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天风 于 2021-9-11 10:17 编辑
人生回眸
入淮戍蚌
尹德立
那个时代的军人，几乎没有不会唱“祖国要我守边卡，扛起枪杆我就走，打起背包就出发”这首军歌的。不过，我们机动机务八大队这次在上海虹桥机场打起背包后，不是要去哪个“边卡”，而是要去曾经历惨烈血战的解放战争战场“淮海”故地，也就是国民党所谓的“徐蚌”南线要地——蚌埠。 从上海到蚌埠，仅距约510公里。八大队于1969年10月30日从上海开拔，10月31日，部队便安全抵达目的地——安徽省蚌埠空军基地，这是一个与蚌埠城市紧密粘合的空军机场，营区大门出去不远就是一条主街道。这座坐落在淮河之滨的古老战场城市，将给我的军旅经历留下些什么？抑或将为我的人生馈赠些什么？这是需要此后两年多蚌埠岁月来回答的问题。 那时，我应该正处在从“少不更事”向“自觉成长”过度的阶段，开始自觉地对自己在部队的表现进行自我批评，这自然也是我们那代学着毛主席著作长大的青年人的思想习惯。因此，我常觉得自己离党和毛主席的要求差得太远，有时甚至为自己的一些缺点深感失望，觉得这些缺点无疑会障碍自己的进步。就在这样的思想状态下，我们到达蚌埠的第八天，即1969年11月7日，我被通知前往湖南湘潭征招新兵，与接兵连的首长和战友集合后，多数同志都不很熟悉，可见我是个不善广泛交接的人。所以，后来几乎已想不起一起去接兵的多数同志的姓名了；但感谢近年由沈良康老分队长创建起来的八大队战友微信群，不少失落的东西有幸被重新拾回，特别是那当年同行首长、战友的名字，与模糊了的记忆，又令人欣喜地吻合起来了。 那次前往湘潭接兵的同志共十四位：辛翠堂为连长，龚幼生为指导员，副连长叫王植，副指导员叫骆世安，其余“接兵干部”的身份，应该都是“排长”吧。其中，只有黄南林和我是1968年3月才入伍的“临澧新兵”，其他都是比我俩资历深的“老同志”。部队里，老兵新兵是很分得很清的，“新兵”一般都很尊敬“老兵”。这次同行的“老兵”，有王永登、颜瑞勋、李学斗、刘长周、邵明桐、刘海林、周绍宜等，还有一位是蚌埠基地派出的新兵连司务长，大家都记不得他名字了，但那张纪念合影里，大家的模样，我都还记忆犹新。 说到后附这张合影，的确令人怀念不已。那是1969年11月11日，接兵连全体连排同志在韶山毛主席故居前的珍贵留影。最鲜明的时代特征，是所有同志手上都握着一本《毛主席语录》，紧贴于胸，这是时代标志性姿势。这个日期，显然是在我们刚到湘潭后的不几天。毛主席的战士热爱毛主席，到了毛主席的家乡，自然要在第一时段去瞻仰毛主席故居。我虽是湖南人，离韶山也不是特别遥远，但我这却还是第一次到韶山，文革中，很多同学都串联到过韶山，但我却始终没有去过，曾是我内心深处的遗憾。现在竟然以解放军战士的身份，来到了红太阳升起的地方——韶山，那个激动啊难以描摹，似乎在韶山的每一步，都走得热血沸腾。 第一次到韶山，是一点要购买纪念品的。记得我首先满怀忠心购买的，是一本当时很新潮的红色塑胶封面《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从这天起，这本“红宝书”，就一直在我身边，至今依然。这本藏书的扉页上，盖有购书纪念章，还有我当时手写的购书日期。购书后，我在纪念品柜台前流连良久，可买的似很多，但差不多也还是新兵的我，口袋里并没有多少钱。后来我选了一打（10条）瞻仰韶山纪念方手帕，上面印着不同的韶山风景彩色图案，非常符合我的审美，这打手帕，我准备带回家送给亲人。老实说，一知道自己要去湘潭接兵，心里不是没想过顺便回家看看，毕竟离家已快两年，心中真的十分想念亲人。但是，接兵公务在身，怎么可以想私事呢？自始至终，我都没向接兵连首长说起这想法。那天从韶山回到接兵地——湘潭县花石区，我反复翻遍了随身军用挎包，就是不见这打手帕。仔细回想，也是在韶山时，心被激动与敬仰塞得太满，记性被挤得没地儿装，竟忘了从柜台上取走所购物品；一定也是走得太快，售货员也没来得及叫住我。为此，我自然遗憾了好一阵，后来我是这样找到“心理平衡”的：“就算第一次来韶山，留给毛主席家里做个小纪念吧！” 老实说，“嘴上没毛，办事不牢”大概就是说的那时的我。不过，好在我在负责湘潭县花石区严冲公社新兵征招的工作中，还没有出现如此丢三落四的毛病。多数时间，我都自己按照连队首长与公社武装部的安排，独自在严冲公社落实征兵的每一步：摸底、走访、组织体检、参加政审等等。在严冲的日子里，我第一次知道了什么叫擂茶，并多次尝到了湘潭老乡家的擂茶滋味；还知道了湘潭的“红片子”，与我老家临澧的“红薯丁丁儿”属于同类民间吃货，只是制作方法不同罢了，相比之下，湘潭的制作更考究些，但临澧的方法更原味。当然，新兵连的连首长也是分工包片的，我负责的严冲公社是骆世安副指导员包片把关的。这次，我从严冲公社一共征招了十七名新战士，本已记不清名字，好在严冲公社的何声礼战友帮我回忆出这份珍贵的名单：章银光、阳飞龙、何声礼、胡田泽、何国民、李新民、李春安、胡炳坤、杨伏祥、胡玉连、黄群辉、彭春元、颜长安、刘申富、谢泽民、石昌仁、刘应东。这些名字，我虽然很久很久没有叫过了，但与那段经历融在一起，心里似乎还能感触到他们的个性、血性与灵性。 12月4日，我在严冲公社写下最后一篇征兵日记，也算是接兵工作的小结吧。随后，我们带领各公社新兵，在花石区集结，随后踏上返回蚌埠的运兵征程。说起那段日子，还曾有过一些尴尬，那就是“饿”。无论在花石区，还是在严冲公社，吃的基本都是食堂，地方食堂可不像部队地勤灶的“共产主义吃法”。军人离开了军营，无论在哪里吃，只要是有群众的地方，总得讲点文雅，不能让群众觉得解放军战士像是“饿牢”里释放出来的啵？所以，仍在吃“长饭”阶段的我，经常处在半饥半饱状态。待到我们把新兵带上运兵车，司务长把用柳条筐装的老面发饼搬上闷罐车厢，“饿”的问题才算彻底解决。因为发饼是很方便的主粮食品，想吃了，伸手就可以拿到；白天不得闲，晚上可随时摸两个来吃。当然也不能多吃，吃多了，一喝水，容易拉肚子哩。这次运兵所走路线，那是“大回环”模式，从湘潭出发就一直往北，一下子“跑”到郑州，才转向东行。记得在商丘兵站下车吃了顿饭，兵站接待是“很热”的，可商丘的气温却“很冷”，冷到第一次“亲密接触”北方之冬的我，都不敢相信天气还可以如此之冷。车到徐州，又才转头向南，由“徐”到“蚌”，把“淮海战役”战场全经丈量了一回。 12月中旬，我们把新兵一个不少带到了蚌埠空军基地，向部队首长复命了。18日，我回到八大队一中队，也回到了惯常的地勤兵生活里。想来，那时我的脑子一直很简单，并没有感觉到部队派我一个差不多还是新兵蛋子的战士去接兵，抑或意味着些什么，诸如信任呀、培养呀、提拔呀，我的想象力似乎没那么大。一切如故的出操、上机场、维护战鹰、参加飞行训练的地勤兵故事，又接着在蚌埠机场续写。据战友回忆，蚌埠基地的部队番号，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2464部队。当时，机务八大队好像是踏着空军航空兵第45师成立的点儿，来到蚌埠的。45师由三个飞行团，即133、134、135团组成，装备的都是歼击五型飞机，机务维护由八大队承担。蚌埠从来就是战略要地，放在这里的部队都不是吃素的。45师师长马建忠是抗美援朝中赫赫有名的空军英雄，政委叫竹虚，“竹虚”这名字，就能把人镇住，好有文化含量的。大会上见过这两位首长，都是那种有“首长范儿”的形象，对部下和战士，也没有居高之气。 记得从湘潭接兵回蚌埠不久，我曾被安排到基地农场去劳动锻炼了一段时间，那应该是部队的一种养兵功课。被轮流派去的战士，一般都认为这是锻炼提高自己的好机会，绝没有被“劳改”的误解。蚌埠机场一侧有成片的稻田，农场常驻部队负责打理，抽调去轮流劳动的战士只负责某些具体劳动；那段时间，我吃住都在农场。有几天，稻田需要灌溉了，农场技工把抽水机安装好，我被安排去执行守机、开机、关机任务。还给我安排了一个搭档，是前不久从湘潭参军来部队的新兵。我虽是去湘潭接兵的人员之一，但我平时脑壳有点大，不大记事，因此记不得这个新兵叫什么，但可以肯定他不是严冲公社的兵。因为他是一个很大的意外，所以对这事印象较深。这个战士平常看起来啥问题都没有，但一旦发病，会让人看着难受，甚至吓坏。犯病时，他双臂不由自主地发生痉挛，眼神发直，面部歪斜，全身也不自主到扭曲，严重时还会倒地。这应该就是癫痫病，俗话叫羊癫疯。估计征兵那期间，病情还不严重，发病次数少，因此瞒过了征兵人员的耳目；访问时，一定是有什么人打了招呼，大家守口如瓶，这样，才可能侥幸混过征招关。等新兵接到部队发现问题后，自然就只有退回原籍了，但在未退之前，就先放在基地农场，让人带着等节奏。我去农场时，正赶上和他“并肩作战”一段时间。在一起时，我们基本没有什么交谈，因为我内心瘆得慌，也不知能谈什么，他可能更没有勇气跟我说什么，后来他应该被送回去了。我在农场的锻炼，大约只有一二十天时间，然后就依然回了我的一中队。 那时，中苏关系已恶化到极点，部队的备战氛围非常浓厚，我们机场一侧的老虎山上，修建了令人大开眼界的飞机洞库和战时防空洞，记得还从朱元璋故乡的凤阳古城上拆来大批古城砖做建筑材料。在营区内，也选择堤梗位置，挖了许多备战的猫耳洞。我们挖猫耳洞时，心里想的，就是与敌人在战斗。部队上下意志很一致，就是随时准备与“新沙皇”决战，并坚决战胜它！经常的紧急防空训练、战斗起飞训练，不断在老虎山和机场间上演。 但已入伍快两年的我，思想也并非一尘不染。一起入伍的战友，有的已提干，穿上四个兜的军队干部服，内心的羡慕是不可否认的。不过，那时我最追求的，还是入党；觉得若去追求提干，那就是严重的“私心”。在突出“斗私批修”政治的背景下，这似乎是很自然和真实的内心解析。那时的我，应该是很注重自我解剖、自我批评的，平时也一直积极要求进步，工作积极肯干。只是不知怎么总被“骄傲自满”、“接受批评不虚心”这类议论所缠裹。好在部队对青年战士是看主流、讲培养的；尽管我身上确实存在一些小毛病，但党组织还是于1970年4月，吸收我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了。我的两位入党介绍人，一位是八大队一中队无线电师付辉，另一位是一中队特设师方文云；在我入党志愿书上留有意见与签名的大队与中队领导，记得有罗国彦、彭东有、孙喜清等首长。入党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家里写信，报告这一特大喜讯。当时，“入党”是一件很神圣、很重大的事情；而且，我是我们家这一代人中，第一个参军入党的人，对家人无疑是个大鼓舞，我的兄弟中，后来有四人相继入了党。 当我还沉浸在光荣入党喜悦里的时候，另一个天大喜讯，又紧紧包裹住了我们的身心，那就是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用收音机收听那来自太空的最美、最响亮的《东方红》乐声，成为当时军营内外一道最大的有声风景。记得我们当时在机场的机窝里，一面维护战鹰，一面按照收音机里的报道，按照“东方红一号”从机场上空掠过的时间，从地面向太空仰望那无比神奇的卫星，虽然它只是天穹里的一个小小亮点，但已足使我们饱享祖国的自豪和骄傲，工作起来更加忘我。 人造卫星的伟大成功，在全国掀起了巨大的庆祝热潮。当时，蚌埠市的城市庆祝游行活动，对我来说，可谓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蚌埠机场与蚌埠市紧贴在一起的，出机场正门不远，就是市区通衢。庆祝游行那天，我和战友上街，可是大开眼界了。前后望不到首尾的庆祝队伍里，一个一个都是具有安徽地方特色的花鼓队贯穿队列中，节日盛装的人们，击打着欢快的锣鼓点，伴随着应属非物质之文化遗产的凤阳花鼓类舞蹈，形成一条不停翻滚不息的彩色长龙，在声闻九霄的欢乐声中，腾挪游走。街道两旁观看的人们，根本无法随意横过街道，因为游行队伍是连贯不断的，谁都不敢，也不忍去冲闯这欢乐美丽的队形。如此震撼的盛大场面，迸发的都是中华民族无比的自豪与自信；彰显的都是中国人民不可战胜的力量与气魄。 应该说，我的蚌埠岁月，特别丰富多彩。但从一定意义上，蚌埠也是我们机动机务八大队的“伤心”之地。大约是1970年5月左右吧，团级建制的第八机动机务大队开始撤销建制，一部分人员配备到了空45师；另一部分人员组建为第十九机务大队，去银川配备给了空47师。而老八大队一中队和修理厂等部分人员，则继续留在“八大队”建制下。不过，改建后的“八大队”已成营级建制，不再是那个“老八大队”了。一个曾战绩卓著、满载光荣的八大队就这样不存在了，又怎不令八大队战友“伤心”？不管是在老八大队，还是在新八大队，我都一直是一中队无线电员，从未变更过这个身份。（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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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9-11 09:5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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