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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八回 上海撰文助革命 武昌函电谋响应
武昌起义成功。清廷惊恐万状,急忙发出“上谕”:据湖广总督瑞澂电奏,革匪创乱,十月九日猛攻楚望台,省城失陷。瑞澂退登楚豫兵舰,移往汉口……览奏殊骇异。此次兵匪勾通,蓄谋已久,乃瑞澂毫无防范,竟致祸机猝发……着军咨府陆军部迅派陆军赴鄂剿办,海军加派兵轮饬萨镇冰督率前进,陆军大臣荫昌着督兵迅速前往…… 同盟中部总会宋教仁,为固巩武昌起义成果,首先展开舆论攻势。他以《民立报》为舆论阵地,14日发表《交战时之中立论》,借解释国际法中“中立”观点之名,宣传汉口各国领事和英国政府已“承认革命军为交战团体”,并“为革命军中立”;15日发表《湖北形势地理说》,指出今日天下之形势,重在武昌也。”“武昌襟带吴、楚,东下可以制长江之命脉,西上可以杜川、湖之门户,又渡江而北,右可以扼山南之肩背,左可以捣中原之肘腋。昔日朱元璋克武昌,遂因以荡平荆湖,混一区宇;洪秀全屡得之而不能守,终使曾胡诸人遂成竖子之名,武昌为天下重,顾不甚欤?” 当时国人“以前此之叛乱举动视革命党”,因而“多持钞票换银票”,造成上海市面恐慌,针对此种情况,宋教仁发表《上海市面无意识之恐慌》一文,宣传革命党的“主义”是“推覆恶政,出人民于水火之中”,“断不致有骚扰之事”,并报导“武汉三镇商民,今日已在革命党权力之下,安居营业,绝无何等之妨害。”他鉴于日本政府不守国际法,不承认革命军为交战团仁做法,致电内田良平,请其尽力与日本政府交涉,“要求他们承认革命军为交战团体”。并于19日发表《敬告日本人》一文,以国际公法的观点指出:“湖北革命之起也,各国皆守中立。盖以革命军既为公然之团体,且有一定之土地,非如是不足以明交涉权义之所接,非必左袒革命也。”质问“日人何以独异于各国,眼中无国际法,无人道一至于是也。”批评日本政府“其狡焉思启之心,可谓如见。” 宋教仁虽然无法确知这场战争的具体进程,但是他对革命军取得胜利充满信心,21日发表《最后之胜负如何》的时评,以记者答客问的方式,用孟子的观点作为评判胜负的原则,向人们昭示了革命军最终胜利的前景:“孟轲氏之言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今以革命党与政府较。二者所遇之天时,果孰顺乎?所居之地利,果孰优乎?所得之人和,果孰多乎?吾人既获此判断胜败之数之原则,则可凭依两方之事实以观察之,固不必沾沾焉欲知其胜败之结果也。” 此时,孙中山远在国外,宋教仁电请在香港疗伤的黄兴来上海同盟会中部总会相商。10月24日,黄兴抵沪,宋教仁与之“久别重逢,倾谈竟夕”。宋教仁为固巩武昌起义成果,建议黄兴“策率南京新军夺江南诸省以制天下”,黄兴“闻汉口军情紧急”而欲赴湖北,最后商定,由柏文蔚等前往南京等策动新军起义,宋教仁随黄兴乘英商怡和公司“瑞和号”江轮赴鄂。 10月28日,宋教仁与黄兴一行抵达武昌时,清军已攻占了汉口,形势异常严峻。革命党人“抬出”的鄂督黎元洪枯坐无策,俨然一尊代为民众受苦的泥(黎)菩萨。他见黄兴、宋教仁等到来,为之一振,制作“黄”字大旗,命骑士扛着跑遍首义之城,以鼓舞士气。并在府门外筑坛拜将,黄兴出任革命军总司令,宋教仁、刘揆一等人为督战员。黄兴设指挥部于满春茶园,组织革命军对清军反攻。武汉战局危紧,宋教仁更加认定长江下游各处响应的迫切性,10月31日,他电函陈其美、杨谱笙等人,告知“此间战事吃紧,亟望各处响应”。并希望他们电告“沪上及南京,皖北情形”,并告诫他们:“刻下惟北洋敌兵可虑耳。”“皖北如动,亟宜出河南,以为牵制北兵之计,否则仅恃鄂兵与彼硬战,恐难支也。”11月1日,清军在汉口放火,上至硚口,下到蔡家巷,成了一片火海。黄兴率革命军,一面转移市民,一面夺回了汉口。袁世凯派段祺瑞指挥北洋第二镇,以重炮、新式进口马克沁机枪进攻汉口,汉口得而复失。 2日,宋教仁又电函杨谱笙、陈其美等:“前上二函,想均入览”。并说:“今日得电:云南、山西又克复。”同时催促道:“宁、皖不动,实不能对人,乞速行。” 这天下午,宋教仁匆匆赶往汉阳,在龟山炮兵阵地见到黄兴,再次提出欲往南京的想法。黄兴十分赞同,并表示大敌当前,自已能在汉阳武昌多坚守一日,就能多牵制敌人一日,为各省独立多争取一日时间。并问宋教仁进攻南京可有几分胜算?宋教仁告诉他,在南京他有桃源同乡许爵殿、田仲甫等人作内应。黄兴相信宋教仁有能力光复南京,并组成南方革命阵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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