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老话常德】秤杆上的光阴

刘贤安

【德老话常德】秤杆上的光阴

暮色漫进阁楼时，那杆包浆温润的老秤杆正斜倚在樟木箱上，铜星点在夕照里泛着微光，像极了父亲临终前落在我掌心的目光——沉稳、灼热，带着某种穿透时光的力量。四十多年前商店里“童叟无欺”的镜匾早已泛黄，可父亲握着我手腕教我称秤的温度，至今仍在骨血里发烫。

    1976年的梅雨季，父亲的蓝布工作服第无数次被汗水洇透。镇供销社的木柜台前，他盯着玻璃罐里裹着糖霜的冬瓜条，突然听见心底有个声音在敲碎搪瓷茶缸的脆响。那些被反复摩挲的《参考消息》边角，那些在煤油灯下画满红圈的经济报道，让他在某个暴雨倾盆的深夜，用钢笔在离职申请书上落下决绝的墨痕。

   “刘师傅，铁饭碗砸了可就找不回来了。”主任的镜片上蒙着水汽，父亲却看见窗外的梧桐正抖落残叶，新绿在砖缝里顶开青苔。他想起在长江轮甲板上看见的景象：货船满载着彩色的塑料凉鞋、印着牡丹的暖水瓶，在暮色中劈开粼粼波光——个体经济的春汛，分明已在航道上涌动。

    母亲攥着全家口粮换的三十块钱，看他揣着介绍信登上客轮。五个孩子的啼哭混着灶间的油烟，在码头蒸腾成白茫茫的雾。父亲却在摇晃的船舱里数着沿途集镇的灯火，湘鄂平原的夜风卷着稻花香气，把未来的蓝图吹得猎猎作响。当他三个月后扛着蛇皮袋回来，里面码放的不是游山玩水的纪念品，而是盖着红戳的进货单，和一沓按斤两仔细包好的纽扣、火柴。镇上第一家个体商店的木牌，在秋阳里映出温暖的光，父亲站在门口，像一棵挺立于时代潮头的树。

    商店开业那日，狮头在红绸上翻动，唢呐声震落瓦当积雪。父亲亲手漆的木柜台泛着桐油香，十二杆秤整齐码在玻璃柜旁，每杆秤尾都系着红棉线——那是他盯着秤匠凿刻星点时，特意要求的“防伪标记”。

   “称秤先称心。”他握着我七岁的小手，让秤杆在掌心跳出平衡的韵律。右手的提绳要拎在“定盘星”位置，左手的铁砣绳像牵着一只温顺的鹿，要让顾客看见秤杆上的铜星在光线下粒粒分明。有次我趁他进货，给买草纸的张老倌少算了二两，父亲回来后没骂一句，只是让我跪在镜匾下看他重新称纸。暮色漫进柜台时，他蹲下来擦我脸上的泪：“秤杆歪了，人心就斜了。你看这镜匾，照的不是别人，是自己心里那杆秤。”

    那些年的雨雪夜，常有醉汉撞开店门，攥着皱巴巴的票子要买酒。父亲总会先扶他们在竹椅上坐稳，用搪瓷缸泡上浓茶，再稳稳称出足量的散酒。有回收了张假钞，他却对着月光看了半宿：“这纸浆太糙，墨色也浮。”第二天竟把假钞贴在墙上，让顾客们引以为戒。工商所的老李来查秤，用标准砝码试过十二杆秤后，拍着父亲肩膀笑：“老刘啊，你这秤杆比国营商店的还准三分。”父亲只是笑笑，指尖轻轻拂过秤杆上的铜星，仿佛在抚摸岁月的勋章。

父亲的账本里，记着比盈利更重要的数字。哥哥读高中那年，冬夜的雪下得能埋住脚踝，父亲踩着结冰的石板路，把新絮的皮袄捆在背上。二十里山路走了四个时辰，到学校时棉鞋已冻成冰壳，却执意等晚自习结束，看着哥哥穿上棉袄才肯转身。月光把他的影子拉得老长，像株在风雪里挺直的杉树。

    我初中饿肚子的清晨，他总能变戏法似的从蓝布包里掏出热乎的娃儿糕，糖霜粘在指节上，甜得让我忘记他凌晨三点就去排队的霜晨。五个孩子的学费单在他掌心摞成小山，商店的玻璃柜里却始终留着一格，摆着哥哥从县城带回的《数理化自学丛书》，供买不起书的孩子翻阅。他说：“秤杆能称斤两，知识能称天地。”

    1980年哥哥穿上军装那天，父亲在店门口放了串最长的鞭炮。红纸碎屑落满他发间的白霜，他却望着远处的青山笑：“当年砸铁饭碗，就盼着你们能端上更硬实的‘瓷饭碗’。”后来我也参军到了部队，姐姐到了青岛大学任教，父亲的镜匾下，渐渐多了“纳税大户”的铜牌，可他最珍视的，仍是我们寄回家的第一张奖状。他用粗糙的手掌抚摸奖状边缘，眼里映着我们未来的光。

    父亲的手总让我想起老秤杆的木质纹理。年轻时那双能稳稳托起百斤货物的手掌，掌心的茧子像嵌进皮肤的铜星，在数钱时会发出沙沙的响声。他教我打算盘时，指腹划过算珠的力道，至今仍在我神经末梢回响——那是比任何电子计算器都更清晰的刻度，每一颗珠子的起落，都暗合着商道与人生的斤两。

    商店拆迁那年，父亲在仓库整理最后的货物。我看见他对着积灰的镜匾发呆，手指反复摩挲“童叟无欺”四个漆字，剥落的金粉落在他掌纹里，像撒了一把细碎的星子。墙角堆着十二杆退役的秤，铜星早已被岁月磨得发亮，他却逐一擦拭，仿佛在为老友拂去征尘。“这些秤啊，比人长情。”他忽然开口，声音轻得像秤杆上晃动的棉线，“它们记得每一两的分量，记得每个顾客的笑脸。”

    最难忘那个秋夜，父亲把十张欠条堆在火盆里。纸页卷曲的火光中，他的影子在土墙上忽大忽小，像在跳一支无声的告别舞。“欠账的人，要么是实在过不去，要么是忘了。”他用火钳拨弄纸灰，火星溅在他鬓角的白霜上，“咱们不缺这口吃的，别让债压着人心。”火苗窜起的瞬间，我看见欠条上模糊的数字，突然想起那年少算的二两草纸——原来父亲早把宽容刻进了比秤杆更柔软的地方。他的善良，是秤盘上永远多给的那二两温情。

    古稀之年的父亲，突然推着小推车出现在集镇角落。深蓝色的帆布上，摆着叠得整整齐齐的棉帽、毛线袜，像极了他年轻时码放的第一箱货物。寒风掀动他鬓角的白发，他却对着过往的熟人笑出皱纹：“船小好调头，摆地摊也算给国家添热闹。”

    子女们的劝阻在他听来像隔岸的涛声。他偷偷托人从常德带回货物，在账本上用放大镜画下歪扭的符号：“棉袄五件，赚十二元；棉裤三条，赚八元。”有回城管来巡查，他慌忙收拾货物时摔了跤，却护着怀里的零钱袋不让散落。我们要给他租门面，他却拍着小推车：“摆地摊好，能和老主顾唠嗑，还能看集镇的日头从东边瓦角爬到西边河沿。”

    直到那天在医院，看见他藏在枕头下的保健品空盒，和抽屉里揉皱的进货单，我才懂他为何执着于地摊。那些在寒风中叫卖的时光，是他与渐渐老去的自己和解的方式——当曾经能托起十二杆秤的手掌开始颤抖，当“刘老板”变成“刘老倌”，摆地摊成了他证明自己仍能在生活的秤盘上，稳稳放上诚信与尊严的砝码。他佝偻着背整理货物的身影，是岁月里最动人的倔强。

    父亲最后摆地摊的那个冬天，我常躲在街角看他。他坐在小马扎上，面前的帆布摊像一片褪色的云，棉帽和毛线袜在风里轻轻摇晃。有回看见他颤巍巍地给顾客称大米，右手拎着自制的弹簧秤，左手捏着放大镜凑近刻度——那姿势多像三十年前教我称秤的模样，只是当年笔挺的腰板已弯成秤杆的弧度，当年清亮的眼睛已蒙上雾霭。

    一个穿校服的男孩来买手套，父亲把最大的那双塞给他：“娃娃手大，得戴宽绰的。”男孩摸出皱巴巴的零钱，父亲数都不数就揣进兜，却在男孩走后，从自己口袋里掏出两张票子压在帆布下——他早看出那钱少了两元，却不愿让孩子在寒风里难堪。这场景让我想起他当年给醉汉添酒、给买不起书的孩子留书的模样，原来他的秤盘上，永远为温情留着额外的分量。

    地摊最后一天，父亲把没卖完的棉袜分给路过的清洁工。暮色中，他推着空车回家，影子被夕阳拉得老长，车把上挂着那杆弹簧秤，像挂着一轮瘦瘦的月亮。我跑过去接他，他把车把往我手里一塞：“该换你们年轻人摆新摊子了，我们这辈人的秤杆，得交给你们磨亮咯。”他的语气平静，却让我听见时光的重量。

    父亲走的那天，晚霞把窗棂染成金红色。他枕边的老秤杆，铜星在暮色中微微发亮，像他这辈子点亮过的无数灯火。遗物里的存折上，十二万元存款分外地刺眼——三万是地摊赚的，九万是我们塞给他的孝心钱。遗书的字迹有些歪斜，却把“留给小弟”四个字描得格外重：“他刚买房，用钱紧。”

    出殡那日，多年未见的张老倌来了，当年的货郎担早已换成拐杖；卖草药的王大姐来了，说父亲曾帮她垫付过药钱；还有些面孔陌生的人，说年轻时在店里赊过账，父亲临终前叮嘱过“别让孩子们为难”。他们的眼泪落在棺木上，像落在那杆老秤上的晨露，让时光的刻度愈发清晰。

    如今我常站在阁楼的窗前，看阳光在秤杆上流淌。那些关于诚信、坚韧、父爱的故事，早已融进血脉，成为我生命的定盘星。父亲的眼光，从来不是对财富的预判，而是对良知的称量，对未来的托举——就像他当年在计划经济的坚冰上，看见个体经济的春水；在生活的秤盘上，始终让诚信的砝码重于泰山。

    暮色渐浓时，我轻轻抚过秤杆上的铜星。那些被岁月磨亮的刻度，终将在下一代手中继续丈量光阴，而父亲的眼光，永远是照亮前路的星光，让每一步都走得踏实、敞亮。当我的女儿踮脚触碰老秤杆时，阳光穿过她稚嫩的指尖，在木地板上投下细碎的光斑，恍若父亲当年在雪路上留下的脚印，在时光里永不褪色。

父亲用一生教会我们：真正的称量，不在秤杆的刻度上，而在人心的天平中。他留下的老秤杆，是家风的标尺，是诚信的图腾，更是照亮我们人生长途的永恒星光。如今，每当我凝视那杆包浆温润的老秤，总能看见父亲的目光穿越时光，落在我们兄妹身上，落在更遥远的未来——那目光里，有对良知的坚守，有对生活的热忱，更有对人间烟火永不熄灭的热爱。这，便是父亲留给我们最珍贵的遗产，是刻在血脉里的定盘星，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永远能找准生命的平衡，走出堂堂正正的人生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