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澧州历史上的官德与民风（3） 赵绪清
三、澧州历史上官德民风的几个主要特点前面已经提到，官德与民风的关系，官德是主导。实际上，它又是相辅相成的。因为古代实行“异地为官”，所以澧州的官来自五湖四海，他们带来各种各样的官德，倡导各种各样的民风，其中美好的东西，必然在澧州播下种子；同时，澧州人也到外地去做官，也会把本土的好东西带出去，发扬光大。故官德与民风是很难截然分开的，更无法一一对应。在某种意义上说，官德民风就是一种氛围，一种环境，一种能够让人感觉得到、能够辨别其美丑善恶却又难以具体言说的客观存在。因此，讲官德民风的特点，只能综合地讲，而且侧重于举例说明。能够表现古代澧州官德民风的典型很多，这里只能抽取其中一部分。而且，我想着重介绍一些新人，至于大家比较熟悉的先贤如屈原、宋玉、车胤、李群玉、范仲淹等，则基本略去。我以为，古代澧州官德民风至少有以下六个特点：
㈠爱护百姓公元557年，澧州建州不久又为北周统治，孝闵帝宇文觉委任郭彦为澧州刺史。此前由于“蛮佐”作梗，澧州百姓聚散无常，不从事农业生产，不仅国家的赋税收不上来，州府吃的粮食也每年靠荆州输送。郭彦到任后，采取有力措施引导百姓从事农业生产，社会风气大为变化，很快就形成了“民皆务本，亡命之徒，咸供赋役，仓庾充实，无复转输之劳”的局面。因此，当他“秩满回朝，吏民号哭，送彦二百余里”。元朝初年，新政权刚刚建立，人心不稳，张雄飞出任澧州安抚使。他一到任，就布宣德教，整顿秩序。当时澧州有两个富商，犯有偷税和打人的罪行，官府僚佐受其贿赂，打算包庇过关。发现这种情况，张雄飞更加从严追查。左右说，这些小事，何必这么认真？张雄飞说：我不是要惩治偷税打人者，而是要改掉宋朝弊政，惩处那些不敬畏法律的人。于是严肃惩处了这两名富商。没过多久，又有百姓因饥饿群聚闹事，抢了富家的粮仓，治安部门打算以强盗罪严办。张雄飞说，这些人抢粮食，是为了救死，不是真正的强盗，应该宽大处理。一句话，避免了一百多人被处死。这样一来，社会秩序就迅速安定了。在他之前，荆湖行省有个蒙古贵族叫阿里海牙，擅自将3800户乡民籍没为家奴，自设吏员管理，责令每年向他交租赋。张雄飞到任后直接找阿理论，让他改正，阿不听。张雄飞又上朝申奏，终于争取到皇帝下诏，让这些人还籍为民。明代澧州判官杨璟，“才堪理剧”，善于应对繁杂事务。有个当兵的一头牛不见了，诬告是村民吴某偷了。州里的巡捕从吴某家里找到了牛，准备抓吴某入狱。杨璟很怀疑。他暗暗派人将这头牛牵到郊外，然后放开，看牛往哪里走。结果，牛经过当兵者的家门没有进去，而径自奔入吴某家的牛棚中。于是杨璟把这当兵的抓来治罪。这样一来，有权有势者再也不敢胡作非为了。明代澧州知州熊一定，“赋性抗直，政尚严厉”。当时州城有一块空地，是老百姓的放牧场。华阳王府想据为己有。熊一定专门发了一个文告，说“文王之囿，与民共之”，王府只好打消了这个念头。当时九溪（澧水上游）有一个“千户”，行凶作恶，棰杀良民，熊知州毫不留情将其抓来治罪。从此土豪劣绅都夹起尾巴做人。明代有“赎刑”制度，即犯了罪的人，其家属可以通过缴纳钱粮来抵扣刑罚。熊一定通过严格执法，赎刑的米谷达到数万戽。此后澧州连续两年受灾，靠这些粮食，百姓没有饿死的，没有逃亡的（当时人口不多，州本部只有3.5万人）。明嘉靖十五年（1536），即上荆南道从岳阳移驻澧州后的第三年，澧水流域连日大雨，河水暴涨，多处溃垸，船只停靠在澧州城墙的女墙上，很多百姓在洪水中漂浮挣扎。这时，上荆南道道守康世隆站立在城墙顶上，亲自组织指挥船只抢救百姓。眼看城墙就要倒塌，他仍然屹立不动。在他的指挥下，很多百姓得救。明代万历庚子年（1600），皇帝为营造宫殿筹措资金，布置各地开矿立税。当时各省税收皆由宦官掌握，称为税珰。湖广省税珰陈奉安排5名吏员来到澧州，部署铜矿开采，因为《风物志》记载，澧州有一座山叫“铜山”。这时的澧州知州是沈育大，他心想，如果让他们开采铜矿，破坏的是澧州环境，祸害的是澧州百姓，要千方百计加以阻止。首先，他私人拿出几十两银子来犒劳使者，向他们说明铜山是州治的地脉，又是华阳王的陵墓所在，不宜开挖；其次，又动员华阳王上书阻止。通过多方面工作，把开采铜矿的事搁置下来。后来沈知州还是感到不踏实，继续寻找依据，终于查到永乐戊戌年（1418），工部也曾差官来澧州采铜，最终一无所获。通过走访当地老人，终于弄明白是因为山上多桐树，因此叫“桐山”，而方志误记为“铜山”。从此，方志的错误得以更正，澧州从根本上免除了开采铜矿之苦。关心民瘼的沈知州，也受到澧州人永远的爱戴。
㈡刚正不阿宋代澧州知州胡宁，是大学者胡安国的小儿子。他原先是在朝中给皇帝敕令审稿的官员。当时秦桧当权，准备将其儿子秦熺由翰林学士承旨提升为知枢密院事。秦桧向胡宁探听外臣对此事的态度，胡宁说：“外议以为，相公必不袭蔡京之迹。”那意思很明确：你如果这样做，就是和蔡京一样的奸臣。秦桧大怒，借机罢了他的官，又贬他为澧州知州。明代澧州人汪俭，弘治年间通过乡试后，授成都推官。当时成都有两座朝廷的大型储备粮仓，亏损巨大，而主管者说不出理由。上级命令汪俭去处理，他顶住各方面压力，亲自一页一页查账簿，直到把积累的问题全部弄清楚，并将所属各县的均徭（明代三大徭役之一）进行合理调整，使问题得到根本解决。潼川土匪猖獗，多次进攻州城，朝廷下诏剿灭但遏制不了。后来派汪俭去，匪患迅速得到平定，他因此升为嘉定知州，镇守建昌。这时有个姓宋的御史仗势欺人，肆无忌惮地诬告其副使，当权者怕得罪宋御史，就推到了汪俭这里。汪俭了解情况后，义正辞严地驳斥宋御史，当众把他的告状信销毁。于是，他辖区内风气非常整肃，而且声名远播。朝中某贵人进四川取佛经，沿途官府深受其害，单单到了汪俭这里“望风敛抑”，不敢放肆。汪俭对自己要求也非常严格。妻子生病卧床二十年，但拒绝纳妾。退休回家后，睦族孝亲，淡泊处世。入成都名宦祠、澧州乡贤祠。明代澧州人李槃，嘉靖十七年（1538）进士，以“戆直峭岸”著称。他任江西临江知府时，辖区内有一个豪绅尤氏，恶行很多，前任太守不敢过问。李槃上任后，查访出尤氏的种种不法行为，准备严加惩处。这时京城很多人为尤氏说情，书信堆满了一箱子，李槃说，这些信坚决不看，办完案子再说！结果一件也没有启封，坚持依法秉公办案，地方风气为之一振。他后来也入了临江名宦祠、澧州乡贤祠。明代澧州人周禧，景泰庚午年（1450）进士，任福建尤溪知县。“长身美仪，性严毅”，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工作，要求自己非常严格，要求部下也非常严格，地方政简刑清，百姓生活安定。当时有上级某指挥使巡视六邑，一路仗势招摇，搜刮无度。但到了尤溪地面，听到周禧的“冰蘗声”，即能忍耐寒苦而坚持操守的声誉，“望风敛抑，独无所犯”。后来进入尤溪名宦祠、澧州乡贤祠。明代澧州人李如圭，弘治己未年（1499）进士，授江西安福知县。到任第一把火，就是抓捕当地不法“豪侠”数十人，公开绳之以法，因此县中风气“肃然”。此前县内有钱有势的人以逃漏、拖欠赋税为时尚，甚至互相攀比炫耀，官府不敢问，只是将大户欠缴的赋税摊派到平民百姓头上。李如圭听说后十分震怒：“奈何剜吾赤子肉，娇媚武断贵人？”于是在县衙大堂两侧布列数十把大斧，安排人逐家通知大户到县衙。这些平时刁蛮的大户长者一个个屁滚尿流，只得乖乖照章缴纳税赋。李如圭的上级抚院林公见他才可大用，向朝廷上疏说：如圭年少，性刚，疾恶大甚，宜予保全。于是将他调到建昌。当时建昌境内华林山盗贼充斥，李如圭安排间谍卧底，消灭其头领，很快平息匪患，使百姓得以安宁。几年后，他因守孝离任回家，走到鄱阳湖遇盗贼。当盗贼侦查得知是建昌李知府，“相顾惊愕逃散”。后来他出任福建按察使，贪官污吏“望风弃印挂冠而走”。
㈢清廉自守分守上荆南道参政王泮，到任初期澧州灾害频繁，老百姓非常困苦。为救旱灾，他顶着烈日四处奔走，汗流浃背，一连十数天不休息。为解决饥民活命口粮，他下令打开辖区内所有粮仓予以赈济，又另外四处想办法解决，一举救活了数万人。有饥民啸聚闹事，他派营兵加以缉捕，但不准杀一人，很快就平息了事态。太平年景，他从不无事生非，而是带领学官弟子读书，自己亲自教授经术，而且亲自修改学生的文章。因此，州内人文风气大变。他离任时，行李仅图书数匣，装衣物的箱子轻如枯叶，因此非常受澧人敬重。明代澧州人刘崇文，当过蓬州知州，“官居十载，布袍蔬食，晚与山人徐孔裁寂处一室，扬扢（gǔ）风雅。隆冬至，不能具炉火”。尽管他一辈子为官，粗茶淡饭，冬天甚至没钱买炭烤火，但留下了大量的诗文、著述。明代澧州人崔蓥（yíng），正德甲戌年（1514）进士。幼年就很聪明，但父母早亡，靠继母抚养教育成人，中进士后授官江苏丹徒知县。“政尚平易，民甚爱焉”，“操履峻洁，不苟取与”。三年任满时不幸去世，满县百姓痛哭。他的妻子为收敛安葬他，几乎没有回家的路费。澧州人、尚书杨一清为他写墓志；丹徒人、武英殿学士靳文僖为其画像题诗。入澧州乡贤祠。清代岳常澧道道守臧荣青，“俭素自奉，俨如寒儒。曩（nǎng）道暑一切食用，率减价取给于铺户”，“概行禁革，尤崇重学校，倡捐建澧阳书院”。用今天的话说，他要求自己非常严格，穿着像一个寒酸的读书人，甚至道署的一切生活日用品，都是购买商铺的减价品，公务活动也很节俭。但非常重视办学兴教，兴建澧阳书院时，他个人就捐了100两银子。
㈣忠孝两全忠孝两全的典型，最有名的当然是申鸣，不仅在澧州最出名，在中国历史上也最出名。其事迹，概括起来就是八个字：“讨贼酬忠，杀身全孝”。申鸣原本是个大孝子，也很有才干，楚王多次招他入朝做官，为了尽孝他都谢绝了，后来在父亲劝说下才去。入朝后三年，有叛臣造反，申鸣带兵围剿。叛臣抓住其父要挟他：你放过我，和你平分楚国；你要紧追不放，就先杀你父亲！申鸣痛哭说：过去我是父亲的孝子，今天我是国家的忠臣！我已经当不成父亲的孝子了，我还当不成国家的忠臣吗？亲自鸣鼓进攻，一举消灭了叛军，自己的父亲也被杀死。胜利后，楚王要重重奖赏他，申鸣说：身为大臣不救国家之乱，是不忠；救了国家杀臣之父，是不孝！名不可两立，行不可两全，我还有何面目活于世上！于是拔剑自杀，到阴间去尽孝。李如圭评价说：“当君亲变故之际，正利害交蔽之节。不有定乱，无以成为臣之忠；不有杀身，无以成为子之孝。”因此，申鸣成为中国历史上“为臣死忠，为子死孝”的道德典范。澧州史志，还记载了很多孝子、忠臣的典型。其中有些孝子的行为，今天的人是不赞成的。例如明代人张錀，后来做过澧州所千户，父亲早逝。十六岁时母亲病危，他割下自己腿上的肉熬汤，救活了母亲。还有慈利人杜世寿、石门人李宽割股救母，石门人刘彦瀛、慈利人李时用割股救父的事迹，方志亦有记载。忠孝两全的好官也不少，例如南宋澧州知州杨大异，《宋史》有传。杨大异，醴陵人，其先祖杨祥事奉父母非常孝顺，父母去世后哭得眼睛出血，一直住在墓旁修筑的小屋里。朝廷封他为至孝公，赏赐名木栽种在墓道两旁，以示旌表。杨大异先受家风熏陶，后来又随宋代大儒胡宏研习《春秋》大义，忠孝立身的思想非常坚定。他开始的官职，是衡阳主薄，因有惠政，不久就调任龙泉县（浙江省西南部）县尉，并代理县令。正遇上年成不好，提刑司派人到龙泉县以议价收购为名摊派征购粮食二万石，米价顿时暴涨，百姓粮食匮乏。杨大异把提刑司征购来的粮食全部以原价出售，老百姓都很感激他。但提刑官赵与筹大怒，想搜集他的罪过加以惩处，却一无所得，最后以违抗命令为理由，调他到偏僻的安远县（江西省东南部）任县尉。安远县有一些少数民族盗匪骚扰百姓，官兵讨伐多年，没有效果，上司命令杨大异去捕治。杨大异只带一个仆从，背上自己的委任状，乘坐滑竿进入盗匪盘踞的地方，让他们传呼：县尉到了！盗匪们手持刀剑列队威吓他，杨大异面不改色，从容不迫，晓以利害。盗匪受了感化，都伏地叩头，表示愿意改过自新。杨大异把委任状留下作抵押，带着盗匪头领到县衙投降。匪患从此平息，杨大异因此受到朝廷奖赏。杨大异担任四川制置司参议官时，蒙古兵攻入成都，他随制置使丁黻（fú）拼死巷战，身中数枪，大家都以为他死了，他的家人也全部遇难。第二天部下偷偷去收尸，杨大异又苏醒过来被救活。朝廷升他为朝奉郎，任命为石门知县，此后又任溧阳通判、代理知州，每到一处都有惠政。离职时，百姓们攀辕洒泪，号哭挽留，他只好换了衣服悄悄地离开。后来他调任大理寺丞，平反了多件冤案。一次宋理宗召见他，问他对朝廷政事的意见，他直陈时政得失，不惜冲撞宰相。宰相忌恨他，借故调他出京任澧州知州。理宗说：“这不是在四川死节更生的杨大异吗？他论事切合实际，是有用之材。为何急着把他调出朝廷？”宰相只好回答说：“这人特别长于治理百姓。”理宗下令给杨大异一个凭证，让他兼管仓库事务，又让他进直秘阁。杨大异从不在意功名利禄，58岁就申请退休，朝廷不答应，他连续上书四次。回到家乡后，生活起居与百姓无异，而且授徒讲学，诲人不倦，活到82岁。
㈤品行方正明代永乐年间的澧州人李通，通过乡试后任保宁训导，后改任成都训导。9年任满时，正好朝廷有一项政策：官员年龄在40周岁以下，才能、声望特别突出者，可选拔为尚书省的官员。考核的结果，李通“学优行洁”，履历表上的年龄也正好符合，就推荐他应选。但这时李通说：“我的实际年龄比履历表上的大，如果这样，纵然得到美官，也会终身有愧。”还亲自到“组织部”去说明这件事。吏部尚书说：真古人也！按照常规安排他到上高去当教谕。李通70岁时申请退休，按规定要亲自进京报告。路途遥远，有人劝他说：你就说身体有病，可以不去。李通说：我没有病，怎么能欺骗朝廷？坚持赴京当面报告。进京申报得到批准后回家的路上，他路费也没有了。其品行方正达到如此程度，并且一代一代传下来，所以子孙都很发达，李氏一门出了很多贵人，特别是孙子李如圭，担任过工部尚书、户部尚书，成为一代贤臣。
㈥相夫教子明代澧州判官杨璟的妻子刘夫人去世后，娶了澧州盐井女子张氏为继室。张夫人自幼聪慧，精勤女事。嫁给杨璟后，刘夫人生的一个小女儿年幼而且多病，张夫人每天抱着她到处讨奶吃，将她救活抚养成人。杨璟升官后，张夫人随他赴任，十年间，没有买添一件新衣服。“峒蛮”侵扰州城时，其他官吏僚属率妻子儿女争相避乱，就张夫人说不能这样，不能动摇军心民心。杨璟为官清廉，离任时没有路费回老家，就移居岳阳，家庭非常贫困，张夫人经常靠变卖首饰来买米买布，但是每天督促儿子杨一清发奋读书。后来杨一清考中进士，成为明代很有名的大臣，任过户部尚书、吏部尚书。《直隶澧州志·贤媛》记载，李如圭的夫人梁氏，善良，有贤德。李如圭任尚书时，有一次皇后召梁氏入宫，梁氏叩见皇后时穿的是布衣。皇后很惊奇，问她为什么穿得这么寒酸？梁氏回答说：“澧州地脊民贫，俗尚俭约。”皇后听了很感动，赐给她很多东西，封赠她为“梁氏夫人”，还免除澧州丝绢税三十年。 澧州这块地方，春秋战国时期还是“蛮荒”之地。当时秦楚相争，楚国想拿包括澧州在内的黔中千里之地换取一个张仪，秦国都没答应。但到元初，澧州在元代文学家姚燧笔下已是“科派户口之繁庶，贡赋之征入，澧则亚于长沙，而近湖广省治，岳、鄂诸郡，不能尚之”。明代提学副使王在晋则描绘澧州“土地日沃，生齿编户繁滋，天子树其藩封，以分茅赐胙焉。而士氓俗习好尚，亦大朴醇”官德民风的千年化育之效，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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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10-25 09:07: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