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汇泉：回忆八十年代初的常德改革

下官百平

杨汇泉

    我于1979年3月到11月在北京中央党校学习，这是我入党后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进党校学习。这时正值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过不久，调训的第一批学员。在此，亲耳聆听了邓小平同志关于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胡耀邦、彭真等中央领导和钱学森等一批著名学者、专家的讲话，专题报告。十个月的学习使自己思想得到很大的解放和理论的充实武装。结业回常后，省委让我主持刚刚恢复建立起来的常德行署的工作。当时中央对经济工作提出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8字方针，我对贯彻中央精神做好经济工作，投入了满腔热情和全副精力，也满怀信心、干劲十足的开创新局面。

     常德的改革与全国一样，也是先从农村起步的，从农村突破的。湖南在农村实行照现在规范的说法叫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那时通俗的说法叫大包干。这一重大改革的推而广之，实事求是的讲，我们常德和全省一样在全国并非领先垂范，而是至少迟了一年，有的地方可能迟了两年。

    包产到户是农民发明的，但真正让这股春风吹绿洞庭湖平原，则经历了一段时间的酝酿，犹豫和认识争论的过程。因为必竟大家头脑中受“左”的思想束缚太久了，心上压力太大了，心中的余悸太多了，解放思想需要有过程。有人这样概括：“八十年代初中国农村巨大变迁的特点是由“不准”变为“不要”再变为“有条件的允许”，而最终完全放开。当大包干已经完成，我们地委全体会议，学习十二大精神时，我代表地委有个思想总结讲话。很可说明这个转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最大的功绩，就是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我们过去受“左”的影响，思想不解放，往往以“左”为正，以正为“右”，本来是前进，却认为是倒退。多年来农民没有生产自主权，分配吃“大锅饭”，吃够了平均主义的苦。包产到户的责任制，代表了群众利益，反映了群众的意愿，群众接受很快。但是我们对于群众这种迫切愿望感受不深，在思想上因包产到户多年来受到批判，而谈“包”色变。我们在理论上对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水平也认识不清。因而一度出现了“中央放，群众望，中间挡”的情况。开始层层设防，步步退却。最后还是按照群众的愿望建立了双包责任制。现在看来，实行大包干责任制，确实是对农村生产关系的一次大的调整，农业生产力的一次大解放，给农业生产带来新的生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解除了人们思想上的许多紧箍咒，人的精神面貌变化很大，思想逐渐活跃起来，正如大家总结说：大跃进迷了路，大批促大干偏了路，文化大革命邪了路，三中全会拨正了路。因此，在农村都在探索以何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调动社员积极性，发展生产。有的包产到组，有的包工到人，有的专业联产承包，有的充分结合等等，真是形式多样。应该说这些形式对调动社员积极性起了很大的作用，对过去那种生产“大呼隆”，记大概工，吃大锅饭，造成大家穷的局面，有了很大的进步。但主题依然是维护发展集体经济，大都回避了包产到户这个主题。各县也有个别队搞了包产到户的，因为那两年中央关于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对贫穷落后队，也可以实行包产到户，开了这么一个小口子，一般认为这是对贫穷队改变落后治穷的一种临时措施，不是方向。

下官百平

下官百平

    当时就我们地、县、社大多数干部来讲，思维定式和工作习惯，中央文件讲到哪里就做到哪里，不敢越雷池一步，你说他缺乏创新精神可以，但不能说他犯了错误。不过从思想认识层面来说，当时确有一部分同志对集体生产搞得比较好，多年辛苦积累有了一定家当的队搞包产到户，心犹不甘，留恋集体生产。集体生产等于社会主义，单干等于资本主义，人民公社是天堂的理念犹存。那时还没有所有权，经营权分离的说法，在思想上难以释疑。还有一部分同志内心也知道包产到户是农民的要求，最能调动积极性，但多年的批右运动所致，心有余悸，怕再反复，重犯错误，不敢说出自己的心里话。正值我们还在对能不能实行包产到户进行争论时，外省却从包产到户进步到了包干到户。包干到户与包产到户的区别，在于前者保持着队里的统一经营，后者则以家庭经营为主了，正如群众概括而又通俗的表述“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转弯，保证国家的，交了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一听就懂，一用就灵。

    1981年8月省委第二书记万达和农办主任史杰同志一行人，从安化过来，我在黄土店迎接并陪同他们到桃源、石门调查研究农业生产责任制的的问题，并在盘塘和东山峰开了两次座谈会。主题还是能否全面推广包产和包干到户的问题，也叫两包到户。大家对包干到户讲了许多好处，也提出了许多怎么办，大都欲言又止，看省委表态。我在座谈会上讲了“不能把包干到户仅仅看成是穷队脱贫的权宜之计，也不能只看成分配公开透明，解决干群矛盾的一种措施，那对它的重大意义仍认识不够。大包干这种生产责任制，一是它更适合现实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农业的种植业还是耕牛加人力作业，特别是耕地少、人口多的地方需要走高度集约经营的道路，这就非常适合以户为单位经营；二是它更能体现按劳分配的精神和利益原则，适合现实农民的觉悟水平；三是它能更好的解决干群矛盾，适合现实基层干部的管理水平。最后万达同志说“好！你们认为大包干好，你们就搞吧”，这是两年来我听到省委第一次表态同意包干到户。其实我也并不比别人觉悟早，只是我在中央党校学习时就看到了安徽搞包产到户的内部材料，当时在学员中引起激烈的争论，有人粗俗地说“这是鸡巴头上挂镰——危险”，意即滑向资本主义。

    其实对包产到户的威力我早有感受。1961年秋是三年自然灾害最困难的时候，在桃源搞了个临时借田生产，一人借一亩田种春收作物，谁种谁收，第二年春粮全县收获3000万公斤，平均每人有50公斤粮食，顺利渡过青黄不接的夏荒，再没饿死人。在剪市搞了个田塍种豆，划给个人，谁种谁收，第二年就出现剪市街上豆腐像城墙的赞誉。还在青林大队搞过“田间管理联产计酬包工责任制”队里就不要天天喊出工了。这些在文革中都被视为执行了刘少奇的复辟资本主义的路线遭批判，一再请罪。我多年来抓农村工作，看到的是集体生产大呼隆，不管怎样批出工不出力，尽管季季打突击，结果是增产难，社员生活难。有的队社员辛苦一年，年终分配工分值买不到一盒沅水烟（两角钱），有的户还倒找钱，一年糊一年没有根本的改变。虽然这时我们还不能具体知道什么是社会主义，但我们知道什么不是社会主义，——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也看到县、社、队干部领导和组织集体生产，一年到头没有假日，没日没夜的干，结果是“戴起石臼玩狮子，费力不讨好”，其中酸甜苦辣也只有当事人才能体味。因此一见到安徽包产到户的材料，就心有灵犀，只是省委尚未统一部署，不敢也不能单独冒然全面推行。

下官百平

    常德地区真正克服思想上顾虑、犹豫、摇摆，坚定的全面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包干），是在1982年1月全省县委书记会后。这次会上传达了中央关于湖南座谈会的精神，解决“心不齐，气不顺”的问题。胡耀邦同志问“湖南敢不敢搞包产到户”。一句话现在看似平常，当时却有雷霆万钧之力，震醒了湖南全省的各级干部，也震撼了三湘大地。这年的中央关于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也是第一次肯定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是社会主义的，这是认识上的一个大突破。会后赶上过春节，就在春节前后，各级把中央精神传达到群众，农村就沸腾起来。这是一个忙碌的春节，也是一个欢欣的春节，鞭炮声声阵阵，分田分地真忙。有的农民春节贴对联写道“张灯结彩，喜迎包字进村；鞭炮齐鸣，恭贺富字扎根”。待春节过完了，大包干这一重大改革也在全区90%的地方完成了，真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原来有些同志对实行大包干提出的，什么耕牛怎么养，大田怎么划，五保户怎么办等等若干怎么办，农民几天甚至一夜的的讨论就解决了。像这样大的改革措施，上级没派出工作队帮助，事后也没有发现矛盾解决不了，而上访的农民群众，还从未见到。什么叫民心，这就是民心、民意、民望。对这一原子分裂的巨变确使有的同志猝不及思，一时思想转不过弯来，而发出“辛辛苦苦30年，一夜退到解放前”的感叹。但大势所趋，也只能“无可奈何花落去”了。

    我那年兴奋感慨的填过一首词：沅水边，澧水边，笑语欢歌情满园。夜阑话包干。   花也繁，草也繁，金浪金风金色天。好个大丰年。

    大包干使广阔天地发生了根本变化，农民有了自主权，有了劳动与利益的直接挂勾，就有了积极性。农村人人喜气洋洋，处处生机勃勃。虽然听不到出工的钟声、队长的吆喝声，没有了夜战，没有了突击，也没有动员城镇机关、企业职工、学校师生员工支援插秧和双抢。早稻不违农时插上了，“双抢”也没有推迟季节。全区粮食比上年增产了4亿斤，人平纯收入增加40多元（稻谷一斤只一角钱）。农民向国家交售的农副产品总额增长了21%，社会商品零售额增长了60%，城乡储蓄增长了41%。许多穷困队一年解决了温饱。有的群众讲“有了自主权，一年胜十年”。这时，我们惊奇地发现，原本田土种植业，并不需要那么多劳动力，随着大包干的实行，承包的范围越来越广，承包的项目越来越多，承包的办法越来越活。像山林水面、湖滩外洲、副业加工都在包字下，出现了一批各种形式的承包户、专业户、重点户，使整个农村经济在多行多业多样化综合发展中更趋合理，更具效益。

    大包干还改变了农村一种制度，使“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解体，恢复了乡村政权。实践再次告诉我们，一种经济或社会问题，一旦不是一个地方而是普遍化的，不是一年两年，而是较长时间解决不了的，这就不是一般工作问题或某个领导的问题，而是这方面的政策问题或体制问题。农村公社化后生产年年抓，就是上不去，于是搞整风整社、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运动，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农业学大寨，大批促大干，割资本主义尾巴，堵资本主义道路等等，什么办法都用了，就是没想改变人民公社的体制。结果一个包干（包产）到户把土地经营权交给农民，不仅农民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了，而且使一部分农民走上富裕的道路。联产承包使农民成为自主经营的商品生产者，家庭作为农村的细胞，由亿万个这样的细胞组成的农村，每个家庭活了，整个农村也就活了，并展示出灿烂的前景，

    历史往往就是这样最暂短的契机，常常带来最深远的影响。

老马识途

下官百平 发表于 2015-12-13 23:19
杨汇泉，1932年2月出生于山东省平原县。1946年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7月南下 ...

下官百平

寒儒 发表于 2015-12-13 22:07
杨副省长是常德人？还来过黄土店？

杨汇泉，1932年2月出生于山东省平原县。1946年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7月南下后一直在常德工作。 1980年10月至1983年1月任常德行署专员。

下官百平

老马识途 发表于 2015-12-14 00:48

马老好，感谢关注！

上将军

     杨汇泉先生是一位很有能力、很有思想的领导干部。他为常德的建设作出过卓越贡献。可惜有人心怀鬼胎，使他没能进一步发挥作用。他对孩子要求也很严，不搞特殊化，女儿先是在地区文工团，后来一直到电影公司当一名很普通的工作人员！

上将军

我当时放电影，和他的女儿杨振芳交往很多，很久之后才知道她是杨汇泉先生的女儿，没一点架子，非常和善友好！

下官百平

上将军 发表于 2015-12-14 08:05
杨汇泉先生是一位很有能力、很有思想的领导干部。他为常德的建设作出过卓越贡献。可惜有人心怀鬼胎， ...

杨汇泉在澧县任县委书记时搞的澧阳平原灌溉工程、湖北洈水入澧工程、太青山门水库工程、王家厂水库南北干渠工程等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工程，到现在仍发挥着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