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常德》：武陵杨氏，人才辈出

永志 · 发表于 2016-9-21 11:0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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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陵杨氏，人才辈出

永志

我的年已九旬的老父亲常常念叨“富不过三代，穷不过三代”，穷富靠人啊，这里就涉及家庭教育的问题。杨嗣昌家族，从旧志有记录的他的祖父杨时芳起，到第九代杨孝骧，一直兴旺发达，人才辈出。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文化现象。
杨嗣昌的祖父杨时芳，虽然只是明万历副贡，但仍然算是一个读书人，他明智，选正了自己的人生目标。朝廷要他“补南郡司训，不仕”。他投身文化建设，校刻蒋道林的《桃岗日录》，并且订定《薛文清年谱》。蒋道林，即蒋信（1483—1559），武陵人；薛文清，即薛瑄（1389—1464），山西河津人，两人都是明代著名的理学家。他们的著作不是一般人能读得懂的，更不要说编和校了。杨时芳还重视地方文化建设，捐款倡导修潜水桥，建德山石塔，建八方楼等。潜水桥，因刘禹锡写有《秋日送客至潜水驿》诗，桥与诗联系，成了常德一景；德山石塔，也称文峰塔，即今孤峰塔的前身。
第二代杨鹤，是大人才，这与父亲杨时芳的培养和家庭影响是有关系。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杨鹤成进士，历官知县、御史、巡按、左佥都御史、左副都御史，至此，杨鹤所任职务和他习文是一致的。但国乱当头，朝廷用以为军队统帅，崇祯二年，拜为并不右侍郎，总督陕西三边军务。
第三代杨嗣昌（1588—1641）成为明崇祯时的首辅大臣，宰相级别的人物，杨氏家族的兴旺达到巅峰。杨嗣昌不是靠关系上去的，靠读书，科举考试，一步一个脚印。他成进士只晚父亲6年，在明万历三十八年，时年22岁。杨嗣昌在朝当官，父亲不仅帮不了忙，还被牵连。天启初，就与父亲一道被排挤，“引疾归”。特别是崇祯元四年，杨嗣昌移防山海关，“饬兵备”，父亲“主抚误国”被逮捕，杨嗣昌三次上疏请求代替父亲治罪，才免父亲死罪。崇祯七年，杨嗣昌拜兵部右侍郎兼佥都御史，总督宣、大、山西军务。九年，用为兵部尚书，书生也成了三军统帅。次年六月，任“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参机务，仍掌兵部事”，成为首辅大臣，权倾一时。杨嗣昌不敌李自成、张献忠，襄阳被破，忧惧而病死沙市。杨嗣昌死后，落井下石者蜂起，崇祯帝对他却一往情深，下诏称赞他：“临戎二载，屡朱捷功，尽瘁殒身，勋劳难泯！”
第四代是杨嗣昌的三个儿子山松、山梓和山荪，这是非常时期成长的一代人。山松协助父亲督军，军中有“小杨”之号。入清，撰《孤儿吁天录》，雪父冤，收集整理祖父和父亲文集。两个弟弟在常德，都袭有职务，和兄长“募义复仇”。农民军进城，宣布谁抓到杨嗣昌的后人，一人奖千金。山荪被伍伯所获得，带到城南龙湾，突然释放山荪，面对来抓山荪的义军说“杨家世德尚在，人们为什么要有负于他呢？”说罢，抽刀反刺捉拿山荪的人。山荪也拔出佩刀，刺数人，跑脱了。由这件事可见杨家不是为富不仁，乡邻口碑很好。
第五代，志书记载的有山松的儿子杨农正和山荪的儿子杨农基，山梓的儿子名不详。这一代人仍处于大动乱时期，所以杨农正虽然有神童美誉，仍投笔从戎，参与征伐红苗，官中营游击。农基，仅工诗能文。
第六代是杨氏家族复兴的一代，这一代出了三个进士，分别是山松山梓和山荪的孙子杨缵、杨绪和杨绍，在康熙五十四年、四十二年和四十八年。杨绍历官松江知府、山东按察使和直隶布政使。杨绪授编修，有馆中第一人之誉。山松的另一个孙子杨缙，是康熙辛卯举人，历官福建武平、龙岩等地。
第七代山荪一系的超曾、景曾两兄弟成进士山荪两个孙子杨绍和杨绶，杨绍是进士，杨绶不是，但他的两个儿子争气都是进士。超曾和他本家的叔叔杨缵都是康熙五十四年进士。杨超曾（1694—1742）是仅次于杨嗣昌的杨氏家族的又一个大官，《清史稿》有传。他历官陕西、顺天学正、奉天府尹、广西巡抚、兵部尚书和吏部尚书。病逝后，乾隆皇帝颁诏谥文敏，史称文敏公。超曾善诗，有《褒斜道中》等诗传世。景曾成进士后在山东和江苏为官，后以失察吏胥罢官。第八代，超曾有两个儿子，大儿子杨羾，早慧，天不假年，22岁就死了。但是，他撰有《经史汇编》、《尔雅补注》、《山海经匡整》和《急就篇注》等。小儿子秉植，号梅治，工诗，与朱景英（字梅治）和陈长钧（字梅岑）号“武陵三梅”，著作有《妙泉初稿》。
秉植的儿子杨孝骧，杨氏家族的第九代，是乾隆甲午（1774）举人。
“穷不过三代”，穷则思变，好，有志气；“富不过三代”，对于社会大众或许窃喜，也有丝微安慰，但对于现在富了的“富二代”、“富三代”们，不可谓不是警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