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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言文有文过饰非之嫌 —读《史记》笔记 我爱读史书，从《左传》《史记》至《清史稿》是我藏书的主要部分，多年来阅读不息。由于我文化底子太薄，加上史书全是文言文，虽备有一些注解工具书佐读，但仍有很多读不懂理解不透的，而且感觉这些文言文似乎最便于文过饰非，更觉未必是时人大众语言。 以《史记》为例，翻开其书全是文绉绉的文言文，书中人物张口便曰之乎者也。文人墨客乃至喝过墨水的帝王将相或有可能，而那些无缘读书目不识丁的贫苦大众未必如此。以刘邦而言，本是个“刘项元来不读书”的老粗者之一，从游逛欺诈乡里至登上帝位，素以粗言粗举著称。而在太史公笔下却变成了一位“文曲星君”。例如刘邦轻视知识和知识分子是很有名的，他鄙视知识分子，硬说“老子的天下是马上得来的”，把儒生骂为“竖儒”，并把儒生的帽子摘下来拉小便，太史公就记成“辄解其冠，溲溺其中” ，变粗野为“冠冕堂皇”；又比如，刘邦的母亲在湖岸休息怎会怀孕?是否婚外情所至?本属千古之谜。司马迁撰高祖本纪时就写成“梦与神遇…蚊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既排除了刘媪失“妇道”的嫌疑，又美化了刘邦的祖先，证明刘邦是“龙种”，做皇帝是“天意”。如果司马迁在受宫刑前撰成《高祖本纪》，汉武帝生前若读到这样的记述，有可能会赦其一割之痛了。 虽说语言文字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但写在纸上的那些之乎者也的“对曰”未见得是创造者的原汁原味?加工提炼自属必然。即以三皇五帝记述看，那时文字尚未完全形成，却写的满纸文绉绉。显然是作者按统治者需要套上去的，文过饰非在所难免。比如蚩尤这个人物，现代学者考究说他是我国上古时代一位很了不起的英雄。他是九黎族的首领，发明创造过很多兵器。他率九黎族驰骋华夏大地，敢与炎、黄二帝争夺天下，屡屡取得胜利。后来，虽然失败了，但仍被奉为“战神”和“兵主”，受到华夏民族的祭奠。因此，现代史学家们认为蚩尤应与炎帝、黄帝并列，都是华夏族的祖先。可是，《史记》却记他是位“最为暴、莫能伐”的反面人物。有《御览皇王部》所引《龙鱼河图》书中，更把蚩尤描绘成“兽身人语，铜头铁额，食沙石子”的怪物。而对黄帝的记述则极力美化，说他“生而神灵，弱而能语，幼而徇齐(意：温顺恭谨，勤敬守札)，长而敦敏，成而聪明。”被尊为部落首领后，又“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三战，然后得其志。”作秀笔痕是明显的。不如此写，刘邦的子孙能饶过太史公吗?自“董狐直笔”以后，中国的史官变得聪明起来，下笔皆秉“成则王侯败则寇”的铁则而书。如此，岂能不是如毛主席读史笔记中指出“一部二十四史大半是假的”么?太史公因给李陵打抱不平，直言犯上被割了一刀，撰《史记》若效董狐直笔，岂不要被诛灭九族?其“大半是假”是帝王们的淫威逼出来的。从这个角度讲，史官们的苦衷亦可同情和谅解。 不过，毛主席也告诉人们说：“如果因为大半是假的就不读了，那就是形而上学，不读，靠什么了解历史呢？反过来，一切信以为真，书上的每句话，都当作证实的信条，那就是历史唯心论了。”﹙见《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第952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7月版﹚。 在此，我要声明的是，写这篇笔记，绝无不尊敬太史公品德及轻贬《史记》的价值和影响之意。它仍是我喜读的首选史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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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3-8 16:17:27
发表于 2016-3-9 10:3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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