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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设新农村的阵阵春风吹来的时候，我忽然想起了当年的几位公社老书记。翻阅几本老日记，这种特殊情感愈来愈浓地积聚着，积聚着，有怀念，有感恩，更有那追偿不了的愧疚。他们培养过我，呵护过我，可我没有报答过他们，甚至不知道他们墓安何处，我只能年年岁岁在心中永久地祭奠他们。 易发斌书记 我是1971年9月到公社机关去工作的，当时不到19岁。在我的眼里，易发斌书记身材高大，国字脸，不苟言笑，作报告声音宏亮，不怒自威。白天他很少在机关办公，常推着一辆掉了漆的“永久”牌自行车，清早出门，很晚才回来。他抽纸烟，如果“粮草不济”，便兴孜孜地捧出那个木制的小卷烟机，喊我当下手，帮他递递烟丝，涂涂浆糊，卷一次烟可管十天半月，我偶尔悄悄拿他一支，叭哒几口，呛得眼泪双流。 有一段时间，我这个初出茅庐的小秘书对县委办、农村办每天收取汇报，难以招架。一天，易书记见我嘴里咬着钢笔，睁大眼睛对着墙壁苦苦思索，便笑着说：“小张，又在创作典型事例了吧?天天呆在屋里，哪里来的情况呢?来，你跟着我下队去。”那时，我没有单车，也不会骑车。他见我有些犹豫，就朝他的自行车坐垫一拍：“走，带个本子，我驮你!”就这样，易书记经常驮着我这个小秘书，跑大队，下小队，到田头，上工地，使我每次都满载而归。乡间道路不平坦，每当转弯、上坡我准备跳下车时，易书记就连忙说：“不动，不动，坐稳。”回顾那个情景，我常常想，我们许多人不正是那些无私的前辈喊应着，驮载着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吗?? 1974年，我随易书记自带铺盖行李到大中十五队办点。我们住在一位姓袁的队长家里，一间茅草小偏房，开两个床铺，一日三餐都在他家。公社渔场就在住户的旁边，我好几次提出到那边改善一下生活，易书记就是不肯。春耕大忙季节，易书记带着我同社员们一道积土杂肥、翻粪坑、打塘泥，播种，插秧，一天下来，腰酸背痛。那一次，他哮喘病复发，咳嗽得弯腰捶背大汗淋淋。有几个通宵就是背靠墙壁，半躺在床头度过的。我劝他上医院治疗，他执意不去。有几天他担心插秧的密度达不到规定的标准，便叫我搬了一把小椅子坐在田埂上，指指点点，现场督导。看到这情景，社员们谁还不卖力搞事呢? 李开勋书记 主管农业的党委副书记李开勋，身材矮小，班子里的同志都喊他“矮哥”。印象中，他似乎没有穿过一件整洁的衣服，灰色的衬衫，蓝色的袄子，沾满泥巴灰尘的黄胶鞋，一个典型的老农形象。他爱读书，爱思考，有时一个人低着头在机关院里踱步，口里念念有词，偶尔遇上谁，他就会出几句古诗古文考考你。有一天晚上十一点，我和大队刘支书正准备关灯睡觉，房门一下被李书记敲开。他忽然问道：“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这几句话出自何处?我和刘支书连连摆头。李书记无不得意地说：“告诉你们，这是我的老祖宗李密《陈情表》里的话，毛主席在他的著作中引用过。”接着，他又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谁讲的?”我说：“好像是诸葛亮在出师表上写的吧。”他又问：“是前出师表还是后出师表?”我和支书默然。李书记见又考住了我们，一下子就乐了。于是谆谆教诲起来：“小刘、小张啊，你们年轻人要读点书，什么唐诗宋词呀，古文观止呀，鲁迅作品呀，都要读，不然，讲话写文章哪有文采呢?”他话匣子一打开就一发不可收拾，一口气背诵了好多名诗名词名章，我和刘支书记早已哈欠滚滚，可他却毫无倦意。 1976年秋，晚稻出现严重病虫害。那一天，李书记匆匆从县里开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会回来，立即在梅家洲大队召开紧急会议，县委工作组的同志也在场。紧急会上，李书记只字未提县里的精神，只字未提“批邓”的字，讲的全是防病治虫问题。会后，我悄悄问：“您不传达批邓的精神，不怕上面追究吗?”他忿然说：“批、批、批，批得唐山地震，批得天怒人怨，批得老百姓都去喝西北风!”说罢，大步朝稻田走去。我忽然觉得这位瘦弱矮小的书记一下子高大起来，伟岸起来。 1976年9月，县里决定把我从安昌公社办公室选调到县委办公室工作。报到的那天，弟弟帮我挑着两个木箱，里面无非是行李、衣物和一些书本。我依依不舍地离开工作了五年的公社机关，一步一回头地告别那朝夕相处的同事和领导，秋风乍起，几片树叶落在身上，秋蝉发出一声长鸣。李书记听说我要走了，匆匆从邻近大队赶了回来，紧紧抓住我的手，边走边叮咛，一直把我送到虎渡河的三仙嘴码头，看着我上了小木船，看着艄公划动桨。船到码头，我跳上岸，忽然弟弟手一指：“哥哥，你看，李书记还站在那里哩。”我的眼泪刷的一下淌了出来，隔河相望，朝着多年来培养、教育我的前辈领导深深地鞠了一躬! 姚育卿书记 我认识姚育卿副书记早在1967年水利冬修时。我被公社抽去搞文艺宣传队。那天我在工地临时舞台上，用笛子独奏了一曲《大海航行靠舵手》，表演了一个丑化“走资派”姚育卿的小品。演出结束后，一位中年男子走到跟前，摸着我的头说：“小鬼，笛子吹得不错，今年好大了?”我说：“十五岁。”“好好练，日后会有出息的”。他接着问道：“你认识我吗?”我望着他，只见他面庞黝黑、胡子拉渣，鼻翼旁有一黑痣，笑容很亲切但又带几分狡黠。我摇摇头，小声说：“对不起，我不认识您。”他哈哈大笑几声，拍拍我的肩膀匆匆走了。旁边的人告诉我，这就是你刚才丑化模仿的公社副书记姚育卿。反正那时年纪小，我也没把此事放在心上，只是几年后再见到他时，有点不好过意。 姚书记分管水利，他很开朗，爱讲笑话，爱哼个花鼓调儿。有一年水利冬修时，他对我说：“小张，民工夯土打硪要唱硪歌，你能不能编几段词儿，让他们唱，叫广播站录音，到工地上放?”我欣然领命，就坐在工棚的地铺上写了起来。那时的词儿无非是：“虎渡河畔红旗扬，夯歌阵阵传四方，学习大寨修水利，管叫山河换新装……”请几个声音洪亮的师傅拿着我写的词儿，分别唱南边话、西边话的硪歌，由公社广播站的同志录了音。第二天，高音喇叭里放出了节奏鲜明、雄浑有力的打硪歌，一下响彻整个冬修工地。姚书记两手提起硪杠，同民工一道随着哦歌的节拍，使劲夯压着新修的大堤，他头上冒着汗珠，脸上笑容灿烂。那时我们的干部与群众一样挖土、挑土，一样蹲在地上吃萝卜、白菜，一样在地铺上呼噜打鼾，这大概就是人们至今还怀念那段艰难岁月的原因吧。 1975年6月的一天，姚书记对我说：“小张，听说你写了入党申请，我当你的介绍人好吗?”我喜出望外，心情久久不能平静。7月1日在公社办公室前面的小林子里，公社机关召开干部职工会议，庆祝党的生日，宣布正式吸收我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介绍人就是姚育卿书记和党委分管林业的毛松林委员。 现在，几位老书记都已作古了。我不知道他们得的是什么病，什么时候辞世的。他们在农村工作了一辈子，艰苦奋斗了一辈子，那时他们的妻小都是农村户口。也许志书上没有他们的名字，文史中没有对他们的记载，但山水田林路可以作证。年岁稍长的人们还在讲述着他们那代农村基层干部的故事…… 2004年6月28日 原载《湘声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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