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知道《崔婆井》故事开始,我心目中的桃源先贤江盈科,是个了不得的文学家、公安派的主要创始人。在我搜集常德民俗的时候,也无意中发现他的《谐史》。此书传奇诙谐,信手拈来,独抒性灵,横生妙趣,给我极大快乐和启迪,我也曾写下《谐趣十章》以忆童事。 至于他是一位“痛民心似病”的好官,我的的确确是现在才知道的。“宫中黄金高如斗,道旁死人不如狗。民苦君乐不忍闻,分明藉资与敌手。”从他的这几句鞭挞时弊、体恤平民的诗来看,江盈科仕途不坎坷才怪。 江盈科(1553—1605),字进之,号渌萝,从小聪慧,万历五年为生员,十三年(1585)中举。但此后于万历十四年、十七年两次赴京参加进士考试,均不第。至万历二十年与袁宏道同榜进士及第时,已年近四十。但正值不惑的江盈科,治理长洲,恤刑黔滇,提学四川,皆能体察下情,重视民生,是一位难得的好官。 于是,在我心目中,江盈科的形象,就像沅江枉水间那巍峨苍翠的善德山。
江盈科说“善治世者,归本于爱民;善爱民者,必切于自爱。则知一日不爱吾民即非,所以博爱于天下(《治世莫若爱民论》)。”他主张“推爱”,认为当官的要经常从吃、住、行等七个方面把官民处境作比较,扪心自问,我应该怎么做。他在《王者所天在民论》这篇文章里说:民众才是真正的天,因为“王者之权能荣辱天下,而民之权能荣辱王者。”两者有不同特点,“王者之于夺天下以迹,而民之于夺王者以心”。王权表露形迹,民众可以设法逃避;而民权表现的是心,无迹可寻,民心向背,关系社稷存亡。因此,“不敢忽民,不忍残民,不能一瞬息忘民!”难怪江盈科的老朋友袁宏道说他是“痛民心似病,感事泪成诗”。
江盈科知长洲,体察下情,兴利除弊,曲己直民。据称,当时的长洲虽然物丰地饶,但“赋税之重,甲于天下”。他感慨地说:“宦套笼人类缚鸡,风流两字再休提。”为减轻民众的“京解诸役”之苦,江盈科置役田二千余亩以资役费。“民贫到骨愁乌合,吏事关心欲白头。”县官三年一任,他却当了六年,原因是他不愿加重百姓负担,被问责。但地方大治,百姓受益,贤名远播。 当时毗邻的无锡县令邹迪光称赞他:“朗如鉴,平如衡,清如玉壶,泽如春台,信如四序,剖解如郢斤,乳翼群萌如父如母,遂良孱安堵,鸱张匿迹,悬蒲成谣,鸣琴作诵。中丞以下,大府以上,荐札纷驰,交满公车,从数十年来所未有。”江盈科为官就是这样,像镜子一样明朗,像衡器一样公平,像玉壶一样清纯,像春台一样光泽,像四季更替一样守信,剖析事理想身怀绝技才干不凡,像父母一样心系子民,安良惩恶,有口皆碑。
江盈科为官虽有贤名,但政绩平平。世人称颂更多的是他在文学史上的突出贡献和他的卓越才情。他在文学史上独树一帜的小说和小品类文字,以吏道的视角关注国计民生,以一生不变的真性坦言直抒,或直接批判现实政治,或借咏史吊古以讽今,嫉恶如仇,爱憎分明。这是一般为官者很难办到的。 江盈科写有一则讽刺贪官的小品,对其虚伪性揭露深刻: 有官人性贪,而示人以廉。初任,向神发誓曰:“左手要钱,烂了左手;右手要钱,烂了右手。”久之,有以百金行贿者,欲受之,而疑前誓。左右为解,曰:“请以此金纳官人袖中,便烂也,只烂了袖子。”官人然其言,辄纳之。 我想,在当今现实生活中,凡是贪官无一不在台上信誓旦旦地做过反腐倡廉的报告,“左右为解”的现象无处不在。 江盈科讽喻时政的又一佳品《蜂丈人》说:明太祖微服私访时遇一养蜂老翁,与他同年同月同日生,养13桶蜂,与他治理两京13省的数字也一样。访问中明太祖从养蜂经验悟出治国不可竭泽而渔的道理:“民犹蜂也,君人者不务休养,竭泽取之,民安得不贫以死?民死,而国无其民,税安从出?是亦不留馀蜜之类也。蜂丈人之言,可以传矣,可为养民者法矣。” 还有小品文《催科》,更加辛辣地讽刺了只顾完成税赋、不顾老百姓死活的官吏,并把这种人比喻成治驼背的医生:乃索板二片,以一致地下,卧驼者其上;又以一压焉,而脚躧焉。驼者随直,亦复随死。其子欲鸣诸官,医人曰:“我业治驼,但管人直,哪管人死?”作者不仅呼吁“世之为令者”绝不能做医人致死的驼医,而且要求朝廷“躬节损之政,下宽恤之诏”,以杜绝驼医般的官吏。 《催科》原文前有一段话,不妨一品: 国家之需赋也,如枵腹待食;穷民之输将也,如挖脑出髓。……号令不完,追呼继之矣;追呼不完,槌楚继之矣;槌楚不完,而囹圄、而桎梏。民于是有称贷耳;称贷不得,有卖新丝、粜新谷耳;丝尽谷竭,有鬻产耳;又其甚,有鬻妻、鬻子女耳。如是而后赋可完,赋完而民之死者十七八矣!呜呼,竭泽而渔,明年无鱼,可不痛哉!或有尤之者,则应曰:“吾但使国家无逋赋,吾职尽矣:不能复念尓民也。”余求其比拟,类驼医然。
源于本人博客散文集《善德鉴》(2012年10月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