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天风 于 2021-12-5 14:13 编辑
人生回眸 我的大学（上）
尹德立
放下农具，走出坪垭；奔赴常德，迈进高校。自然，这必是人生翻开了新的篇章。当我自己扛着行李，从常德北公交汽车站，寻寻觅觅找到城西三岔路一带，往右经常德卷烟厂厂区甬道，最后迈进“湖南省常德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校门的时候，我的心潮莫名狂卷，再次激动不已。一个眼看已与高等学府无缘的农家子弟、复员老兵，现在却真真实实地跨进常德地域最高学府的庄严大门了；咬咬舌尖，有疼感，断定这已不是梦！ 当时，从师专南面横街到师专校门，是一条笔直的门前外校道；直道两侧，西侧是居民区，东侧当时记得空旷着，后被圈进了师专校区，成为体育场。据闻，“常德师专”这个所在，有个老地名叫“乌龙岗”，校区北面外侧则是“白马湖”，这一“乌”一“白”，一定是有来历的，但在我们这帮刚来自四面八方的“工农兵学员”，心目中只有一个地名最响亮的，那就是“常德师专”。当时，慈利县还辖属常德地区，所以，常德师专学员主要来自当时常德市、常德县、桃源县、石门县、慈利县、临澧县、澧县、津市、安乡县、汉寿县等十个县级政区。学员中也还有几位长沙知识青年，但她们都是下放到常德地区的，另外还有个别来自湘西金矿和益阳的学员。总之，我们这个新的学员大家庭，成份还是蛮丰富的。 到校后，我们按照学校提示，首先来到进校门靠右首那幢赭红色俄式建筑风格的教学大楼，进入临门第一间“超级教室”凭《通知书》报到，我们的班级编序是“中文科十四班”。学校首先把我们安置在这间“大号”教室，自然是有原因的。这届师专中文科共招收了85名学员，且多属“大号”的：年龄“大”，块头“大”，都是“成熟果子”，很占地盘的。作为特殊年代最后一批“工农兵学员”，我们的个况与年龄很不齐一，年龄差上下达七八岁之大，“老幺”在“老大”面前，容貌上有的近似是两代人了。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同学之间的亲密无间与平等相待，而且还颇有一种“大哥大姐”带“小弟小妹”的意味。我的年龄，在班上应算“第一年龄梯队”，当时差不多25周岁，上有“老大”，下有“老幺”，我的角色是舒适的。这届中文科学员，有个除女子学校外，很少见的“阴盛阳衰”现象，男女生比例刚好是2：1，即两个女生比一个男生，所以满教室只见“长发飘飘”。容易想入非非的朋友一定会揣测：这样的群体里，男生应该很“抢手”。但实际上，我们毕业后，真正成为“同窗夫妻”的，仅有唯一的一对，那还是因他们除“同窗”之外，还是“同乡”。可见那时的青年人还是很单纯的，即便已是大龄男女；大家可以“亲密无间”，但却很少“想入非非”。所以，数十年后，很多窗友仍彼此保持着“青梅竹马式”的纯洁感情交流！ 自然，在进入常德师专前，尽管可能来自同一个区县，彼此都可能不相识。譬如这届中文科的临澧学员其实有九名，但我其实只认识邱渭波一人，连同公社的游丛志那时都还不认识。缘分就是这么神力，一旦结下同学缘，大家就很快处得如兄弟姐妹一般。大家很快了解到，来自临澧的中文科学员共九名，五男四女；属临澧本土的有邱渭波、游丛志、高家柏、刘惠平、沈兰平和尹某；另三位是下放到临澧的其他城市知青，包括津市女生陈明华、罗小平，澧县籍男生解峰。因“中文十四班”班额过大，一分为二是必然的。分班时，游丛志、高家柏、陈明华、沈兰平、罗小平和尹某分在了中文十五班，邱渭波、刘惠平、解峰分在中文十四班。分了班，不在一间教室了，但下意识里，大家仍是一个整体，干啥都“比翼齐飞”。我们这些人，基本是在良好社会熏陶中成长起来的，习惯于搞“五湖四海”，不搞“块块主义”。所以，说两个班学员“亲如一家”并非夸张。那时，高校招生指标曾经有“国家”与“地方”之分。我们那届学员，除中文、数学、英语、体育等科系属“国家指标”外，好像化学、物理科属于“社来社去”，即“地方指标”。当然，多年以后，随着形势的不断发展，教育事业需要的不断变化，从常德师专毕业的所有“工农兵学员”，最终都统一姓“国”，吃“国家饭”，成为“国家公办教师”了。 对我们这些由来有些特别的“工农兵学员”，学校是关怀备至的。刚在教室就座，学校中文科党支部书记刘子岸就和学员来见了面，并开始方方面面的提示指导；据说刘子岸书记老家也是临澧，因此，我们心里多少有点同乡感；不过，我们在校期间，与这位“同乡”书记，并未有过任何不一般的交往。刚开班，学校的徐福来校长也来了我们班，徐校长是常德师范教育界资深名流，也是位渊博而和蔼，还很优雅的“老头儿”，颇有“慈父”之风。除了徐校长，师专还有一位资历不同寻常的副校长叫杜修经，是慈利人；他性情更随和，但很少主动接近学员，原来，在早年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他曾是执行过“左倾”错误路线的湖南省委特派员，在井冈山地区与毛泽东睡过上下铺，对毛泽东有过错误的对待。“杜修经”这个名字在《毛泽东选集》里是能够找到的原因正是在此；据说解放后，杜修经的工作安排是得毛主席关照的。在我们这代青年人心中，“杜修经”自然是个传奇人物，有的同学曾找到他，让他讲讲当年故事，他也曾应学员要求，有原则地讲过一些往事。当然，这都不是我们师专生活的重点，重点还是当时的个人学业与集体成长吧。 应该是在学校中文科党支部的主办下，首先搭班子、建队伍。分班前，“中文十四班”班长是胡万联，他是常德市区人；副班长蒋建国来自汉寿，他比我年少六岁多，属“少帅”类型。分班后，“新中文十四”班长依旧是胡万联，“中文十五班”则由蒋建国挂帅。我是分在蒋建国班长所在的十五班，该班副班长是桃源美女黄玉美，学习委员是慈利美女黄生华，文娱委员是从临澧入学的津市知青陈明华，劳动委员是慈利人于维炳，生活委员是石门妹子文静枝，我荣幸地被任用为军体委员，吹哨子、喊口令整队算我的。高校政治建设从不含糊，各班都建有学生党支部和团支部。十五班党支部书记由班长蒋建国一肩挑，蒋建国后来最高荣任到中共十八届中央委员、中宣部副部长，国新办主任（正部级）。班党支部副书记由副班长黄玉美出任；我担任的是党支部青年委员（或叫群工委员），并兼班团支部书记。有人笑我“党政军”都沾点儿边，就是这么来的。十五班团支部除书记外，设有组织和宣传两名委员，三位团小组长都属于“团干”；后官至常德市人大主任（正厅）的曹儒国当时是团支部组织委员，团小组长舒宗艾后来当到大型国企“辰州矿业”公司党委书记。按世俗说法，这个团支部“出人物”哩。不过，在后来的所有同学聚会中，我们都是一律不管职位高低的，“学友”才是公认的称呼。 从1968年3月应征入伍，离开学校和教室七年后，我现在又重新回到学校和教室，这个“轮回”很不一般，也很幸运；可以肯定，如果错过这届“工农兵学员”机会，我此生就与全日制高校无缘了。七年过去，人已从“青涩”变为“成熟”，对知识与文化的渴求，已成为发自内心的强烈欲望。当时中文科的课程设置，不外古代汉语、现代汉语、现代文学、当代文学、文选、写作、毛主席诗词、文艺理论、逻辑学等范围。那还在“文革”后期，古代文学、外国文学还是封存状态，好像也没有开设专门课程；那时，高校教材并不完备，但教员却是不含糊的，学养深厚的“老先生”居多，年富力强的“少壮派”也有。教我们现代汉语兼写作课的罗祚韩老师给人印象尤深，他是学富五车的老牌学者，出版过专业著述，在我们这代人心目中，出过专著的先生，那就是顶着天的大牌了。罗老师上课，看起来很随意，有时就拿一张报纸上讲台；但所教所授，却并非随意，而是有严谨体系的，讲起来有板有眼、滔滔不绝，流畅生动，好听易懂；没有深厚的学养，是不可能达到这境界的。此外，印象特深的要数吴雄甫老师，他教我们“毛主席诗词”课，那真堪称“一绝”。他的授课板书，有点像绘画，圈圈董董写出来的“艺术字”，煞是好看；而他的教学语言更有板眼，从头到尾，几乎不见一个闲字眼儿，只要照他说原封不动记录下来，那就是一篇中规中矩的标准文学欣赏文字。另外还有万松老师、陈大年老师、罗铭勋老师、刘茂哉老师等，那都是资深老先生，而刘才玲、廖作安两位老师则属“青年才俊”；老师无分老少，教学各有千秋，都给了我们全面的学养充实。而熊莘耕老师则与我们更多一份贴近亲切，因为他除授课之外，还是我们的“班级辅导员”，亦即“班主任”吧。另外还有一位秦光文老师，他是中文科的骨干教师，但没授过我们班的课，这也毫不奇怪，任何学校，都不是所有的老师能教到所有的学生。 另外，我们那届同学中，其实也是“藏龙卧虎”，不乏人才。澧县的鲁礼新书法功力很深，一手“毛体书法”一开始就征服了我们，教室里，很快就成了他的书法展示墙。老大哥钟湘麟中文功底和新诗造诣，同学们无不折服。汉寿杨成杰那时就是小有名气的诗人了，后来以新诗脱颖而出的还有安乡廖学斌；在内外闻名的中国常德诗墙上，就刻有他俩的精品诗作。当然还有一些才艺出众的同学，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师专当时所开课程，对多数工农兵学员来说，还是有一定难度的，不过大家勉强能跟得上。开学时，学校为学员配发了借书证，平时我们做完作业，时间有富余，就去泡图书馆。我的借书证很少闲着，借借还还，频次较高。但那时图书种类开放得还很有限，能借出来的书，大都是“政治安全型”的，有“颜色争议”的书籍，一般借不出来。但即便如此，师专图书馆能借到的书，已能够满足我们的阅读需求了。这种“准海量”的阅读，算是“我的大学”一门重要功课，获益自也不少。 我们在师专的学习生活还是丰富多彩的。在我的记忆里，除了上课，做作业，课外阅读，还有各种校外活动，特别是“开门办学”。在校期间，除了星期日，我每天一般都要履行一次军体委员职责，整队做操，群体活动是学校永恒的课程。学校运动会是集体节日般的活动，大家都会热情投入、积极参与；田径场上，女生为拼搏赛场的男生送茶、递水、拧毛巾，是一道少不了的生活风景。学校也举办过大型文艺晚会，记得我还和同学廖学斌表演过一次相声，相声本子是我创作的，演出效果还不错，不过演出后，有同学笑我的妆画得像个“高级特务”，我有些莫名其妙，但觉得好玩。学校文艺生活，还有看露天场电影，学校运动场就是“公共电影院”。紧靠运动场南侧，就是我们的学生宿舍大楼。这大楼应属于俄式筒子楼，两端中部设有内步梯，两排寝室中间是内走廊。当时学校没有条件分设男寝女寝，宿舍是男女生混合住宿，但区域是分开的，不过，没有修间隔墙壁，属于性别开放式宿舍，这在现在可能已经不可想象了。那时，我们就寝起床，上上下下、进进出出时常男女合流，也都习以为常，有时还彼此串串寝室。记得礼拜天休息无事，我班“故事大王”廖学斌受邀到到女生寝室去讲故事，他把那鬼故事讲得活灵活现，大白天把不少女生吓得抱床喊娘。有时，学员家里来了亲人，同学们就把寝室当作“招待所”，自己挤挤，调剂出床铺来给亲人过夜。有一次，我母亲和二嫂带着我大约五六岁的侄女海霞来常德，母亲特意来师专看我。同学们都很关心，吃饭就在我们学生食堂，餐票有的是。住宿咋办？女同学自动热情地挤出床铺，照护我母亲和侄女在她们寝室住了一晚。班长蒋建国喜欢小孩子，特地给我侄女海霞买了一把糖果做接货儿，海霞自然高兴极了。这些细节啊，可都是特别富有人情味儿的难忘记忆哩！ 学校食堂肯定都经营有菜地，侍弄菜地本身也是“学生也要学农”的好功课，所以，我们经常会当当“菜农”，到学校菜地里薅草施肥，样样都干。食堂工作人员太忙时，我们有时被安排去食堂窗口“帮厨”买饭菜。学员的伙食费是国家供给的，以饭菜票的方式按月发放。多数同学的饭菜票都够用，只有少数饭菜量大的同学稍有欠缺。帮厨时，我们曾给同班同学走点“小后门”，就是多打饭菜，少收餐票。当然，这也只能偶一为之，不然，食堂亏不起，咱们良心也兜不住。星期日遇晴天时，常会有同学洗衣被，洗澡堂子那边会有一阵子热闹。每到此时，最暖心的景象，是见男生笨手笨脚不擅洗涤拆缝，同班女生会“见义勇为”，出手相助。有时，我们也趁星期天，三三两两结伴去逛常德街市，我最喜欢去的地方，还是下南门那块的新华书店，有时买本新书。 当时的教育方针，基本都是遵循毛主席“五七指示”方向走的。这样，工农兵学员的大学生活，一定程度上类同于高尔基的“我的大学”，把大学办到社会上去，是当时我国高等教育的一大特色。在师专两年学习期间，我们曾几度走出校门，到社会上去“开门办学”。所以，“广阔天地里上大学”，成了我们“大学生活”的一道特别风景。“开门办学”，我们两个班一般都是统一行动的。一次，我们计划乘公交车去目的地，因为学校离汽车站有好几里里路远，为不误车，先一天晚上，我们就来到车站附近一家旅社集体投宿。因我们人多，而且还得“节约闹革命”，不可能开那么多小间客房。于是，我们就在旅社一个大间住“通铺”，一边是男生，一边是女生，像幼儿园小朋友一样，共同睡在同一空间。那种况味，仿佛回到儿时，一大帮青春男女居然“大亦无猜”，各睡一边，酣梦如饴。（未完待续）
| 
发表于 2021-11-24 08:40:05
楼主
发表于 2021-11-24 16:54: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