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童年、少年时代（一）

日月星辰

       “童年的情形/便是将来的命运”①/曾经，我儿时天真混沌/曾经，我少时豪气冲云/抱负与迷惘/在我身上交错并存/也许出身贫寒/是那盏指引我奋斗的灯/立壮志不懈攀登前进。
   
       时代到一定时候会成为一种象征，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象征，都会有自己的传奇。我的童年、少年时代，本身已是一种象征，这种象征就是一种传奇了。
       我于1951年2月18日（辛卯岁正月十三日）晨时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里，在鼎城区中河口镇受祜弓村第7组出生(当时为常德县蒿子港区受祜弓乡，距常德市约52公里)。我的属相是蟾窟之兔，五行属木，星座水瓶座，血型○型，身高1.70米。卯兔属相与命运：“为人心直口快，有志气权柄，利官见贵，身闲心不闲，六亲少靠，自立成家，少年劳碌，晚年大利……”。②由于生了个男孩子，且是新中国成立人民民主政权建立时期出生，我派行是“训”字，父、母故给我取派名训民（我1984年7月参加成人高考时，单位把我的准考证名填写成周顺明，1986年7月毕业时，我的毕业证是周顺明。在办理第一代身份证时，故毕业证、身份证均统一使用周顺明这一姓名。古代“训”通“顺”，故曾用名周顺民）；为了我一生平安，故取字永安；由于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出生，故号国初。姓名是祖先流传下来的一种特殊的文化保存方式，是父、母给自己的恩赐，名字将伴随自己一生，我热爱自己的名字，故自赋姓名诗一首：
                 姬氏立朝八百年，
                 周家濂溪万代传。
                 训迪磨励惟崇志，
                 民以法治身立③勉。
       我的家乡受祜弓村位于蜿蜒的内河（又称哑河、内港）之堤畔，原内河与东湖河相连，现已建拦河坝。我家的3间（2正间1模角出屋，座西北朝东南）茅屋座落在受祜弓村7组内河的河堤边，内河大堤里程碑12公里处，原与余自邦、余自英相邻。由于民主阳城垸常遭水灾，在国民党时期和解放初期，故大部分农民都是修建的茅屋，以避免溃垸造成财产损失。自七十年代以来，农民开始改建瓦房，现在民主阳城垸基本上没有茅屋了。
       1972年秋我家迁址改建为3间瓦房(仍然是2正间1模角出屋，座西北朝东南。1984年冬此房以2200元卖给本组农民杨业福，2003年秋已撤除改建)，我家又与周元庭、余常稳相临，位于中河口镇顺南内河大堤约3.5公里处。
       我的家乡中河口镇位于津市市、安乡县、西洞庭管理区交界处，是一望无际的大平原。受祜弓村与津市市渡口镇相望，内河是鼎城区与津市市的分界线。中河口镇盛产稻谷、棉花、麻、鱼等，是洞庭湖鱼米之乡之一。
       我的童年是在家乡农村里看星星、听蜻蛙叫的戏闹中安静而又悠闲地度过的。我的孩提时代充满天真烂漫、带着无限憧憬，有喜悦也有悲伤，但苦涩多于欢乐。那时我们国家充满着困境和苦难，大自然的恶劣环境和残酷的生存条件使人们健康的生命中留下了病痛的烙印，物资的极度缺乏和文化的落后使很多贫穷愚昧的人们因病魔而夺去生命。我在一次病魔中险些丢了生命，家里的亲人也蒙受了一场病魔的灾难。那是1958年10月，我7岁多进大队少儿班学习，幼师是曾次珍、江爱之，我学的第一首歌是《找朋友》这首儿歌。到了1959年4月，全县流行脑膜炎，我在少儿班不幸患了乙型脑膜炎。同时我哥哥训才、妹妹训年也患了乙型脑膜炎。我父亲当时被原洞庭人民公社（1958年10月公社化初期蒿子港一带的大公社，1961年3月成立中河口人民公社）派往长沙火车站务工，姐姐到港二口修建五溪水库，母亲亲眼看到大队里几个患乙型脑膜炎的儿童家长请道师、巫婆祛邪，不去医院治疗而死亡，她焦急万分。但她相信科学，不搞迷信活动，请邻居余自理、余自高等人从内港冒雨驾木船及时送我去中河口公社卫生院（设在双剅口）治疗。当时住院治疗乙型脑膜炎的有20余人，母亲看着一个个患乙型脑膜炎的病人治疗无效而死亡。母亲整天陪着我、呵护着我......正在港二口修建五溪水库的熊医生(俗称熊謇巴)赶回中河口公社卫生院专门治疗乙型脑膜炎，他医术高明，认真负责，给予我及时、果断地用药、治疗。我昏迷了一个星期才醒过来，经过一个多月的诊治，熊老医生把我从死亡线上救了回来，是我母亲、熊老医生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哥哥到市第一人民医院(原为常德地区人民医院)及时住院治疗，也安然无恙。我和哥哥的治病全部都是由国家免费的，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我与我哥哥的今天!妹妹训年由于治疗无效死亡。  
       我是一个贫苦农民的儿子，成长在一个贫穷的家庭，从小就体验到贫困生活的滋味。我并不为此感到羞愧而感到光荣!我正视自己的出身背景──这不仅是一种勇气，而且是一种美德!在那充满阶级斗争的年代里，“根正苗红”是个人前途和事业的政治资本，我曾经为此而自豪、陶醉!在那生活、学习最困难的时候，当父、母拿不出钱的时候，我也不曾抱怨过!那时农民都很贫穷，子女一般读完小学便辍学了，在家参加生产劳动，结婚生子。我的父、母打破世俗观念，省吃俭用让哥哥和我读完了中学。我哥哥在常德县一中读书时，曾经为交不出学费，3天2次从白鹤山（那时县一中在白鹤山，现在武陵镇）步行回家往返200余公里，家里实在拿不出学费，学校只好给予我哥哥助学金继续读书。那时农民都很穷，越穷越光荣!在那饭都吃不饱的日子里，哪里有钱读书啊?!只有少数农家克服重重困难去读书，希望子女读书后有所出息，跳出“农门”，我家就是其中之一。
       我从小目睹了1958年10月成立人民公社的火热气氛，每户都拿出家里的带红色的田心绑在竹竿上做红旗，插在屋后的内港大堤上，到处“红旗”招展，人们用铜脸盆当锣敲打，庆祝人民公社成立。在那样的年代里，人民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赶英超美，全国全民大炼钢铁，浮夸“粮食亩产超万斤”，这些“左”倾错误，极大地挫伤人民的积极性，严重地影响了人民的生活。
       我生长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代，那时国家物资不丰富，人民生活很穷苦。从五十年代起，中国从吃到穿都实行计划供应，统一定价，统一凭票购买，国家和地方政府发行各种各样的票证，凭户口本或粮食供应簿到有关部门领取票证，如粮票、豆腐票、糖票，肉票、布票等按人口供给，手表票、缝纫机票、自行车票、香烟票等根据需要计划供给。比如谁家生了孩子，要凭出生证到供销部门配给红糖、猪油等急需物资。如果没有票证，是买不到需要的物资的，无票证买议价物资，通常要高出统一定价的一倍或几倍。这种票证制度直到七十年代末才逐步取消，有的八十年代才取消。
       我生长在新社会，虽然人民生活水平比解放前提高了许多，但仍然很贫穷，衣穿不暖，饭吃不饱，我的童年是在饥饿和贫困中度过的。人民公社化后，人人都在以大生产队为单位建立的公共食堂吃饭，家家户户不准自己做饭，到公共食堂过“共产生活”。尤其是1959年至1961年我国连续3年自然灾害期间，粮食极度匮发，成年人每天按计划定量6两大米，儿童每天只有3两，吃钵蒸饭。有时社员连大米饭都吃不上，主食是谷糠和野菜做的粑粑，是红薯、萝卜，即所谓的“瓜菜代”。公共食堂里实行饭、菜供给制，8人一桌，没有荤菜，只有无油的青菜、腌菜、清汤等，一年四季很难吃到几次肉、鱼，能吃到一餐饱饭或者能吃到一餐肉、鱼，是当时人们最大的奢望。记得1959年5月，我给生产队放牛时，我从牛吃的稻草堆里捡出了约半斤稻谷，晚上用小木棒在酒瓶里捣除谷壳，将米放在茶杯里，准备第二天在家里煮稀粥吃。由于茶杯未盖上盖子，晚上被老鼠吃完了，我悲伤、悔恨得哭了。从成立公共食堂起我母亲一直当大生产队炊事员，有时我太饥饿的时候，母亲就把自己的饭多给我一点，母亲再悄悄到食堂里多吃一点饭。那时很多人吃不饱饭，得了“水肿病”，浑身发肿，我父亲也得了这种病，到大队专门进行一个多月的治疗才恢复了健康。               
       那时公共食堂都对饭、菜监督很严，一旦发现社员有偷饭、偷菜的情况，将扣除下餐的饭、菜，还要开斗争会，人们都会感到那是很可耻的!我亲自看到这样一个事实：有一个社员贺训之晚上偷了2钵生产队公共食堂的饭吃了，被食堂食务员发现，生产队干部组织社员开斗争大会，散会后这个社员感到羞耻就上吊自杀了。那时，农民不堪忍受饥饿自杀的有之，饿死的有之，病死的有之......电影《毛泽东的故事》中，毛主席1959年6月25日至26日回韶山时，看见家乡农民和孩子生活贫苦的情景，他面带沉思；尤其毛主席请家乡的老地下党员、老赤卫队员和烈士家属在毛氏祠堂吃饭时，安排有四菜一汤，他们吃得很快的饥饿情形，毛主席连连说：慢点吃，慢点吃，还有菜......他心中充满了沉痛，思绪万千，是当时困难生活的真实的写照。饭后毛主席留下部分老人开座谈会，请老人提意见，老人们说公共食堂粮食硬是少了一点，现在浮夸风很严重，亩产几万斤等，毛主席说：“你们讲得很好，不然我听不到这些意见。”1961年5月撤销公共食堂，改善人民生活，是毛主席、党中央的英明决策。我少儿时感觉最深的就是饥饿。记得在1960年读小学1年2期暑假期间，我因饿得慌了，下午约5时，便到生产队的棉花地里摘“鸡鹅豆”（一种野生红豆）充饥，被原团结大队（原洞庭大公社时期的大队）党支部副书记余念之看到，将我抓到大队部(设在原大洲小学与现东堤村相邻处)关到小屋里，直到晚上约12时许，大队的值班干部向秘书才将我放出来说：小鬼，快回家吧!那时我才9岁，从东堤村经大洲小学回家要路过一片坟墓地，我小时候怕“鬼”，我害怕极了，为了壮胆，我边走边哼歌，回到家里时，我已汗流夹背，我母亲哭了，我也哭了。此事给我留下刻骨铭心的记忆，使我终身难忘!
       1959年至1961年3年自然灾害期间，苏联又撕毁合同、撤走专家，我国人民自力更生，勒紧裤带给苏联还债。人民生活暂时处于困难时期，那时是多么的贫苦啊!1960年春节期间，我带着母亲给我的2元押岁钱去中河口公社墟场玩耍，结果钱被小偷扒走，我哭着回家，要知道，这可是我一个学期的学费啊!当时哥哥到县一中读书，姐姐出嫁，我家只有父、母亲和我，家里吃的是大米和青菜或萝卜煮的“菜饭”。父、母经常教育我要爱惜粮食，吃饭时，饭掉在桌子上要我捡起来吃掉，不能浪费，那时粮食是多么珍贵啊!只有当姐姐、哥哥回家过节、过年时，才能吃到一餐猪肉或鱼。
      我的童年时期尤其是1964年以前，由于生活困难，过年对孩子们充满了诱惑力。俗话说：“大人望插田，小伢儿望过年”，年前腊月，每户农家都熬糖、做粑粑、打豆腐，用糖做“根根糖”、“芝麻糖”、“泡儿糖”，正月拜年时给客人摆上一桌，泡上姜茶，那是最高待遇了。过年时小孩子可以吃到白米饭，吃到鸡、肉、鱼；可以堆雪人、打雪仗，只有过年时，我才充满了欢乐。
       现在人们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大跃进时期的公共食堂已成为一个时代的名词，和那时人们的贫困生活情况只能写入档案了。而我现在经常到高档餐馆吃中餐、西餐、民族餐，吃得多了，也到土菜馆吃吃农村风味菜，如今酒席上的应付之烦超过了享受。只是回忆起往事，更使我想起过去，也使我不要忘记现在还有部分贫困地区的农民贫穷的生活......
       我从小放过牛，挖过野菜。记得有一次母亲要我去挖猪菜，我因贪玩，只挖到半篮子野菜，母亲骂我“你这么贪玩，长大了混得到一碗饭啊!”母亲为了“惩罚”我，不给我晚饭吃，我说不吃就不吃，便赌气跑出家门和朋友们玩耍去了。晚上母亲找到我，她含着泪对我说：“伢儿，不是不给你饭吃，是生活太困难了，你要听话呀!吃不得苦中苦，你以后为不得人上人啊!”我吃完饭后对母亲说，我以后不再贪玩了。
       从此，我改掉顽习，分担家庭困难，做些力所能及的家务事。我从小就学会了煮饭、炒菜；我从小就喜欢钓鱼，那时沟、渠多鱼，经常鱼获丰收，我尤善钓鲫鱼、才鱼，捉鳝鱼，多时有十多斤。那时捉的鳝鱼到肉食水产站按等级可以卖到3分至1角钱一斤，积少成多，解决一部分学费。现在我回到家乡，看到沟、渠还是那么多，水还是那样流，只是水已被污染，只是少了成群的鱼儿，再也看不到过去沟、渠里那种鱼儿戏水的情景了，它们已经转移到另一种新的乐园去生活了。
       我从小喜欢喂养鸽子，最多时达30余只，给鸽子戴上我自己制作的“鸽哨”，戴鸽哨的鸽子领头成群飞翔，那道亮丽风景美极了!
      我在读中学放假期间，为了给家里多挣工分，多分点粮食和钱，以解决生活温饱，几乎农村所有的农活我都干过：插秧、割稻、稻谷脱粒、挑担子、犁田、车水、冬修大堤、防汛......1968年“双抢”时，社员们与我打赌，我曾经挑稻谷180斤从稻田到生产队晒谷场，人们和我母亲都说：“你真的长大了!”
       高尔基说：“贫困是一所最好的大学。”我把苦难当学校，在贫寒的家境里，品尝了农民困苦、艰辛的生活，使我从小就养成了吃苦耐劳的习惯，磨砺了我坚韧、顽强的意志，铸就了我勤奋、刻苦的品格，为我以后的成长进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从部队转业到法院工作后，接母亲住在我家，我曾对母亲开玩笑说：“你说我混不到一碗饭的，现在我混得到饭了啊?”我母亲笑了，我也笑了。是共产党培养了我，更是母亲教育了我，鼓励了我，使我从小就立下志向：一定要好好地读书学习，努力奋斗攀登，走出贫苦的农村，让自己和家里过上好的生活，为自己寻找一条光辉灿烂的未来!
       注：① 摘自鲁 迅语录。
       ② 摘自《人生预测•万年历》第308页──山西人民出版社。
       ③ 身立出自《汉书•李寻传》：“士厉身立名者多。”指人的身份、品德、才力等。

吉祥

    贫困是一所最好的大学,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日月星辰

吉祥 发表于 2016-3-17 21:11
贫困是一所最好的大学,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谢谢您的光临！我们那个时代的人，刚解放建立新中国，当时国家还很贫困，比起解放前，但我们感到很幸福，能够读书，已经很荣幸了。

毛先金

姬周训民

毛先金

那个时代的真实写照，我们都有饥饿的经历。这段历史千万不能重演。

付蝶

出生和成长经历了一个跨越的时代。拜读问好！

江南之夜

建议把字扩大点,字小了老同志看得眼花.

聂兰芳

拜读了日月星辰先生少儿时代回忆录，内容丰富，写得细腻，受益匪浅。

幽兰居士

确实，“时代到一定时候会成为一种象征，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象征，都会有自己的传奇”。
我们每个人，都会打上时代的烙印，都有自己的传奇。

剧终

贫困的儿时，深有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