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吉祥 于 2016-8-4 21:22 编辑
第五十三回 驳还俄牒讨横议 奔走筹蒙卫尊严
1881年，中俄签订了《伊犁条约》，中国虽然收复了伊犁，但沙俄仍然在中国享有很多特权。原条约约定：“十年后，合议酌改”。之后两次届满，由于沙俄反对，清廷软弱，未能进行。1911年春，第三次届满临近，中国人要求修改条约呼声，一浪高过一浪。沙皇政府抢先以最后通牒“六个条件”照会中国，并说成“敦固善邻”。旋即在我国满、蒙、新疆“日日耀兵”，企图以武力胁迫清政府就范。于是，引发了“俄牒风波”。 宋教仁对沙俄侵略中国的野心向来极为关注。早在1905年6月，他就在《二十世纪之支那》上发表了《西方第二之满洲问题》的文章，文中指出：“夫俄人者，惯以贪婪狡狯之手段侵占人土地者也”。此时，宋教仁任上海《民立报》主笔，面对“俄牒风波”，寝不安席，食不甘味。他通过大量调查和缜密研究，先后撰写了《蒙古之祸源篇》、《两百年来之俄患篇》、《讨俄横议》及《承化寺说》等文章，发表在《民立报》上。这些文章揭露出沙俄图谋进一步扩大侵略中国的阴谋，针对沙俄通牒照会中国的“六个条件”，驳还了沙俄要在边界贸易中“均不纳税”的无理要求，严正指出了沙俄在中国增设领事馆的过程就是扩大对华侵略的过程，反复强调在中俄“会审制度”中，我国失去主权极多，“国人之生命财产皆被外人蹂躏而不获保护者，不知凡几”。他认为，俄人之举，大都违法背约，“玩弄我政府，侮辱我国民，已洞若观火”。 宋教仁还依据国际法理论，论证了中国要求修订《伊犁条约》商务条款的正当性，揭露俄政府“牵强前约而责吾以期满后犹须依据是自陷于不合伦理之失态”。他分析，沙俄运用武力恫吓，是一种狡计，“不足为惧”。中国国民要求保卫祖国领土完整，维护国家的税收主权、司法主权及中华民族政治经济利益与民族尊严，是符合国际法则的正义之举。并提出了对应之策，希望清政府能够及时洞察形势，不为侵略者所吓倒，即使不能彻底克敌制胜，也要争取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武昌起义后，垂涎已久的沙俄政府趁机策动少数蒙古王公，赶走了清朝政府驻外蒙古库伦办事大臣三多，并于1911年12月16日宣布自立为“大蒙古国”。此时，沙俄迫使外蒙与他私自签订了《俄蒙协议》和《俄蒙商务条款》，控制了外蒙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大权。 对此，中国国民群情激愤，纷纷抗议。1912年七八月间，宋教仁在组建国民党期间，发现日本驻俄使节桂太郎无端回国，担心日俄有阴谋举动，先后多次找到总统袁世凯，要求对外蒙事件采取措施。而袁世凯此时正筹划摆脱革命党人对他的限制，对此拖延再三，以致《日俄协议》出台了。协议表明日本允许俄国在外蒙古享有特权，而俄国也允许日本在内蒙古享有特权。这种由两国相互许诺在第三国享有特权的行为，至今看来也许成为无稽之谈，但当时确为解决外蒙问题增加了障碍。不久，《俄蒙协议》发表，外蒙问题变得更加复杂起来。 当年10月，宋教仁回湖南老家省亲。1913年1月，湖南筹蒙会成立。黄兴、宋教仁出席成立大会并分别发表讲话。宋教仁在发言中分析外蒙事件发生的根源是腐败无能的清政府留下的祸根，而袁政府“漫不加意”。进一步揭露了沙皇政府的侵略本性“夫俄立国于欧亚之间，地博而瘠，专讲侵略主义”。斥责了以袁世凯为总统的民国政府对此处置不力，贻误了时机。同时，表明了自己对国家领土寸步不让的决心，主张以武力解决，收回领土，威慑强俄。 湖南“筹蒙会”以“筹划解决外蒙问题”为缩语，其宗旨为“保全领土、拥护主权”，聚集了共同抵抗沙俄侵略的大批爱国志士。 1913年3月1日，宋教仁又与龙璋等22人发出《湖南各团联合筹边会启事》。这份启事是在当时受外蒙事件连锁反应，“发生强邻之侵凌日迫”的情况下从北京发出，会所设在北京顺治门外大街中间西路，集中了100余在北京的各政党社团成员“公同会议”决定的，意在聚全国民众之力“戮力同心，共御外侮为前提，勉强作政府后盾”。这固然不是单一针对解决外蒙问题的举动，则是宋教仁等仁人志士对解决外蒙问题的继续，表现出他们捍卫祖国领土主权的坚强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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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8-4 21:1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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