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上将军 于 2022-12-5 22:29 编辑
早晨七点，我下到二楼自助餐厅“过早”——我们土家人吃早餐的习惯说法。 时间是掐算好的。我要坐上午十点五十分的航班从首都国际机场直飞长沙，如果不延机，下午一点半钟落地，然后搭机场快线赶到火车站，换乘开往县城的最后一趟动车，晚上八点钟之前准能回到家中。 七点半钟，的哥载着我驶向远方。窗外是不断切换的高楼和植被，我记忆中的首都之行恍如昨日…… 早些年，从我们县城去北京，直达车只有唯一的那趟K268绿皮火车，上午九点一刻从湖南怀化始发，到县城是下午两点半钟。然后，它要用足足二十个小时才能跑完大约一千四百公里的旅程，于次日上午十点多钟风尘仆仆地抵达北京西站。由于车次少旅客多，卧铺票少得可怜，票价高且不说，一般乘客压根就买不到。我每次去北京，都要早早通过关系才勉强弄到一张硬座票。偶尔碰到霸座的，或老弱病残孕先入为主的，我还得高风亮节地陪站。有一次，把座位让给了一位哺乳期妇女，等她客气地要把座位还给我时，我离家只剩一站路了，我干脆让母子俩继续坐下去，把好人做到底。 现在爽多了，出行可供选择的交通方式有多种，再也不用遭受那份罪。就拿去北京来说吧，可以就近到常德桃花源机场或张家界荷花机场乘飞机直达，也可以坐动车转长沙黄花机场直飞，或者到长沙南站坐高铁，时间加一起，再长也不会超过八小时。 刚到第一航站楼，我接到老家岳父的电话。他说身体欠安，想到县人民医院做个检查，问我是否方便。听说我在北京，他说：“那就等你回来后再说吧。”我告诉老人家，今天就回，只是时间稍微晚点。岳父求证似的问我：“你现在到底在哪儿？”我说刚到首都国际机场，岳父说：“你是孙悟空啊，一个跟头能翻出十万八千里？我还是明天再来吧。” 岳父一辈子没到过北京。在他的想象中，北京离县城很远，远得跟月亮一样，他不相信我能说回就回。我理解岳父的话。他年轻时当过村干部，到县城开会，一百二十公里的山路要走两天，中途须得在旅店住宿一晚。如今，从老家连接县城的那条公路从开始的“和尚路”硬化成水泥路，后来又改成柏油路，班车跑起来只要三个多小时。而且，老家一个乡就有早、中、晚三趟车，还有一趟从湖北铁炉坪开来的过境车，要想进县城，随时拎包就走，几多方便。 以前可不是这样啊。 我的老家在湘鄂交界的武陵山脉深处。小时候，我常常坐在屋门口，远眺铺陈在视线里的莽莽群山，想象着山外的世界是什么样子，期待着有一天能展开翅膀飞越关山，把自己融入更为广阔的世界。直到有一天，我听到远处响起“轰隆轰隆”的开山炮声，山岭上的高音喇叭里播放着大会战的捷报时，母亲才告诉我，她和乡亲们正在挂岩山上修公路。 1975年秋天的一个午后，我和同学们正在上课时，突然听到不同于飞机飞过蓝天的轰鸣声。老师愣怔片刻后，甩掉手里的半截粉笔头和教鞭说：“通车了！我们看汽车去。”我和同学们冲出教室，撒开脚丫子一窝蜂地涌到街上。我第一次见到了“解放”牌汽车和没挂拖斗的“东方红”牌拖拉机车头。我和小伙伴们触摸着质感泛光的车身，闻着散发在空气中喷香的柴油味儿，围着汽车追逐嬉闹，直到山边林子里传来唱晚的蝉鸣声才想起回家。 我考上山外一所高中，踏上了外出求学的路。那时候，坐一次车真不容易。乡里每天只有一趟对开的班车，从县城上山停在乡政府院子里过夜，第二天不等天亮就开回去。大家都往车上挤，一车坐七八十人是常事。这么多人压缩在狭窄的空间里，坐着比站着累，坐车比干活累。山里人经不住颠簸，总有晕车的人打开车窗，把头伸出去呕得一塌糊涂。夏天还好，冬天里寒风从敞开的车窗里灌进来，满车人跟着受罪，加上公路毛毛糙糙，班车爬坡时像一个得了哮喘病的老人“吭哧吭哧”，才一百二十公里的路，中途刨去午饭半小时，班车总要到天色麻黑时才摇摇晃晃踅进县城。什么时速啊，到如今，我都没法算清那笔糊涂账。 飞机开始滑行。广播里，空姐好听的声音把我从遥远的回忆中拉回机舱。趁着还没关机，我再次打电话给妻子，让她通知岳父无论如何坐晚班车下来，以免延误老人家的治疗。妻子回话说，岳父无论怎样都不相信我会于当日从北京返家，父女俩沟通半天，他才将信将疑地动身。他甚至说：“我倒要看看，他能长翅膀飞回来？”我把时间碰了一下，如果准点，我和岳父的晚班车差不多前后脚到达县城。到时候，事实会令他信服，国家建设的飞速发展给我们每个人都插上了腾飞的翅膀。“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已经成为现实，不再是属于诗人的浪漫。 机翼掠过北国的苍莽，掠过中原的壮阔，掠过江南的灵秀，两小时的飞行似在倏忽之间，只够我回忆一段往事。晚上八点一刻，我摁响家里的门铃。开门的是岳父，他笑吟吟地立在门边，说出的话令我惊讶：“现在，北京就像在家门口。”
| 
发表于 2022-12-5 22:27:29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