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嗲嗲(爷爷)的现话(12) “松澧分洪工程建设”一次开小差
长江四口示意图
编者按 父亲健在时,经常回忆1960年春节前后他在张九台参加移堤开小差的事,既是忏悔自己吃不得苦,也感恩当时工地领导对他的宽容、原谅。1998年,我调常德市史志办修志,新修的《常德市志》在江河治理一章有“松澧分洪工程建设”一节。这时,我才知道这是一次劳民伤财的水利工程。工程从1955年开始,分三期。最后一期从1959年11月开始,1960年4月结束,动员澧县、安乡民工16万人。进入汛期,“因为扩展疏刨不彻底,对上游水位有所抬高,后按《松澧分洪工程纪要》”,将堵坝废除,“松滋河基本恢复原状,松澧分流未能实现。” 工地上以大队为单位,大队称为分队,我们六合大队就叫六合分队。我们分队的领导很照顾我,看到我的身体不好,是个痨病壳子(大家知道我父亲1953年就患痨病,大吐血。),安排我打硪。虽然比挑土轻松,但是我还是吃不消。每天早上天还只麻麻亮就起床,晚上太阳下山好久才收工,饭又吃不饱,实在是太累了。我的饭量没有别人的大,饿肚子比别人好些,但最需要的是好好睡一觉。开工不久,工地上就陆陆续续有人开小差,抓回来就在工地上开斗争会,被斗的人态度不好挨打是常有的事。但是还是有人逃跑。 元旦节前,我实在受不了,也动念逃跑。我是一天早饭后开溜的。乘人不注意,我走到了小旺角,当时到安乡县城要在这里过河。快到渡口,驻我们分队的脱产干部骑着自行车追来了。这个人的名字我忘记了,脾气不好,骂人,群众怕他。好像是姓“抓”(即姓“侯”和猴子的“猴”谐音,早晨说这个字不吉利,安乡人称姓侯的姓“抓”;如同姓龙的人姓“溜”),我们喊他“抓”组长。他追上我后连忙下车,说“应孝荣,你怎么也开小差啊?”我说:“奈不何,想回去休息两天!”那天“抓组长”对我态度很好,耐心做我的工作,说还坚持坚持,搞完了一起回家过年。我答应不再跑了,他要我等等他,他还要去抓其他人,后来我听说那一天我们这个分队一起跑的有8个人。 看着“抓组长”骑着车子走远了,我犹豫了好一会儿,开始还想跟他回工地。但是转念一想,他现在对我态度好,是想我跟他走,回去免不了开我的斗争会,少补了挨一顿打。与其这样,还不如跑了好,总可以休息几天。我铁心了,拔腿就往河边跑。但是我下到河边,没有看见渡船,孤零零一户人家,一位大嫂在屋外做事,他告诉我顺着河边走,不远的地方有渡船。好险,等我跳上渡船,“抓组长”追人转身了,在大堤上喊我。
追怀1959年至1960年未能完工的淞澧分流工程, 往哪里去呢?回家是不行的,没有饭吃;生产队知道我是当逃兵,家人受牵累,最怕的是食堂里惩罚性地口家里人的饭。我去中河口,投亲戚。中河口亲戚多,接待我困难小些。机会好,应伯基(父亲的堂兄)给大队看鸭子,承包形式,大队不管饲料,划一片湖田给你,,自己种自己收。伯基哥单家独户住在大湖边,人勤快,种的粮食吃不完。永利(侄儿,伯基的儿子,和我的年纪差不多)要我不走了,就和他看鸭子,腾出他父亲(伯基)作田。没想到我还在他家吃了几餐饱饭。但是我不能久住,怕工地领导到家里追责任,家里受影响,在中河口我只住了五天硬要走。我悄悄回家打了一个转身,还好家里还不知道我开小差的事情,没受影响。跑了一个星期,我又回到了工地。心里做好了挨批评斗争的准备,但是没有斗争我,只是罚我工余搓草绳。大家都睡了,我还在搓绳子,分队干部看见了,开我的玩笑说:“看你今天的表现,我们明天要开大会表扬你啊,给你戴大红花!”说完就让我睡觉了。我最怕看见“抓组长”,第二天还是见了面,它好像早已忘记了“追逃”的事情,只是问我什么时候回来的,我如实告诉了他,他笑了笑说:“以后不要再跑了啊!”
人不会一辈子行时,也不会一辈子倒霉。应伯基一辈子没挨饿,走运,但1964年“四清”这一关就不好过,算他的“资本主义账”,说他家种湖田得了多少谷,减去鸭饲料,多得的要退赔,家里稍微值钱的东西都被搬走了,并且没有少挨批斗。后来发生文革,他家也是对象。七十年代,永利有弹棉花的技术,利用农闲的时候帮人弹棉被,割资本主义尾巴时又挨整。几十年的坎坎坷坷,要感谢邓小平,也要感谢时间,是它最终熨平了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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