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文化大革命”中的曲折发展 澧县经历了10年的“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后两年的“抓纲治国”,走了不少弯路。但澧县老区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对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进行了艰难的探索,并取得了巨大成就。全县残破不堪的自然面貌彻底改观,成为国家重要的粮棉油猪鱼生产基地,粮棉产量跨“纲要”,县办工业具备一定规模,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文化、教育、卫生等各项事业得到长足发展。 第一节 “文化大革”的兴起 一、批判“三家村” 1966年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下达后,中共澧县县委根据省委的部署和地委的安排,迅速宣传贯彻。县委常委进行集中学习,认真领会“五一六通知”精神,并动员全县各级各单位开展对中央报刊点名批判的邓拓、吴晗、廖沫沙(称之为“三家村”)及其杂文集《三家村札记》、《燕山夜话》的大批判,拉开了澧县“文化大革命”的序幕。7月底以前,澧县一中等学校在社教工作队领导下,抓了一“黑鬼”。8月底以前,全县各单位和农村抓了一批“牛鬼蛇神”。这些“黑鬼”、“牛鬼蛇神”,普遍受到了集中关押、批斗、戴高帽挂黑牌游街(乡)、剃阴阳头(女)等各种形式的迫害。 二、“破四旧,立四新” 1966月8日,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随之,一个“破四旧,立四新”的高潮在全县兴起。一时,全县共拆毁土地庙2985个,砸菩萨塑像12827尊,烧毁亡人灵牌灵屋24713个,收缴道士及算命工具9940件,砸毁神龛9942个、花轿2644顶,搜缴焚毁族谱5382本、各种古籍图书3000余册,砸烂匾牌、古典雕饰47342件,砸毁古建筑及其他民间传统艺术品不计其数,还查抄没收了地主、富农、资本家成份家庭的金银首饰、照片、文物等等。 三、红卫兵大串联 1966年9月初,全县各中学全面开学,学生普遍开始外出到全国各地串联,最初的串联由学校组织,教师带队,县文革办公室批准并开具证明,不久成为完全自发的行动。为接待过境串联学生,全县各地普遍设立接待站,对串联学生免费提供餐宿。串联中,北京师范学院、武汉大学、武汉水利电力学院一批澧籍学生,纷纷回澧参加“文化大革命”。 四、澧县“内乱”的简要经过 1966年8月30日,澧县王家厂水电站群众组织“炮轰县委”,从此,全县各种群众组织陆续自发建立起来,运动由“破四旧,立四新”转向政治斗争。 9月底,传达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9·24”抓“黑鬼”(指抓右派)的报告。县委机关组织干部批判当时的团县委书记,县人委机关内定胡某某为批斗对象。县拖拉机站党支部积极按党委意图办事,把从长沙带回大字报的采购员、对推选进县委机关与领导谈判的代表都当“黑鬼”批斗。各公社也确定了抓的对象,并整理所谓错误、罪行材料报批。 1967年1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山西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在山西省“革命造反派联合向走资本主义当权派夺权”的直接影响下,1月27日夜,澧县部分群众组织向中共澧县县委“夺权”,全县各级党政机关陷于瘫痪。 嗣后,澧县人民武装部介入“文革”,实行“支左”。3月9日,由县人武部党委牵头,成立“澧县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下设“生产办公室”。4月1日,又在“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之下成立“文化革命办公室”,又称“支左办”。 1967年4月20日,县委与县人委、县人武部联合召开“抓革命、促生产誓师动员大会”。大会被部分群众组织认为“县委联合军方代表,以生产压革命”,冲散大会。此后,以支持和反对“4·20”大会为分水岭,各群众组织进行了分化重组。以工人为主体的“工联”、以农民为主体的“农革联”、以学生为主体的一中“东方红总部”、二中“鲁迅战团”、先锋中学“红革会”、以机关干部为主体的“供销联总”、“学闯道”、“红联”等相继成立。“工联”和“红联”各代表一派,两派观点尖锐对立。 6月3日晚,“红联”派群众游行,在县城丁公桥百货大楼前与“工联”群众发生冲突,致二中“鲁迅战团”一学生受伤。一中“东方红总部”、二中“鲁迅战团”、先锋中学“红革会”等学生组织向人武部提出严惩打人凶手等要求,未得答复。4日晨,学生组织宣布到人武部前院静坐。12晚,澧东、澧南等公社农民进城,将静坐学生驱离人武部。14日,更大规模农民进城,“工联”据点城关大米厂等处遭到围攻。 7月25日,“工联”和“红联”两派部分群众因观点分歧在人民剧院发生武斗,双方互掷石块、瓦砾、甚至动用了棍棒、梭标,少数人受伤。 27日,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若干决定和周恩来总理关于湖南问题的表态,支持“工联”和“湘江风雷”,批评省军区支左错误。3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31日,“工联”等组织打开县人武部武器库,夺取了全部枪枝弹药。 8月13日,掌握了武器的“工联”等组织成立的文攻武卫队伍在梦溪寺与同样掌握武器的梦溪民兵组织发生武装对峙,一中学生向德佳被对方射杀。 16日,道河粮店干部张林化被打致死,“工联”派“文攻武卫指挥部”派武装前往声援,行经澧南公社丰坪大队夺枪扑空,在道河公社分水大队路遇民兵吴传春等,“工联”骨干黄群桃开枪打死吴传春。 29日,“工联”派出武装,前往石门县夺枪,“工联”负责人杜方林被内部人员枪支走火致死。 五、恢复正常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一)成立临时领导机构。1967年9月底成立“澧县抓革命促生产临时指挥部”,各区、社、镇成立“抓革命促生产临时领导小组”,每个小组由7—9人组成,其成员包括革命群众组织代表、革命领导干部和区社武装部长,由区、社武装部长任组长。临时指挥部成立后,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全县革命、生产临时指挥机构的作用。至年底,全县46个公社,实行所谓“革命大联合”的有33个,占总数的71.7%;690个大队,已联合的589个,占总数的85.4%。全县区、社两级以上党委成员共346人,已经“解放”(即造反派允许继续工作的所谓站出来的“亮相干部”)177人,占总数的51.2%。 (二)成立澧县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和澧县革命委员会。1967年冬,中国人民解放军47军6954部队某连奉令来澧“支左”。1968年2月28日,省革筹小组批复成立澧县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简称县革筹)。县革筹按照毛泽东关于“各工厂、各学校、各部门、各企业单位,都必须在革命的原则下,按照系统、按照行业、按照班级,实行革命的大联合”的指示,着手抓工人、农民和学生的大联合,以便实行“革命的三结合”,为正式成立县革命委员会作准备。4月,澧县“工代会”、“农代会”、“红代会”(合称“三代会”)相继成立。此时,群众组织发生分裂,形成了所谓卫“三红”(即保卫无产阶级司令部、新生政权机构、解放军)和反“三红”两派。两派分别于6月14日、6月16日两次武斗。6月17日,以“工代会”为首,从监狱将在武斗中打死人的黄群桃抢出,双方矛盾进一步升级,7月7日再次发生武装对峙。中央发布“七·三”、“七·二四”布告后,县革筹和驻军支左办先后于8月14日、19日、27日三次采取行动,控制县治安指挥部,围攻大米厂,抓获“有破坏活动的对象”4178人,在全县范围内基本上形成了革命大联合的政治局面,9月11日,澧县革命委员会经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批准成立。在县革命委员会领导下,全县深入开展“斗、批、改”运动,组织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开展“一打三反”运动,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逐步恢复正常。1970年10月21日至28日,中共澧县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县城关镇举行,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共澧县第三届县委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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