坎坷人生路 父子两名人 ——简记当年《中国向何处去？》作者杨曦光一家人的传奇人生 案头一部由中共党史研究室、湖南省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著，湖南人民出版社于2001年出版的《二十世纪湖南人物》将杨第甫杨小凯父子双双列入其中，此类情况在本书中尚属极少数。 书中第324面载文称： 杨小凯，澳大利亚联邦科学院院士，经济学家。 原名杨曦光，湖南省湘潭县人，1948年10月出生于吉林省敦化县一个革命干部家庭。从幼儿园、小学到初中都是优等生。1966年进入长沙市一中读高中，是校团委宣传委员。“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其父母都被打倒，他跌落到受人歧视的地步。1967年冬，他阅读了大量的革命导师著作，凭自己的理解，写出一张有名的传单《中国向何处去》，后被定为“反革命传单”，错判10年徒刑。刑满释放后，对自己蒙受的“文字狱”要求复查申诉。1983年湖南省高级法院审议后撤销原判，宣告无罪，还他以清白之身。 他自幼勤奋好学，毅力惊人，10年牢狱，仍自强不息，自学不辍，读了大量书籍，增进了学识。出狱后，凭英语成绩好，几经周折才安排到邵阳的省新华印刷二厂任外文校对。恢复高考之后，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因政审不合格未能录取，专家们看中他的才华，被借调到中国社科院研究所工作。1982年武汉大学经济管理系破格录用他为助教。当时在武汉大学访问的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邹至庄，对其研究成果十分赞赏，推荐他到普林斯顿大学读研究生。1983年3月赴美留学，1988年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后受聘于澳大利亚英纳什大学，任高级讲师、教授，经济学研究成果令人瞩目。1993年当选为澳大利亚联邦科学院院士，是该科学院第二位华人院士。曾主持澳洲两个大型研究项目，负责编辑《发展经济学评论》。还兼任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大学、耶鲁大学、澳洲国立大学的客座讲师、研究员。曾任普林斯顿大学研究助理、世界银行研究助理。1998年迁居美国，任哈佛大学澳大利亚籍华人教授。 他心系祖国建设。1983年至1988年任中国留美经济学会理事。1986年8月以来，曾多次应国务院体制改革研究所、北京大学、武汉大学等邀请回国讲学，在一些国际学术会议上发表有关中国建设的论文和讲话。1995年，应中国科学院之约，整理了有关中国建设的资324料，编成《当代经济与中国》一书,于1997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其著述见于《美国经济评论》、《发展经济学杂志》、《经济行为和组织杂志》、《比较经济学杂志》、《经济学杂志》。已有6本英文著作成书出版，如《经济控制论讲义》、《经济学》等。1998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一书，获得了学术界极高的评价，称“这一研究激动人心”，“他是世上更少有的几个可思考这一问题的人之一，他是世上更少有的可能解决这一问题的人之一”，“杨正迅速建立起他作为主要理论经济学家之一的国际名声”。 书中第348面载文称： 杨第甫，湖南省政协副主席。 湖南省湘潭县人,1911年4月17日生于湘潭县河口镇一个自由职业家庭。就读于长沙广益中学期间,积极参加反日爱国活动,任仇货检查队队长。1933年冬入上海大厦大学学习,开始阅读马列著作和进步书刊。1936年暑假回到湖南,组织外地回乡学生成立读书会,从事抗日救亡运动。 1937年七七事变后,经湖南地下党组织推荐,于同年10月到达西安,随即进入陕西吴安堡战时青年训练班学习。结业后,遵从组织安排,率回乡工作团于1938年1月到长沙。同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由党组织安排任长沙市第七难民收容所所长,7月调任中共湖南省委军委秘书。武汉沦陷后,省委机关迁至邵阳。他被派到湘潭、宁乡、湘乡三县整顿党的组织。1940年8月,到中共鄂西特委工作,任中心县委书记。1941年10月赴延安,入中央党校学习,参加了整风运动。1945年11月,奉命由延安去东北,1946年9月到达吉林省,任安图县县长。1947年10月任敦化县县长。 1949年5月下旬,参加南下工作团,到达武汉后组建湘潭县委班子,任中共湘潭县委副书记兼县长。8月3日到达湘潭县,与地下党湘潭县委成员会师,成立新县委。1951年6月,任中共湖南省委副秘书长兼”三反”办公室主任。1952年任省委秘书长。1954年,因所谓反”地方主义”歪风而受到错误批判,调任省工业厅副厅长。1959年庐山会议后被列入以周小舟为首的所谓“湖南右倾机会主义集团”成员,受到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下放西洞庭湖劳动的处分。1961年平反后,任省农垦局局长。“文革”中受到残酷迫害。 1975年任省轻工局顾问。1978年任省科委副主任。1980年12月,当选为湖南省第五届政协副主席,负责省政协全面工作,任党组书记。1986年7月离职休养。1985年任省书法协会名誉主席。著有诗集《心潮集》,后补充新作,易名《世纪回眸》出版。1987年3月任湖南诗词协会名誉会长。1991年6月,出版长篇回忆录《吹尽狂沙》。 2002年月10月18日在长沙逝世，享年92岁。 这就是“父子两名人”的权威记载。 在这个家庭里，据相关资料显示，其父母、子女各有各的传奇人生。 父亲杨第甫，就读长沙广益中学期间,就积极参加反日爱国活动，1938年入党。1940年到中共鄂西特委工作,任中心县委书记。1941年赴延安,入中央党校学习,参加了整风运动。1945年,奉命由延安去东北，并先后任安图县、敦化县县长。1949年5月下旬,参加南下工作团,内定任中共湘潭县委副书记兼县长。1950年，杨第甫收到了齐白石的一封信，信上面还有毛主席的批示。原来是齐白石，在湘潭老家有500多亩田产，他担心被划成地主，就亲笔给毛主席写了长达4页的信。信里说，他的田产系卖画所购置，愿分给乡人。毛主席将此信批给当时的湖南省委王首道，王首道又批交杨第甫办理。杨第甫认为画画写字，是脑力劳动，同时又是体力劳动，卖字画所得的钱应属于劳动收入，齐白石是解放两三年前为了避开金元券贬值才买的田，收租不过两三年，因此应将他的田土没收分给农民，但可不没收浮财、不划地主。杨第甫将这个意思同当地干部和农民商量，并且说有毛主席的批示。干部和群众本来就熟悉齐白石，亲切的称他为“芝木匠”，当然没有意见。齐白石老人对如此处理，十分感激，后来特地为杨第甫画了一幅牵牛花立轴，托黎家八骏之姐妹黎锦皇送来。黎家父亲黎松安，晚清秀才，与齐白石少年交好，一生挚友也。画这幅画时，齐白石年近90岁，但用墨运笔，仍极具大师功力，画上花朵鲜艳生动，给人以绝尘脱俗之感。齐白石还称杨第甫为乡先生，画上一连写了三个白石，黎锦皇说: 老人家太高兴了，连签三个不同的名，比印章还宝贵。这幅画，杨第甫一直珍藏，后来送给他儿子杨小凯了。而齐白石的三个签名，是表三叩首之意，以此致谢。后在家乡湖南工作，也是几起几落。一是1952年任省委秘书长至1954年,因所谓反”地方主义”歪风而受到批判,调任省工业厅副厅长。二是1959年庐山会议后被列入以周小舟为首的所谓“湖南右倾机会主义集团”成员,受到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下放西洞庭湖劳动的处分。1961年平反后,只任省级厅局一般领导。三是“文革靠边站”站了好几年，到1980年，才当选为湖南省第五届政协副主席,负责省政协全面工作,任党组书记。 母亲陈素(1912——1968)，名声淑，娄星区西阳乡胜昔村人，省立第四中学读高中，一年半后辍学，以微薄的教书收入支持家庭生活和小弟读书。1935年任教于族办图南、陶龛等学校任教。抗日战争爆发后，陈发动师生，组织宣传团，开展募募捐支前、救护伤员等抗日救亡活动。因参加抗日救亡活动，被学校开除，陈积极支持弟弟的行动，筹集银洋40元，资助陈明及其同学陈其文(后任中共云南省委民族工作部部长)奔赴延安学习。1939年6月，中共湘宁中心县委派陈打入国民党湘乡县党部任文书，进行秘密情报工作。次年春，调中共湖南省委交通站，担任掩护省委机关的工作。秋，陈和爱人杨第甫被中共南方局派往鄂西咸来中心县委工作，任县委妇女部长。1941年秋，中共南方局调她去延安，到重庆后，留南方局工作。在钱瑛领导下，从事妇女运动。所写《妇女运动的方向》一文，发表于《新华日报》。1942年4月，在延安中心党校第六部(原马列主义学院)学习，大生产运动中，参加中央机关纺纱比赛名列前茅。她曾任周总理的机要秘书。1945年11月，陈素夫妇奉调去东北。次年，任吉林省延吉市民运部长，36年冬，调任中共敦化县委委员兼城关区委书记。37年8月，陈在哈尔滨全国第六次劳动大会上提出关于工运方针政策的意见，受到李立三的赞许，调任吉林省总工会文教部长。1949年，随军南下，任湖南省职工运动委员会委员。1951年陈率领工作组在锡矿山开展民主改革运动总结的经验材料，经省委转中南局，在《长沙日报》发表。1952年，丈夫任秘书长之前，她就是湖南省总工会副主席。在“三反”、“五反”运动和批判经济主义、批判工团主义中，陈坚持从实际出发，反对“左”的作法，深有体会地说：“在主观片面思想指导下，要‘左’的就有‘左’的，要右的就有右的，千万不能掉以轻心。”1957年、1959年，在开展反右派和“反右倾”运动中，陈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但仍然踏踏实实地为党工作。1966年开始，不公正的待遇更加加剧。1968年11月23日含冤去世，终年56岁。他们养育了？ 儿子杨小凯，父母在东北工作期间的1948年生下了他，到1988年获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曾任哈佛大学国际发展中心(CID)研究员、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经济学讲座教授、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他的论文见于"美国经济评论"，"政治经济期刊"、"发展经济学期刊"、"经济学期刊"、"城市经济学期刊"等匿名审稿杂志。他和黄有光合著的《专业化和经济组织》一书被权威杂志书评称为"盖世杰作"。财务理论奇才费希尔·布莱克称此书为"天才著作"。他的《经济学:新兴古典与新古典框架》被匿名书评人称为"对经济学根基进行重新梳理，为经济学教学提供了崭新的方法。"该书评人认为"杨正在建立起一个全新的领域。是的，我敢预见，人们对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兴趣将迅速兴起，我认为它很可能成为未来的潮流。"诺贝尔奖得主布坎南认为杨的工作比罗伯特·卢卡斯(Lucas)、保罗·罗默(Romer)、克鲁格曼(Krugman)的要好得多。另一位诺贝尔奖得主阿罗称赞杨的研究使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论与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浑为一体。由于其在经济学上的巨大成就，杨小凯被誉为"离诺贝尔奖最近的华人"。 可其间的坎坷与传奇，令人瞠目乍舌。1962年至1968年，在长沙市第一中学就读。当时年仅19岁的他曾以一篇名为《中国向何处去》的大字报被点名批判，1967年下半年至1968年初，杨小凯的活动已很大程度摆脱了当时的派性争执，开始认真严肃的思考，并写出了一批在当时属"大逆不道"、而在今天看来却略嫌幼稚不成熟的论文，即《中国向何处去?》(1968.1.6)。结果连康生、陈伯达等中央领导都知道了杨小凯，华国锋也知道并且也认为杨小凯是反革命，于是1968年2月杨小凯第二次被关进了黑暗的监牢，而且长达十年之久。其间，杨曦光在狱中开始了人生中最为漫长而黑暗的日子。只有高中学问的杨曦光暗自选择知识作为自己十年的主要生活内容。幸运的是，那个时代的监狱里充满了各式各样的知识分子，他们学富五车却皆因政治问题入狱。在艰苦繁重的劳动之余，杨曦光拜当时关在牢里的二十几位教授、工程师为师--他们成为杨曦光黑暗岁月中一团团温暖的光。在监狱里，杨曦光还拜师学习了英语、机械、经济和数学。与生俱来的质疑精神和个人经历使他并不相信流行的政治经济学，在没有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的训练之下，他开始了与世隔绝中的自由思考。在狱中，杨曦光自己推导出了戈森第二定律、层级理论、纳什议价模型以及劳动分工理论。做了五六十本读书笔记，还有一个电影文学剧本。这些材料中包含很多与当时主流意识形态不相容的东西。狱友曾爱斌一直帮他深藏在监狱的木工房里。学习了大学课程，包括英文、微积分等。出狱后，杨曦光刑满释放时已是而立之年。没有一个单位敢录用这位著名反动文章的作者。他在父亲家闲居了一年。这一年，他在湖南大学数学系旁听了不少课。这些旁听都是由湖南大学刚复职的一些教授安排的。也是在这一年，他决定埋葬"杨曦光"，同时埋葬那段苦难的历史。他恢复使用乳名"杨小凯"。改名后不久，杨小凯找到工作，在湖南新华印刷二厂当校对工。1979年杨小凯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实习研究员，但因"政审"不合格，被拒绝参加考试。1980年他用乳名"杨小凯"再次报考，在当时的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于光远的帮助下，他终于获得参加数量经济学考试的机会，后被录取为实习研究员。1980年，55万在23年前被错整的所谓"右派"们，都已全部获得平反，但杨小凯还没有被平反，主要是因为华国锋当时还在位，而杨小凯的入狱是华国锋做的批示。后来胡耀邦代替华国锋成为中央书记处总书记后亲自批示中央组织部:"杨曦光的问题要由法院依法处理。"尽管杨小凯展示了他过人的才华，但由于没有正规文凭，社科院仍不能正式安排他的工作。1982年，当时任武大校长刘道玉得知杨小凯非常有才华，但由于户口不能进京而没有被中国社会科学院录用时，立即派人到湖南，把他和妻女的户口调到武大。为了让其安心工作，刘道玉又疏通关系将杨小凯及其父母的"历史问题"彻底平反。因此，杨小凯被武汉大学聘为助教，教授数理经济学课程。在武汉大学期间，杨小凯出版完成了《数理经济学基础》和《经济控制理论》两本著作。他估计的一些计量经济模型未能在国内引起反响，却获得了当时来武大访问的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邹至庄的注意。1983年，在邹的安排下，杨小凯被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录取为博士研究生。伴随杨小凯十几年的厄运在这一年才算最终结束。他没有选择学成回国，从此永远留在了海外。2001年，正当杨小凯意气风发之时，他被确诊为肺癌晚期。他从不吸烟，却患上肺癌。有人认为这恐怕是十年牢狱种下的病根。2004年7月7日早上7时49分，杨小凯最终还是虚弱地走了，享年56岁 。 走后，得到了几乎所有人的悼念和惋惜，包括那些学术上的"冲突者"。一位在学术场上和杨小凯常常剑拔弩张的知名学者说，"他的学术生涯只有二十年:满是火花的二十年。小凯不枉此生。他的出现使国际社会开始重新评价华人经济学者的分量。就全球华人经济学家而言，对中国的政治变迁和经济改革有切身体验和真知灼见者，是少数;能对现代经济学作出理论性贡献或挑战现有理论体系者，是极少数;而同时具备这两者者，更是凤毛麟角。而杨小凯，就是这样一个人。关于杨小凯的经济学贡献，广为人知的是:他为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关于劳动分工是经济发展和增长的原动力这一伟大洞见，提供了微观机制和数学框架。另一个伟大成就是成功地创立了一个挑战新古典经济学的崭新学派--"新兴古典经济学"，又称"超边际经济学"。连一向自负的经济学怪才张五常都由衷感叹:"只有上帝知道，如果小凯没有坐牢十年，老早就有像我那种求学的际遇，他在经济学的成就会是怎样的。拿个诺贝尔奖不会困难吧。"有人分析，他思想伟大之处还在于其有着强烈的处境意识，即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是他理论的真实背景。正如国际知名学者杰弗里·萨克斯所言:毫无疑问，也是研究其祖国——中国社会转型问题最深刻而无畏的分析家之一。他并非一个纯粹的经济学者，在他的言说中透露着大量的政治智慧，也渗透着他对中国命运的深切关注。他始终关注着中国的政治经济变迁并提出了众多观点，如开放户籍制度、破除行业垄断、允许土地自由流转等等。其妻吴小娟，是1979年在湖南邵阳新华印刷二厂与他初识，忍俊不禁。她说：“那时我们在同一个车间工作，我排字，他校对。他老是找我的麻烦，问我一天到晚想什么怎么犯那么多排字错误。我心想，管你什么事”十年铁窗显然并未磨掉杨小凯为人处事的标准和态度，这点吸引了吴小娟，两年后，二人喜结连理。育有一女二子。 他对待学术的认真程度近乎拼命。与他共事过的黄有光教授撰文道，“小凯是个工作狂。我们的秘书曾经说，小凯每天工作12小时，每周工作7天。为了他的健康和家庭，我曾经多次劝他减少工作。但他说，有时候(其实是常常)很难停。临近生命的终点，有一天他在散步时对学生说，“可能上帝让我早点离开是有道理的，这样年轻人才能更快地冒出来，把更多机会留给年轻人。” （高家协 整理） | 
发表于 2023-10-15 19:07: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