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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基因●津市文史丛书（工商卷）》连载（四十二）
第七章 公企改制
第二节 企业之殇 一、负重前行 津市织布厂成立于1981年，由原津市织布一厂和津市织布二厂合并而成。若要往前追溯，其前身即是1950年代津市染织手工业户组合而成的多个染织生产合作社。染织业是津市传统的主要手工业之一，在合作社时期，各社为国营花、纱、布公司加工订货，即原材料、产品由政府负责，合作社只管生产，这是建国初期国家为恢复国民经济、解决失业、稳定社会的的一项大举措。合作社因是集体性质，入社条件不受限制，故入社者均年龄偏大。1958年，各生产合作社合并成立群力染织厂(织布一厂前身)，时有职工484人。后随企业发展，到了1970年代，这种具有一定规模的大集体企业，企业管理一切参照国营企业执行。这种由手工业合作化转变而来的企业均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职工年龄结构偏大。如，1981年两家织布厂合并成立津市织布厂时，在职职工有414人，退休职工有280人。退休工人占在职职工人数的67%。按通俗的话来讲，即1.5个在职职工就要负担1个退休职工。而且这个比例逐年降低。到1990年代后，这个比例几乎是1:1。 退休人员的沉重“包袱”仅仅是一个方面,1980年代中期市场放开，价格实行双轨制，棉纱市场一度出现紧俏，津市织布厂作为集体企业难以得到计划内的棉纱，同样也难以得到银行部门的支持。困难重重下，企业曾一度开发市场紧俏的精干麻生产，虽有转机，但由于国际市场的突变和资金链的断裂而中途受挫，企业从生产危机转变到生存危机，也就在这时，这个有着千人的大厂得到了政府的关注。在政府的协调以及各部门的努力下，1991年，津市织布厂做出了一项重大决策，孤注一掷，摒弃多年的老本行，卖掉设备，筹措资金，转业生产市场见好的高档包装纸，企业遂更名为特种包装厂。为祈盼这一举措能给企业带来转机，新厂在成立之日，特举行了一场隆重的挂牌仪式。本土出生主管工业的副市长上台念祝贺词，他望着台下那一大片银丝飞舞的老人，情不自禁地喊出一句人们非常熟悉的电影台词:“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话未落音，全场掌声雷动。 有人没有那么乐观，说机制不改，这种“换汤不换药”的做法不能解决问题。还有人将“特种包装厂”揶揄为“特种包袱厂”，一时成为笑谈。果不其然，特种包装厂成立不到3年便停产了。迫于无奈，企业在征得政府及有关部门的同意后，利用原车间厂房，改建为殡仪馆，以此维系退休人员最低生活费的发放。运作几年后在市民政部门的干预下不得不撤销而转为仓库对外出租。直到2000年公企改制才彻底摆脱羁绊。个中艰辛，难以表述。计划经济时期，集体企业的负责人常将自己喻为是一只四处啄食的鸡，啄一口是一口，不啄就没有，真实地反应出了当时集体企业的严酷现状。 像津市织布厂这种由1950年代手工业合作社组成的企业，津市有20多家。几乎占了市属工业企业的30%。这些企业大多是由“街道铺儿”演变过来的，底子薄，积累少，产品单一，技术含量低。计划经济时期倚仗国家的扶持且能生存或许“小富”。但一旦推向市场，便会“弱不禁风，摇摇欲坠”。1970年代后正是这些企业的退休高峰期，这貌似不多的企业负担就如同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纵观1990年代的津市工业企业，最先“倒下”的多是这些企业。 集体企业如此，国营企业也好不到哪里去。 大洼纸厂地处澧水南岸西陲的关山，是津市唯一一家不通公路的企业。造纸与水有关，当年就因关山潭的一口好水，大洼纸厂才迁来这里。因不通公路，距市区有近7里的行程，且隔河渡水，故职工一般每周只回家一次。这种情况直到1978年企业购得一艘机帆船后才稍有好转。大洼纸厂的前身是1953年组建的五三公司。后转业生产皮纸、蜡纸，直至后来的烟纸，也是一家老厂。当初造纸工艺是从杭州引进的，其工艺流程几乎就是蔡伦造纸。这种极为原始的协作生产方式使得企业的双职工特多，企业盛期依托于1980年代的烟纸生产，1990年代后因进口纸浆价高货缺，加之烟纸税率提高，企业渐次陷入困境，没几年便关门停产。 手工操纸也好，现代操纸也罢，均无个人技术可言。企业关门后年轻人尚可外出打工，而即将退休或已退休人员则处境艰难。企业远离市区，且交通不便，故企业在寻求出路时毫无招数，只能靠卖设备来维系护厂人员的工资和退休工人的退休费。由于“坐吃山空”，退休人员的退休费始从每月100元、80元，最终仅有50元。由于地方孤野，企业职工在单位的直管公房无法挪作他用，因公房停水停电，只能在市区租屋居住，这样，每月每人的50元钱付完房租、水电及其他硬性支出后便所剩无几。多数退休老人生活窘迫，有些只得靠拾荒补贴家用，甚至还发生过一对老职工双双坠楼身亡的悲剧。 二、产值陷阱 产值与经济效益一直是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难以化解的矛盾。企业上面有主管部门，主管部门上面有政府。一级管一级，产值是上面制定的，因无条件可讲，理解执行，不理解也得执行，直接给企业带来的恶果就是产品积压，产品压库即导致资金压库，销售跟不上，导致企业无力再生产，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津市鞋厂是个有着300多人的大集体企业，主要产品是各种式样的布鞋，并有少量的外贸出口。这是一个技术含量低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左右这个企业经营的核心部门即是厂设计室。鞋子穿样式，式样好，产品才有销路，这是关键所在，故每年从厂设计室出品的鞋样样式多达数十种，以满足市场不断变化的需求。1980年代，企业一度向好，拥有自己的布底棉鞋和压帮布鞋2个当家产品，虽有江浙人的竞争，企业仍能过上有饭吃的小日子。主管部门的产值任务是属下所有企业的总和，故在下压任务时有彼此之别。俗话说，听话的骡子跑断腿。在这里释为越听话的厂长背负的产值就越高，当然，也不排除人为的迎合。1986年，鞋厂的年产值还只有50万元,1989年就达到了520万元,三年增长10倍。时隔两年，这个厂就垮了。 津市床单厂是一家以生产床单、被单为主的纺织企业。因是大路货，产品主要销往小城市和市墟，因价廉物美，一直畅销不衰。1980年代实施家庭联产承包制后，农村购买力日渐增强，加之市场放开，人们把目光逐步转移到中高档的沙市、上海床单上，尤以城市年轻人为甚，结婚用的床上用品几乎无一例外为中高档床单。市商业部门对该厂产品也由以前的包销转为部分销售。不得已，该厂将原来的供销科一分为二，成立自销队伍，但收效甚微，产品仍积压严重，为减轻资金压力，企业不得不将退休人员的退休费长期以床单折价的方式发放。1990年代后，尽管企业为开拓市场想尽了办法，但产品积压依旧没有得到解缓，甚至出现5年前的产品还未销售的情况。万般无奈，企业想出一条“全员销售”的思路，即发动全厂职工销售，初始颇有成效,有关部门还将此作为一个经验在全市加以推广。没料不久便出了问题，这种以亲戚朋友为销售对象的方式有了一次，就很难有第二次。于是，有经济承受能力的贱价出卖，没能力的只能积压在家里。资金回不了笼不说，还因价格紊乱而搞乱了市场，得不偿失。最终企业出一昏招，对那些既领了床单，又未向企业交钱的职工一律作除名处理，一次便就处理105名，导致职工连年上访，甚至发生集体到常德中级法院静坐的严重后果。此案直至全市公有企业改制时才得以妥善处理。 三、市场之争 乡镇企业即是由公社时期的社队企业演变过来的，不过，此时已不仅是一个名称的改换，而是从“土八路”到“正规军”的换装。它由于有自己灵活的机制适应市场调节和导向,不受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条条框框束缚，有独立的经营自主权，且“船小好调头”，适应能力强，特别适合那种技术含量少的劳动密集型行业，故被誉为“异军崛起”。二轻工业全是集体企业，集体企业少有国家资金投入，故企业负责人常常把自己喻为一只鸡，鸡寻食是刨一口，吃一口，不刨没的吃。乡镇企业也属集体企业，但它是只猴子。鸡的夺食能力远不如猴子。 创建于1959年的津市胶木电器厂是一家制作胶木灯头、拉线开关、插头插座等日用小电器件的专业厂家。1970年年产量达到10万余件。经过1974年的技术改造升级，以及1977年的新厂建设，产品种类不断增加，1978年年产量达到101.99万件，正品率达到97.7%。8年时间产量增长10倍。由于狠抓质量管理，其产品多次在中南地区及湖南省二轻厅获得奖项。1980年代后，随着家电走进千家万户，企业根据市场需求及时研发试制出多位组合插座，产品大受欢迎，一时脱销。 好日子没过多久，市面上出现仿制产品，外形上没有两样，但价格差异大。仿制产品更便宜，企业故失去竞争力。企业经过仔细研究，发现这种仿制品的铜件部分异常削薄，铜件是插座中的贵重件，少了它肯定是少了成本，所以就有价格优势。但这种低劣产品会带来安全隐患，可在市场上这种隐患一时又反应不出来。通过市场调查，这种情况不仅是单一的一个插座，几乎在类似的产品中普遍存在，而且这种产品就出自江浙一带的乡镇企业。问题找出来了，但没有应对之策。怎么办?继续坚守，却又举步维艰。1986年产值还有106万元，到了1989年年产值只剩下46.7万元了。也就在这时，有销售人员将其他企业的产品贴上自己的商标在市场上销售，这就如同饮鸩止渴，没两年，自己的牌子也搞臭了，再想回头，已经没有路了。类似于胶木电器厂的这种情况远不是一家两家。 四、双轨制 1985 年实行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接轨后，企业原材料和产品在供销方面由以往商业部门统购统销，改为选购自销，我市工业企业第一次遇到了产品积压问题。其直接原因主要是原材料的涨价。螺钉厂是钢材耗量大户，年需钢材至少在4000吨以上，而计划分配只有1000吨，仅为所需的四分之一，计划钢材和议价钢材时价为之前的二分之一。钢材如此，棉纱价差也大得吓人，津市纺织企业户数几乎占了全市工业企业户数的四分之一，国营企业尚有一点计划内指标，但另外几家集体企业几乎全靠买议价。味精厂是用粮大户，每年需求量数千吨，国家对粮食价格放开后，除保证国家仓储外，几乎全是议价。津市大洼纸厂除进口纸浆价格上扬外，烟纸税率的大幅度提高几乎是致命伤。有人给这个往年纳税大户算了一笔账，照当时那种情况,企业的盈亏点应在月产250吨左右,而企业实际只有110吨,怎能不亏。 最为严峻的还是纺织行业。由于原材料的涨价，丝绸工业年产值由1986年的2215.57万元下滑到1989年的1658.40万元;绢麻纺厂年产值由1986年的1376.33万元下滑到1989年的845.40万元;针织厂年产值由1986年的265.48万元下滑到1989 年的55.00万元;织布厂年产值由1986年的275.56万元下滑到1989年的84.50万元;线带厂年产值由1986年的115.87万元下滑到1989年的74.90万元。 五、三角债 企业“三角债”其实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就开始形成。这几乎是全国普遍存在的一个现象。据国家统计，1985年中央政府开始抽紧银根后，企业账户上“应收而未收款”与“应付而未付款”的额度就大幅度上升。到1991-1992年间，“三角债”的规模曾发展到占银行信贷总额三分之一的地步。其中，商品交易秩序的紊乱、结算纪律的松弛、信用观念的淡薄，是三角债产生的主要原因。国家如此，津市也不例外。 1991年5月的某一天，津市制革厂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四个职工将宜昌某单位的一辆90新款桑塔纳采取诱骗手段开回津市，径直开进了津市法院大院。院长感到事情重大，即刻向市里有关领导汇了报。那晚，市政府小会议室的灯光彻夜通明。这事还得从头说起。1988年，津市制革厂(甲方)与湖北宜昌某厂(乙方)因经济纠纷一案在津市法院开庭审理，结果甲方胜诉，法院判决乙方应在本年度内偿还拖欠甲方货款15万元。然而，几年过去了，制革厂不仅没得到对方的一分钱偿还，反而倒贴了数次差旅费。 1991年3月。新厂长上任，面临企业困境，有人提出了这15万元货款的事，并就如何讨回这笔货款献了一计。厂长踌躇不定，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况且法院都判了，可要不回怎么办。职工献的这个计，虽说不妥，但也实属无奈。眼见着财务账面上仅剩下几百块钱，厂长把心一横，豁出去了，临出发前，对担负此行的四位职工千叮咛万嘱咐不要弄出“事”来。谁都清楚，厂长所说的“事”是指什么，那一时刻，每个人心里都有一种“壮怀激烈”的感触。 好在一切出乎意料地顺利，对方小车司机在知晓受骗后，未做任何反抗。这边倒客气，将司机请到后排，夹于两个大汉中间。只是开车出了点问题，带去的老司机玩不好这个“洋玩意”，90新款桑塔纳，无级变速。别说开，见都没见过，加之紧张，汽车如同大海行舟，好在夜间车辆不多，历时两个小时，终于平安抵达津市。按预先方案，小车直接开进法院，对方司机被安排住进宾馆，并留下字条给司机回去交差。 翌日，湖北警方来津，在市委、市政府、法院等有关部门的协调下，从法律法规以及企业现况的角度，本着实事求是、有理有据的办事方针，双方取得共识并签署调解协议。一场令人揪心的债务风波就此平息。 时隔两年，也就是1993年5月的某天，市味精厂厂长跟往常一样，从家中出发，由大码头一侧旋梯上桥去厂里上班，没想就在到达桥面时，便被几名大汉围住，其中一人用麻袋迅速将厂长从头套到脚，拦腰一搂，塞进一辆早已停靠在桥上的吉普车，疾速离去。前后不到一分钟，待现场行人醒悟过来时，吉普车早已看不到影子。 这是一起因债务纠纷引起的绑架案。起因是味精厂欠了湖北公安县某单位一笔货款，对方在多次追讨无果的情况下，而采取这种极端方式来索款。欠钱理亏，你不仁，他不义。没什么好说的。最终津市派人去湖北，一手交钱，一手“提货”。一波刚平，一波又起。也就在味精厂的事情处理完毕不久，这种绑架索款的案件接连发生了好几起。令人惊骇的是，新洲油厂厂长在被绑架的过程中窒息身亡。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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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11-25 12:2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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