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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公成龙任广西罗城知县时，办理了一件欠债诬陷案。简要案情：明代万历二十二年，吕思义的祖父吕莘耕借了陈敏生的祖父陈景山钱八十千文，因家贪分文未还。满清定鼎后，陈族衰落，一贪如洗。而吕姓因有军功，反隆隆日上，家资百万。但陈敏生多次向吕思义索债仍然不还，对吕辱骂。吕思义被辱后，以陈敏生之父曾任明都尉，为对抗清军殉难于桂林，陈敏生在其间随父从军为借口，诬陷陈敏生阴结江湖亡命，意谋不轨。陈知之，不恐，谋先制人，即以索债事控官。而吕亦投牒讦陈。于公审问一过，即下判曰：
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msohtml1/01/clip_image001.jpg 审得陈敏生呈控吕思义一案。本县研鞫数四，真相业已明白。“此事吕思义实有不是：欠债不还，一罪也；图谋诬陷，二罪也。在吕思义意，以为欠债一事，尚在前朝，今国家已易大清，前朝所有之区区债事，何能再行索讨？自应销灭。在陈敏生意，欠债事虽在明代，而欠债者仍是吕姓之人物，不能因国家更易大清，即可置债事于不问。 查例载：顺治十一年，福建按察使曾详请总督移文刑部，询问前朝私人事务办法。据刑部复文，谓“前代所有私人间一切纠葛，仍应执法审断，不能以事属前代，即可妄谓销灭，致细民呑声受害”等语。宪谕煌煌，仰见大部公忠无私，洞悉民隐。本案吕莘耕欠陈景山钱八十千文，虽在前明万厉二十二年，而契纸尚在，又经吕莘耕之孙吕思义承认属实，则欠债一事，当非虚伪。既非虚伪，遵照顺治十一年刑部复浙闽总督移文，吕思义即应如数偿出，不得有所借口而妄思狡赖。此欠债不还一事，吕思义实不能逃厥咎也。 再从吕思义投牒攻诘陈敏生勾结江湖亡命图谋不轨言之，陈敏生之父陈应龙在前明时曾任桂林都尉，是明代之臣子，非国朝之庶民，其抗拒王师，矢志不屈，是正臣子所应为。吾大清定鼎后，于顺治九年曾下谕奖恤明代殉难诸臣子，赐谥立传，以昭激劝。该民何得借此告讦，欲以朝廷所褒扬激赏者，转为诬陷扳害之资？不唯不忠不孝，抑亦无父无君。至陈敏生前在顺治二、三、四等年，确随父从戍，服兵明代。然是时吾大清虽定鼎燕京，而桂林仍在明手，仍为大明之臣子，不得以叛逆论。桂林攻克，天下一统。陈敏生亦即归顺国朝，还至家乡，耕田自活。七年以来，并未稍有不法情事，致劳官厅督责。此次因向吕思义索偿不遂，稍加斥辱，即被藉端诬陷，谓为叛逆。本县三搜其宅，五询其邻，均无实迹可得。而原告人吕思义亦改变其辞，游移莫定。谓为勾结亡命，所谓亡命者何人？谓为图谋不轨，所谓不轨者又何据？本县五次查讯陈敏生邻人，均云七年以来，从未见有外来客民来村与陈敏生来往。陈敏生亦从不出外。搜查陈敏生家中，亦未发现有何种可疑之处。是吕思义之控陈敏生勾结亡命，图谋不轨，均属诬妄虚伪。不过以狡赖债款未遂，致被斥责，故老羞成怒，出此毒手。其心思之阴险，手腕之刻毒，实所罕有。本县审问至此，目眦欲裂。 须知，吾国家开基之正，得民之盛，夐绝千古，莫与伦比。吾皇上又以忠孝治国，仁厚抚民。凡前明臣子，甘心殉难守节者，无不予以褒荣。即今日隐逸山林、甘食夷齐之薇蕨而不愿出佐盛世者，亦不加以督责，一任其心之所安。顺治十二年三月又特颁上谕，禁止人民借明代之事，为嫌挟攻讦。并重申其说：“凡曾为明朝臣子者，自应有追念故国故君之思。人情之常，不足骇异。其愿归顺朝廷，裸将肤敏者，固为吾大清之赤子；即耻食周粟，隐逸山林者，亦不失为胜国之顽民。苟无狂悖情事，足以扰乱王章者，概不得妄事吹求。”纶音天语，仁圣莫加。凡为大清臣民，或曾服官前代，今亦为大清亦子者，应如何感激涕零！乃吕思义妄言攻讦，藉端诬陷，其居心之不可问，实为人类中所罕有。 按律：诬告人叛逆者，即以叛逆罪治之。姑念吕思义于大清入关时，首先归顺，转战两粤，持弓十年，应特予宽恩，免其一死。杖二百，流三千里，妻孥发配，家资入官。所欠陈敏生钱八十千，由公家在吕思义资产中分出，拨归完案。除详报抚臬宪外，此判。 于公的这篇判词篇幅长、说理充分、适用律例严格，是古代判词中的典范，对当今法官制作裁判文书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首先，对案件事实认定进行充分说理。案件经“研鞫数四，真相业已明白”，吕氏欠债尚有契纸存在，“又经吕莘耕之孙吕思义承认属实”，“ 欠债一事，当非虚伪”；对陈敏生是否有“勾结亡命，图谋不轨”的行为，于公是“三搜其宅，五询其邻，均无实迹可得”，陈敏生自“归顺国朝”，“七年以来，并未稍有不法情事”，就连“原告人吕思义亦改变其辞，游移莫定 ”。由此可以断定吕思义之控“均属诬妄虚伪”。 其次，对案件性质的确定说理更为充分。吕思义以借钱“尚在前朝”，“自应销灭”的为由赖账不还，判词作者列出了顺治十一年，当朝刑部关于“前代所有私人间一切纠葛，仍应执法审断”的文件，断定了吕思义纯属“妄思狡赖”。陈敏生时隔数年索债是根据封建法律“父债子还”的原则，理所当然。 关于陈敏生之父陈应龙“在前明时曾任桂林都尉”，且“抗拒王师”，于公认为陈应龙“是明代之臣子”，其行为“是正臣子所应为”。不仅如此，对这样的“明代殉难臣子”， 朝廷还要“褒扬激赏”。而陈敏生本人虽在满清“定鼎燕京”后，随父“服兵”三年，但“桂林仍在明手，仍为大明之臣子，不得以叛逆论”，后“归顺国朝”，一直在家“耕田自活”，未外出，也未与外人来往，说是“勾结亡命，图谋不轨”，都是子虚乌有。 判词中，于成龙先生不惜笔墨，大书特书当朝皇上“以忠孝治国，仁厚抚民”，就是对“前明臣子”，只要是“殉难守节”的，“归顺国朝”的，“无不予以褒荣”。真是“开基之正，得民之盛，夐绝千古，莫与伦比”。一方面表现了他老先生对朝廷的无限忠诚。另一方面，于公也是想说明皇帝老儿对明代臣民都能理解，一再要求不要拿过去的东西“妄事吹求”，作为“大清赤子”只有“感激涕零”才是，哪能象吕思义这厮，把过去的东西“转为诬陷扳害之资”，“借此告讦”。由此来进一步阐述吕思义“不过以狡赖债款未遂，致被斥责，故老羞成怒，出此毒手。其心思之阴险，手腕之刻毒，实所罕有”。 再次，对案件处理的结果，说理也是很充分的。吕思义妄言攻讦，借端诬陷，根据封建律例“诬告反坐”的原则，对诬告他人犯叛逆罪的吕思义应以“叛逆罪治之”。按照《大清律》卷十八《刑律·贼盗》“谋叛”条：“凡谋叛，但共谋者，不分首从，皆斩。”本应判处吕思义死刑，但是吕思义是对清王朝有功劳的人，根据封建特权法原则，在具体量刑时给其以减死之宽宥。这个判词也是体现严格适用律例和酌情处理相结合的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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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0-1 13:42:46
楼主
发表于 2016-10-2 15:26: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