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超麟《记何资深》一文读后感(三)

山河

                     郑超麟《记何资深》一文读后感(三)

    我于1945年底参加托派。当时18岁，刚刚跨进成人年代。像无数不满足于世俗生活的青年一样，渴望取得"有意义的人生"，投入先人已昭示的集体，创建人类的明天。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最能满足青年们这一要求的事业，自然只有"革命"，回想当年，当我成了共产主义组织中的一员的时候，况且又是"子承父业"，精神和人格似乎立时被放大了许多倍。那时候何曾知道"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历来如此"以及这一揭示所含有的斗争性和人性的超越?这是题外话了。

    参加了组织，有了信仰之后，更渴望的是行动。那时候所能做的行动，唯有一项，就是让更多的人认同我的信仰，走到一起来。我之前曾就读过几个夜校，原本就有不少兴趣相投的朋友。他们自然成了我的宣传对象。郑超麟、王凡西对我说："行动中不要隐瞒自己的观点，要亮出真实的身份来。"开始时，我照着做了。

那时候，学生民主运动的波澜一步比一步壮阔。不仅在校的学生，还有在职的青年，都参加进来。我的朋友，原本只关心文学的，现在也关心起政治来；原本只满足于个人小天地的，也溶入这股历史潮流中来了。在这种背景上，我逐渐进入一种尴尬的境地：一方面，唯有亲身处于学运中的时候，我感到了生命价值实现后的满足；另一方面，在公开的辩论中，朋友们却一个一个地离我远去了。最后一个离开我而去的朋友，也是最好的朋友，丢下一句话："你主观上革命的，客观上却起了反革命的作用。"这已经算是对我当时的最好评价了。今日回想起来，我那时又懂得什么呢?无非鹦鹉学舌般地拨弄些名词。

    此种尴尬，实际上是苦闷，是被孤立的苦闷。郑超麟、王凡西确曾先提醒过我：革命者不怕孤立。但我那时候还不懂得孤立者就不是革命者的道理。往后的发展也证明了，我做不来被群众运动孤立于外的革命者。直到九十年代初，我在《陈独秀著作选》中读到了他写给托洛茨基的信，其中有句话"这种状况继续着，不但无法获得群众，简直无法和群众见面。"这句话实实在在让我感到了切肤之痛。

    在这种情况下，我离开了原来就读的夜校，与相识多年的朋友分手，一个人改读东吴大学夜校部，开始了一生中的一个新时期。所谓"新"，指的是自此之后，我在新学校的学生运动中，隐瞒了身份和观点，不再宣传托派的主张了。回想起来，今日自可对当年此种行为

    参加了组织，有了信仰之后，更渴望的是行动。那时候所能做的观点，不再宜传托派的主张了，回想起来，今日自可对当年此种行为作不同的评价。但一个真实的事实是：我正是由此开始了对托派的思，这是个大题目，不能在此说了。

    恰恰这个时候，我认识了何资深。我从他身上看到了另一种革命者的形象。一种与郑超麟、王凡西完全不同的形象。《记何资深》-文称之为一种是宜传型的，一种是组织型的。如果从性格来说的话，这种区分倒也恰当，如果从思维方式来说的，我认为也可以这样分：

    郑超麟、王凡西属于"理想"、"将来"型，何资深属于"世俗"、"现在"型。这个型的人看不起那个型的人，当然是不对的；但哪一个更重要些?对这个问题的常规解释似乎是这样的：革命低潮时期，"宣传"型重要些，革命高潮时期，"组织"型重要些。"看得起"、"看不起"的个人意志，改变不了客观存在。其实，把郑超麟、王凡西归于一类并不恰当，不去说它了。

    何资深是我父辈，从旁观察我二年之久，至少在两个方面推动了我的思想变化。

    一、他自然常常向我讲起斯大林和第三国际在中国大革命中所起的错误作用以及"毛子"们(指国际代表)的专横作用。除此之外，他也说起托洛茨基和中国托派的错误。那时候我政治上处于幼年时期，对于中、苏党史知之很少，今日已记不得何资深当时的具体所指了。但正是他打破了我对领袖的偶像崇拜，打开我的眼界。向我提供了另一个思维切入的角度，从而使我能跳到圈子外面来进行反思。当时我需要的正是这种推动。解放后, 被审期间，曾说我的思想转折以及由此引出的行为是形势所迫。这句话不能说没有道理，因为确是当时的学生运动迫着我进行反思的。但抹杀身边何资深所起的催化作用也不符合实际。这里且不去说心情苦闷所引发出来的我的主观需要。

    二、1949年初，此时两人朝夕相处已经一年多。他从我日常晚间不归，交往频繁以及时有同学留宿等等现象上，看出了我是学运的积极分子。同时，大概也猜到了我已参加了中共的外围组织。有一天，他认真地跟我谈了一次。其中最重要的一句话是：为了反蒋，参加托派与参加中共都是可以的，但只能参加一个，绝对不能脚踏两条船。他这番话是最最世俗不过了，从中可以概括出他的品格特征。我正是从此次谈话中明白了理想与政治的区别，热情与实际的区别。无疑，这次谈话对我起了棒喝作用、警告作用。于是不几天，我向郑超麟提出了退出托派的声明。没有这次谈话，我是下不了这个决心的。解放后，顺着思想发展的逻辑，为了彻底摆脱托派的影响，我抛下了一个长子家庭应尽的责任，离开上海，到北京去潜心读了三年多的书。虽然最终未能摆脱中国托派共有的命运，但从思想收获上讲，这三年多为我提供了思索的层面，帮助很大。何资深赞成我离沪赴京读书，并一直保持着通信联系。                                                                                                  陈道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