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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市市人民法院法院志 （连载 26）
第七章 审判监督
第四节 申诉复查 （二）
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极“左”思想和林彪、“四人帮”颠倒敌我关系，倒转专政矛头，是产生大批確假错案的根本原因。在极“左”思想影响下，无限上纲，扩大打击面，混淆敌我，混淆罪与非罪及反革命罪与其他刑事犯罪的界限。市家俱厂青年工人杨森军，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因为刘少奇主席鸣不平，并为此与人辩论，凡开会呼喊“打倒刘少奇”的口号他就不举手，甚至离开会场，由此，杨被定为“打击重点”，为抓阶级斗争典型，1968年12月，杨被以反革命罪判刑7年（已宣告无罪）。1968年8月，市人民医院群众组织，从该院付院长杨振华家中抄查出一张白纸，画有毛主席像，像的右眼下面画了几个小圈圈表示眼泪，像边写有四句“这是疯狂，疯狂的世界”等字句，经查证，系杨的儿子杨平涛（当时17岁）因对其父被揪斗、捆打和扣发工资不满，随手画写后放在抽屉内的，根据“公安六条”，杨平涛被以侮辱领袖像、散布反动言论判刑8年（已宣告无罪），类似的例子不少，更有甚者，就连精神病人胡言乱语也作犯罪而定罪判刑。不按法律程序和制度办案，大搞逼供信，是产生冤假错案的一个重要原因。“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大搞“三个否定”，将原司法干部污蔑为“旧司法人员”，搞所谓“大换班”、“扫地出门”，把法律规定的审判程序和制度污蔑为“修正主义的条条框框”，进行批判，因此，原来行之有效的程序被废弃，代之以群众专政，办案不讲程序，甚至出现捆绑吊打，游街、批斗，大搞通供信。原市文化馆干部宋廷客，1967年元月在单位参加布置会场时，用旧报纸写“保星有罪，罪该万死”等大幅标语，几天后，风将标语吹翻过来，发现写有“死”字的报纸反面，有毛主席和林彪的像，4月，宋在单位乒乓球桌上的一张大白纸上，先后在不同的部位乱写“打倒”、“中央”等字，同年8月，宋写一份几千字的“反戈一击检查书”，又将“我要向毛主席请罪”的“向”字漏写，加之宋原被划为右派分子（已纠正），“文化大革命”初期，宋印发过一些申诉书，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开始后宋很快成为“重点对象”被揪斗，所在单位即整理材料，使用牵强附会、无限上纲的手法，给宋罗列书写反动标语、侮辱光辉形象、恶毒攻击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罪名，未经政法机关审查核实，就直接向津市镇核心小组汇报，以现行反革命罪上报逮捕，判刑9年（已宣告无罪）。1968年12月判处的冉德生，李福泉反革命纠纷案：冉、李均系猪鬃厂职工，1968年，单位群众组织怀疑冉书写反动标语，后又怀疑冉与李福泉、黄继泉等人组织反革命集团，镇人保组即派一名干部与单位群众联合进行侦破，先后将三人拘留或关押在“工纠总”，采取打、踢、跪、捆、揪斗、游街等方式，大搞逼供信，冉被逼供后二次自杀未成。在逼供、诱供、指供之下，挖出了所谓反革命组织。后认为反革命组织证据不足，就以反革命纠合案开展“单个打击”，冉德生被从严判处有期徒刑22年，李福泉被从宽判处3年徒刑，黄继泉被从宽免予刑事处分。1979年和1981年，法院二次复查此案，查清此案纯属假案，遂撤销原-判，宣告无罪。在林彪、“四人帮”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流毒影响之下，办案人员办案作风粗糙，主观臆断，不调查研究，这也是造成错案的一个原因。有的案件不审不查就下判，也不给被告人上诉权，特别是涔澹农场加刑案件，不少是凭白供定案的，而有的口供又是在捆绑吊打情况下逼出来的；有的草率结案判决后，案卷内只有审批表，而判决书、审结报告等重要法律文书都没有；有的不敢坚持原则、屈服于“长官意志”，明知不对也不敢提，不敢坚持，怕“反右倾”挨整，怕不受信任。有部分案件，办案人员即使下去调查，也是走过场，没有坚持事实求是的精神把好材料关。
1984年3月8日，津市市人民法院增设刑事审判第二庭，负责按审判监督程序提起再审的刑事申诉案件的审理工作，此后，案件复查工作由刑二庭专管。1985年5月底以前，津市市人民法院对原判处的起义报诚人员案件12件，12人，全部复查，其中维持原判的4件4人，改判8件8人，其中宣告无罪1件，作其他处理7件。
1985年9月至1986年10月，根据中办发（1983）9号文件和湘办发（1985）15号文件精神，津市市人民法院对“文化大革命”前的历史老案按照“三条渠道”进一步清理应当复查而未复查的历史老案；并将1957年至1962年上半年判处的“小教肃反”、各类“破坏”、“挤反扫残”、“粮、牛、猪、菜”四个方面的案件，全部列入清查，审结206件，222人，维持原判138件，153人，改判68件69人，在改判人员中，宣告无罪的65人，免刑的4人。此外，还积极慎重地处理实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以后的申诉案6件41人，改判4件7人，宣告无罪3人，改变刑期4人。
知识分子案件，是复查、平反冤假错案的重点。法院在各个时期处理的知识分子案件共24件24人，其中教员10人，医生6人，财会干部5人，农技干部1人，司法干部1人，原国民党军官1人。这些知识分子中，以反革命罪判刑的15件15人，以普通刑事案件判刑的9件9人。经复查，属错案纠正，宣告无罪的17件17人，罪行较轻，改判免刑的1件1人，事实清楚，定性准确，按现在和当时的政策、法律，已构成犯罪，维持原判的6件6人。通过对错判的知识分子案件平反，极大地提高了知识分子的工作热情，增强了其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贡献的信心。1958年11月以反动道首判处管制2年的彭仙阳，本人一直未申诉，法院对此案复查后，认定原判属错判。原判认定彭于1949年5月加入“一贯道”，后任坛主，但无罪恶民愤。依照1956年中央《关于肃反政策界限的暂行规定》及1957年中央对其规定的补充解释，不应以反动道首论处，更不应追究其刑事责任，据此，撤销原判，宣告其无罪。宣判后，年过花甲的彭仙阳对法院工作人员说：“共产党是讲实事求是的，法院对我历史上的问题予以平反，恢复名誉，我代表全家人感谢党和政府”。彭仙阳后任市政协委员，市绢纺厂总会计师，常德地区会计职称评审委员。
刑二庭成立后，除按上级要求复查历史老案外，每年还处理一定数量的刑法，刑诉法实施以后审理的刑事申诉案件。
津市市人民法院在复查案件的同时，注重搞好平反冤假错案的善后工作。对于冤假错案，分别按以下办法作了善后处理：原是国家职工、干部、又确有专业知识并能继续工作的，建议有关部门恢复工作，其余作退职、退休处理。少数生活确有困难的，由政府酌情补助。对于被错误没收财产查有实据的，原物仍在的将原物退回，原物已变价处理的，退还当时的变价款。对于因受错误处分而造成夫妻两地分居的，与户口管理机关联系，尽力帮助解决迁移落户的问题。对于“文化大革命”中，因冤假错案而被扣发工资的由有关单位如数补发，被查抄的财物，由查抄单位落实退还，无原物的折价退还。我们还根据中央有关精神，对原判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现宣告无罪，家庭确有困难的当事人或其遗属，发放冤狱费和困难补助费。1979年5月至1983年12月发冤狱费44人，12800元人民币，1985年9月至1987年12月发放困难补助费15人，3500元。
1990年3月，津市市人民法院设告诉申诉庭，与刑事审判第二庭实行二块牌子、一套人马，专司案件复查工作。至此，法院的案件复查更趋程序化、规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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