思想准备，但却没有想到，他所面临的却是“大批判”的革命风暴：郭沫若《斥反动文艺》，北大学生“打倒新月派、现代评论派、第三条路线的沈从文”的大标语。而郭沫若的批判其实是大有来头的。据《毛泽东年谱》记载， 1948年1月 14日毛泽东曾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香港分局、上海局及各中央分局电，内称：“要在报纸上刊物上对于对美帝及国民党反动派存有幻想、反对人民民主革命、反对共产党的某些中产阶级右翼分子的公开的严重的反动倾向加以公开的批评与揭露。”这对沈从文的打击是严重的，如他在给朋友的信中所说，“迫害感与失败感，愧与惧，纠纷成一团，思索复思索，便自以为必成一悲剧结论”。沈从文在给丁玲的信中则说是“怕政治上的术谋作成个人倾覆毁灭”。总之，“我行将被拒绝于群外，阳光不再属于我有了”。在自杀的两个月前，沈从文在《魔魇》上发表文章，面对时代即将巨变，说“我应当休息了！”
自杀不成，他选择离开了自己擅长的小说创作，在北京的历史博物馆给文物贴标签，之后，即使抑郁症痊愈，他却全注于文物研究上。这些虽然成绩不菲，有煌煌大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问世，但这并不是妻子三姐所希望的。张兆和却接受了“地方干部”的建议，“跟上时代”，相信自己可以适应变化，能够对新社会有所贡献。还在丈夫重病的时候，她申请进入华北大学，接受革命教育。两个十来岁的孩子支持母亲的决定：“妈妈成为穿革命服的干部，真带劲！”沈从文离开文坛，而张兆和却当上了《人民文学》的编辑。三姐鼓励二哥重新拿起笔进行创作，她认为是批评家的批判吓得沈不敢写作，指责丈夫的看法不够全面，“重要是排除困难，从实践中一步步来提高，不写，空乏议论是留不下好作品来的。”并说，“如今，党那样关心创作，给作家各方面的帮助鼓励，你能写而不写……”1961年，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曾当面鼓励沈从文再是尝试拿起笔进行创作，他花了三个月时间，想写一个关于兆和的堂兄革命事迹的故事，沈从文终其一生都没有完成，并且自己销毁了写出来的部分。因祸得福，文革中他却逃过一劫，虽然也下放“五七干校”，但没有被批斗，也不需要干很重的体力活。
沈从文(1902_1988)与张兆和夫妇(1910_2003)
三姐、二哥夫妻分分离离，很多是靠书信联系。但沈从文对妻子一往情深。沈从文去世前几个月，二姐张允和写了散文《从第一封信到第一封信》：
有一次，我进城到东堂子胡同看望沈二哥。 那是1969年初冬，他一个人生活，怪可怜的。 屋子里乱得吓人，简直无处下脚。 书和衣服杂物堆在桌子上、椅子上、床上...... 到处灰蒙蒙的。 我问他：“沈二哥，为什么这样乱？ ”他说：“我就要下放啦！ 我在理东西。 ”可他双手插在口袋里，并没有动手理东西，他站在床边，我也找不到一张可坐的椅子，只得站在桌子边。 我说：“下放？！ 我能帮忙？ ”沈二哥摇摇头。 我想既帮不了忙，就回身想走。 沈二哥说：“莫走，二姐。 你看！ ”他从鼓鼓囊囊的口袋里掏出一封皱头皱脑的信，又像哭又像笑对我说：“这是三姐（他也尊称我三妹为 ‘ 三姐 ’ ）给我的第一封信。 ”他把信举起来，面色十分羞涩而温柔。 我说：“我能看看吗？ ”沈二哥把信放下来，又像给我又像不给我，把信放在胸前温一下，并没有给我。 又把信塞在口袋里，这手抓紧了信再也不出来了。 我想，我真傻，怎么看人家的情书呢，我正望着他好笑。忽然沈二哥说：“三姐的第一封信——第一封。 ”说着就吸溜吸溜哭起来，快70岁的老头儿像一个小孩子哭得又伤心又快乐。 我站在那儿倒有点手足无措了。 我悄悄地走了，让他沉浸、陶醉在那春天的“甜涩”中吧！
难怪世人不理解三姐、二哥凄婉的爱情故事的原因，张兆和也是直到沈从文去世后，整理了他的遗稿，才发现他忍受了这么多的重压。在1995年出版的《从文家书》后记里，她说：
“从文同我相处，这一生，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得不到回答。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后来逐渐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懂得他的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压，是在整理编选他遗稿的现在。过去不知道的，现在知道了；过去不明白的，现在明白了。他不是完人，却是个稀有的善良的人。”
不过，归为泥土的沈从文再也听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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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1-1 18:36: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