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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乡县老乡李远国同志给我打来电话，告诉我余斌同志因病治疗无效，于22年12月25日逝世，享年七十八岁。噩耗传来，我半晌无语，泪眼婆娑，心中十分沉重。 我走进书房，从书柜里找出一本《人生絮语》。这本书的作者就是原安乡县政协主席余斌同志。此书是他退休后出版的第四本书，是他做人处世、为官从政、自身修养的深刻感悟。每篇几百字、上千字，读他的书，也是读他的人。手捧《人生絮语》，老领导加老朋友余斌同志的音容笑貌又一次在脑海中浮现。
余斌同志出生于1945年，年纪不算大，资历却很老。1975年就担任安乡县委副书记兼安宏公社党委书记，年仅30岁。1979年，他被组织安排参加援藏工作，担任西藏自治区山兰地区林芝县委书记兼武装部第一政委，受到过胡耀邦同志接见。1982年援藏归来，安排在七一机械任职，后来回本县工作。 余斌同志五短身材，皮肤黝黑，尤其经过西藏磨练，更是黑里透红，像是涂了一层紫色的油彩。他热情豪爽，风趣幽默，没有架子，不打官腔。同下级关系很好，与群众打得火热，对年轻干部关心。1980年国庆期间，我从老家背着一个没有上漆的小圆桌，在县城的老街上与回家探亲的余斌同志相遇。我放下小圆桌，和他紧紧握手，久别相逢，分外亲切。他得知我准备元旦结婚，连忙说，祝贺，祝贺！那情景、那份情，永久地存储在我心里。 余斌联系群众，为人正派，敢讲真话，工作务实。虽然起步很早，但进步不快，后来官运一直不顺。有一年换届，时任县委书记有意把余斌选下来，个别做工作、搞暗示，谁知余斌竟得票最高。 他在西藏工作时的下级，一个个提拔为副专员、副市长，而他老是原地踏步。他与一位湖南同志同时进藏，余斌担任县委书记，那位同志担任地区政研室主任。可几年后，那位同志当了省委副书记。一次，那位领导来县里视察工作，与余斌见面，问道：“老余呀，你现在干什么呀？”余斌爽朗的回答：“报告首长，我现任本县副县长呢”。省领导不解的说：“这是怎么安排的呢？”余斌当众笑道：“其实很简单，我呢，只有做功没有跑功，只有政绩没有足迹，自己没有想法，别人有看法”。他这话的意思很明白，就是说自己不会跑官要官，上级那里没有他的足迹。不少人劝他到省里跑一跑，找老同事、大领导说句话。余斌总是淡然一笑，我行我素，坚决不跑，乐呵呵地连续担任了两届副县长、两届政协主席。 安乡县人民忘不了1998年。是年7月，长江洪水猛涨，全线告急。时任县政协主席的余斌同志从外地出差回来，没进家门，也没到医院看望80多岁高龄的老母，直奔抗洪一线。7月23日，安乡县安造大垸溃决，形势十分险恶。时任市政府副秘书长、政府办主任的我奉命在安乡县参加防汛抗洪工作40余天，负责晚上的抗洪督查。 随着抗洪战斗的持续进行，指挥抗洪的各级领导精疲力竭，也显得更加浮躁。形式主义瞎指挥的现象逐步抬头，少数领导为保官帽，动辄惩处乡村干部，以显示英明果断，若有闪失，也可开脱责任。一次，省里一个不懂防汛的副厅长发现安昌乡丁家渡村一个鱼塘边的路上有一处裂缝，一面给指挥部报告，大呼这里发现溃垸性大险。一面发号施令如何如何。县防汛指挥部指示：挖导浸沟、铺块石、打木桩。余斌一看现场，心里有数，果断指挥，处理险情。 当晚，那个省里来的领导发现没有完全按照他的指示办理，勃然大怒，说没有落实到位，声称要严肃处理在这里负责的县领导。第二天八点的抗洪会商会议，湖南省委副书记郑培民同志亲自坐镇。当提到余斌同志时，省里的那个副厅长在旁再次发乱，气氛十分紧张，会场上鸦雀无声。我素来胆子很小，因为对形式主义瞎指挥和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做法早有反感。当时也不知哪里来的勇气，十分冷静地汇报说：“我是市委、市政府抗洪督察组组长，我们督察组认为，余斌同志落实指挥部指示非常及时、认真。凌晨一点，我在现场见到他组织处理险情，凌晨四点我又看见他还在现场指挥。实事求是地说，余斌同志值得充分肯定！”郑培民同志问：“你能保证那里的险情不会出问题吗？”会场上的人静静地望着我。我站起身来，大声说道：“我是本地人，据调查，那是一个鱼塘，冬天里都有池边垮泥巴的现象。再说，临洪那边有一个50多米宽的外洲，有芦苇、树木，而且外洲本身有36米5的高程，现在的水位根本不会危及大堤安全”。郑培民同志见我说得干脆，也有道理，也就没有继续追究了。那个厅长狠狠地盯了我一眼，时任市委书记吴定宪同志松了一口气，望着我露出别人难以察觉的笑容。 余斌听说省里有人要处分他，又气又急，血压陡然上升，被送进了医院。下午，郑培民同志到医院慰问了他。那天早晨参加了会商会的县妇联主席汤菊华同志走出会议室，在走廊上悄悄给我老婆打电话说，莫看你家老张个子小，可担负劲大，竟在这样的场合为余斌说硬话，救了余斌一把，当时真为老张捏了一把汗呢。这个细节一时在全县干部中传为佳话。余斌与我感情也由此进一步加深。 从那年起，每年春节前，余斌总是打来电话，问我什么时候回老家过年，叫我到他家吃饭。他每次来常德，我都热情接待。我父母生前曾在县城居住过两年，余斌经常上门看望。他退休后，如果在哪里钓了几条鱼，也总是给我父母送去一半。2008年4月、2009年1月，我父母亲相继去世，余斌同志都去守灵、悼念。纯洁的、经得起时间检验的同志感情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 从2002年起，余斌同志从县政协主席位置上退了下来。他退而不休，热情不减，依旧关注社会，关注民生，情系关心下一代工作。他认真读书，坚持写作，几年内连续出版了《西藏岁月》、《母爱如山》、《聊天》、《人生絮语》《雪域高原散记》等多部文学专著，令他的至爱亲朋刮目相看，赞叹不已。 近些年我回老家的时候不多，与余斌同志接触的机会也少了。2017年，我应邀参加安乡县交通局的一次学习讲座，登门拜望了余斌同志，此时他已重病在身。后来，我又多次打听余斌同志的病情。前不久，听说余斌同志的情况不妙，瘫在医院病床上，说不出话，也不认得人了。他的家属心中不忍，不听旁人劝说，决不放弃，坚持治疗，直至驾鹤西去。 余斌同志逝世了，虽然还早了一点，但也算是一种解脱。那段时间，疫情反弹，各地殡仪馆都超负荷，逝者进悼念厅须排长队。我托远国同志献了一个花圈，以沉痛悼念，寄托哀思。 余斌同志安息吧！您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张新民 2022年1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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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2-28 16:5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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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2-28 21:50: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