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天风 于 2021-8-23 10:47 编辑
时代人物
忠诚可鉴天
——忆学渊身正、初心不渝的昌清兄
□尹德立
昌清兄氏陈，与笔者原本非亲非故，但出于对其学养人格的钦敬，又因他与我三哥年龄相近等原因，故以“兄”尊之。将昌清同志视为兄长，那是在我27岁与其在职场邂逅之后，乡土渊源，也助长了这段情缘。在临澧澧北平原西北边沿，有一条属湘西武陵山脉逸出部的龙凤山脉，这龙这凤，如同一道立体的描线，将澧阳境域的山区和平原一笔分开。昌清兄老家就在龙凤山外侧新安澹阳村，我的老家则在龙凤山内侧官亭岩龙村，直线距离大约十里左右。昌清兄长我6岁，但在我还是12岁少年时，他已是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的“恰同学少年”了，那时，他才刚18岁；足见其天资聪颖，勤奋过人。 与昌清兄相比，我的学途出身似乎有些“卑微”；我是1975年秋，按当时相关政策，由基层逐级推荐，经县有关部门专门考察，然后推荐上大学的，属国家统招的“工农兵学员”，就学常德高等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科（今湖南文理学院）。1977年秋，本人从常德师专毕业，由国家分配回临澧从事教育工作。当时，县文教局把我的人事关系安排在临澧新安镇学校，但人却被县文教局“截留”，安排在局人事组，在吴家泉组长手下工作。当时，昌清同志应该是在县教研室工作。教研室与文教局始终是在一个院子办公的，机关地址是在城关镇文化街西段北侧的一个大院里。它应称“文教大院”，因为其中容纳的，全是当时县文化系统和教育系统的管理机关。 记得当时文教局开展过一次有关教育发展的大讨论，要求大家积极参加写稿，稿件以大字报形式在张贴栏公布。吴组长要求我写篇文章，并用毛笔抄写，张挂在专栏，虽然我从小就不会写毛笔字，但还是勉为其难地完成了任务。张贴栏前，我几次发现一位个子高挑、鼻梁上架一副玳瑁框眼镜的文质彬彬，先生模样的阅报人，非常认真地看专栏里那些文章。后来得知，这位“先生”是湖南师大科班出身的教研员陈昌清老师。显然，昌清兄也认真看过我的那篇拙文。虽然昌清老师没有直接与我交换过意见，但有人告诉我，“很有见地的昌清老师”对人事组尹某的文章评价不错，这应该是我与昌清兄最初的结缘。但我们并没有多少交往，只是他老父亲有时来儿子单位，昌清兄不在机关，我便请他父亲到人事组坐坐，喝杯茶，等儿子回来。昌清兄的父亲是一位地道的农村大爷，和善忠厚，有点老态龙钟，眼神不好，我很自然地叫他“陈伯”。见到这位父亲，难免不想起自己的父亲，交谈中，“陈伯”说他听说过我父亲的名字；因我父亲解放初就是团山营乡的农民协会主席，有一定知名度。这自然就更拉近了我们心的距离，内心不免有一种与昌清老师亦如兄弟的默认。不知是否因为同样的原因，昌清兄每次见到我，都会很相知似的，对我和善地笑笑。 工作中，我渐渐觉得在局机关经常造那些人事表册，或在全县东奔西跑，办各种人事口琐事，上不沾天，下不沾地，学用脱节，不是我想要的事业，既然学师范出身，就该去学校教书。在局机关刚满一年，我便递交申请，要求到学校去教书。应该是局领导对我的关照，很快把我安排到了城关镇学校。无论何时，能在城镇工作，应该是常人所巴望的。说起这所学校，可有些不同寻常；早年，林伯渠同志的夫人伍崇贤、丁玲同志的母亲余曼贞，都曾在这所学校执教过。这所学校早年是一所完全小学，但随着城镇人口增加，初中教育需求不断增长，我到这所学校之前，早就开办初中部多年。而就在我调进这年，学校破天荒开办了两个高中班，用来解决县一中容量不足带来的问题。这高中班如同量身定制，我一调入，就担任了高2班班主任和语文老师，而高1班班主任和语文教员，则由湖南师大老科班生赵厚玉老师出任，这自然也是体现对我的信任吧。这些安排中，是否有昌清同志的意见我不敢妄猜；但高中教师的安排，可能会听取和采纳教研室意见。昌清同志的爱人刘桂枝老师，当时是这所学校初中部骨干教师，这样，我们有机会常见面；有时也会见到昌清兄的父亲和两个儿子。对这一家人，我内心始终有一种亲近感，但我记不得与昌清兄有过多少交往，似乎，我和他都是那种不擅社交的“没嘴葫芦”。 又过了一年，我因父母年岁大了，身体不好；妻子一个人在家务农，且已怀着第一个孩子，需要就近照顾。于是，又向组织提出申请，请求调回我老家的官亭中学。这是偏远学校，从没有人争着去的，所以我随即如愿以偿。官亭中学其实是我完小、初中时代的母校，就像是我的另一种家。调到官亭中学后，记得只教了一学期初中毕业班，学校就安排我去教高中班了。当时，澧北地区设有高中的乡镇中学，只有“新合中学”和“官亭中学”。我担任高24班班主任，包教该班语文。记得，当时已调县教育局教育股任股长的陈昌清老师到官亭中学公干时，专门抽时间听过我的课，并找我征求意见，愿不愿去教育股工作。当时，我女儿才几个月大，爱人农事又忙，父亲去世不到一年，母亲身体又不好，我是压根儿就没想过再离开官亭。虽然我明白昌清兄这是好意要提携我，但我心里想到：老话说‘好马不吃回头草’，我是从局里调出来的，还是不回机关的好。于是我蜿蜒谢绝说：我还是喜欢在学校教书，再说，家里的情况不好远离。昌清同志表示理解，丝毫没有勉强我的意思；并鼓励我在学校好好干，干出成绩来。应算我没有辜负昌清兄的嘱咐，我教师生涯的高考首战，就打得很漂亮。那时，高考前有预选，那一年高考预选后，新合中学选上24人，官亭中学选上16人，当时官亭中学的参考基数比新合是要少很多很多的。通过最后几个月紧张复习备考，高考成绩揭晓：官亭中学3人高考上线，新合中学无考生上线。这是我平生第一次送高考，自然增添了不少底气和自信。 就在这一年秋，教育局一纸调令，把我调到了设在合口镇的临澧县第二中学。二中当时是一所完全中学，有初中部和高中部，但以高中为主。当时二中的办学效果，与一中都有一拼。进二中后，我首先被安排带那届高中新生42班，包教语文。当时，昌清同志应该是教育局领导班子成员了，另一位教育局要人刘兴国同志好像是管教研室，记得他们都曾到二中听过我的课，那时领导对我的关注度似较高。大约只一期多，临澧二中教务处主任、语文掌门人段鹤臣老师不幸因患病遽逝，有关工作突然断档。用人之际，我被中途调岗，从高42班调到毕业年级，接替段鹤臣老师留下的教学任务，包教两个班语文。也就是那时，学校安排我担任了高中语文备课组组长。想来，除了学校领导的信任，昌清兄等对我的默默推重，应是不可排除的。不过，昌清兄从来都没有对我提起过他对我有过什么提携和推重。 待到1983年秋，我刚送那一届学生参加完高考，就听到了由教育局出资，送我上北京师范学院带薪进修一年的风声。随即，教育局把《进修通知书》送到了二中。那时已是县教育局局长的昌清同志等，为派员去北京进修和采集高考信息，曾预先到北京考察落实。领导知道我还从未去过北京，所以就许多细节问题，一一提前做出了安排。这样，我到北京后，无论是生活、学习，还是工作，都能很快进入位置，开始运行。我去北京不久，昌清同志就被提拔为中共临澧县委常委、县委组织部部长，调离教育局。所以，我连一封信都没给昌清兄写过，担心那样会打扰领导，或带来不好影响。 1984年秋，我在京进修一年期满，业务进修与在京采集考高的信息等任务，业已圆满完成。在新学年、新学期即将开启前，我返回了临澧二中。有人说，我这是“镀金”归来，其实根本不是。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对我回校后的安排，县委组织部已进行考察，组织部长昌清同志应该是亲自把握的。不过，此前此后，他都从未向我提起过其中的一切，而且，那时我根本也没有与他见面的便利。开学前，我还在以教务处临时负责人身份，落实课程安排事宜。一天，学校传达室匡朗暑同志通知我，次日上午赶到县委办“开会”。其实不是开会，而是县委领导与新任科局级单位主干进行任前谈话。我的任前谈话，是县委书记韩林安和宣传部长杜登来两位领导主谈的。我曾有点奇怪，为什么不见组织部长昌清同志？其实，那是因为当天谈话对象多，昌清同志是在另一个谈话组。我觉得，他也许是有意避开我的吧，毕竟，他一定是力推我任职的领导。这次谈话，让我有些意外。首先，是县委书记亲自与我谈话很意外，老实说，对此我毫无思想准备；其次，是组织任命我出任中共临澧二中支部委员会书记，中间跳过“中层骨干”和“学校副职”两个台阶，实在没想到，简直就是“坐直升机”。怎么会这样？我素来真没有谋求过“升迁”，更没有任何意义上的“跑官”举动。想来，个中谜底有二：一是当时正值党的干部政策实行“四化”，即“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所以，知识型青年储备人才的发展道路更宽坦些，这应算“社会因素”；二是组织部长昌清同志对我太了解，他基于临澧二中事业发展需要的考虑，一直在积极培养我，这应算“个人因素”。像我这样“一梦中”走上科局领导岗位的机缘，两个因素缺一不可。 后来，昌清同志调任常德市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即后来的常德市教育局副局长。因为工作的关系，我曾去过他办公室汇报；出于兄弟情谊，我也到过他宿舍，看望过他的家人，但那都是君子之交。同样都不喜欢拉拉扯扯的两个老党员，从来都没有“揭秘”过一直以来的“知遇”谜底。也只见昌清兄，一个“忠诚可鉴天”的优秀干部，才来得如此自然、一贯、彻底；也就是昌清兄这样一位学渊身正、初心不渝的的老共产党员，才会成为很多人共同怀念的良师益友！ 我一直十分愧疚。2010年3月，昌清兄因病医治无效，在武汉某医院去世。于情于理，我都应该去送别昌清恩兄。但那年我已到满龄退休之年，与方方面面的联系甚少；由于信息的耽误，我未能赶上去常德吊唁昌清兄，这是我今生无法再还的心债，我只能在心的灵台，设一炷永不熄灭的心香，以追思“忠诚可鉴天”的昌清恩兄了。 昌清兄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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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8-23 10:38:08
发表于 2021-8-23 10:5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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