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永志 于 2017-10-21 17:19 编辑
“中苏友谊”记忆 永志 上世纪五十年代,我记不得是哪一年,反正我最早在乡下看的电影是无声电影,似乎同步有广播,介绍电影的内容;纪录片,拍摄的苏联集体农庄,记得最清楚的一句宣传词就是“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1958年至1960年,我读完小,学校里开俄语课,当然内容很简单,我印象最深的单词是“别勒儿”,中文意思“小刀”;1961年至1964年读初中,学校还是开设俄语课,先是一个女老师教俄语,名叫章桂珍。她当时没有结婚,高年级男同学给她取诨名,并且传给我们,用俄语单词称呼她“似寡妇”,译为中文是“柜子”。接着教俄语的是孟保斌老师,我们对孟老师印象最深的事情,是他辅导张湘君与苏联小朋友通信,苏联小朋友还给她寄来了照片和明信片。时隔60多年,2015年10月14日,张湘君同学在她的微信里贴出两张珍藏的照片,并写了一段说明文字,很有意义,我特转发为博文 “它让我沉浸在对以往岁月的美好回忆:这是两张明信片的正反两面,以及我半个世纪前(1962-1963年)读初中时交的苏联朋友娜嘉和她的朋友安娜的合影照片,拉提琴的是娜嘉。初中学习俄语,在俄语老师孟保斌的指导和帮助下,我当时作为课外练习与苏联的小朋友通信,提高自己的俄语水平。今天,我在我保存的老照片中找到了当年苏联朋友娜嘉的照片和明信片,不由得使我回忆起了初中生活,那时虽然连饭都吃不饱,但是精神生活还是丰富多彩的,真让人留念!” 三岔河读书时的张湘君同学。 娜嘉
娜嘉和安娜合影
明信片 时间隔得太久,我希望张湘君提供更详细一点的东西,她不记得了。2017年8月初,我与初中中途辍学、50多年不曾见面的曾桂英同学联系上了。最近我在广州过“双节”,校对《我的高中》,找曾桂英要一张最近的照片。曾桂英纠正我的误记,无意中她爆料四中学生和苏联小朋友通信的事情。 “我不是什么班长,只是班里的俄语科代表。一次学校组织我们俄语科代表开会,并号召我们跟苏联朋友写信。我当时对俄语很感兴趣,于是在俄语老师的指导下,我给苏联音乐学校七年级一名叫丽娜的女生写了信。她给我回了信,信中还寄了她的照片、花标本、钱币。这些都由学校保存下来了。接着我又给她回了信,再后来,由于当时同学们的流动性很大,我经受不起考验和另外两位同学一邀就离开了学校,就这样我失学了。” 我把张湘君和苏联朋友通信并保存有照片的事情告诉曾桂英了,10月18日早晨曾桂英聊微信说:“我是四中第一个与苏联朋友通信的人。当时也是孟老师在我们全校俄语科代表会上宣布,说苏联有一位朋友给三中的一位学生写了一封信,现在误送到了我们学校,如果你们中间哪位有兴趣的话,就可以跟她联系。我马上举手报了名,就这样在孟、万老师的指导下,我和苏联朋友丽娜联系上了。丽娜给我寄来的照片、花标本、钱币。孟老师跟我做工作,要我把那些东西赠献给学校,今后好鼓励、提高同学们学习俄语的积极性。我失学之后,听说孟老师又另外安排了同学,接着跟丽娜通信。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丽娜给我寄的那张照片:她上穿毛衣,下穿裙子,手拿着小提琴。”。 曾桂英同学的近照 曾桂英看到我我转发张湘君保存的照片后说,“有可能我失学后,张湘君是学校安排接我后通信的一个吧!那我就不知道了。丽娜说她是音乐学校七年级的学生,她给我寄的照片是正面像,没有做拉提琴的样子,而是手拿着提琴的,有可能是同一个人。因为丽娜是和三中一同学联系,结果邮局以为三中是在三岔河,这样就误送到了四中。四中收到这封信,当时学校很重视,好象得到了宝一样,就马上召开俄语科代表会议,号召我们跟她联系,当时就只有我跟她联系了,再没有第二个人了。也没有其它外国朋友的联系地址,后来联系的人可能是接我后面联系吧!” 我们那届初中班1961年下学期入校,当时学校名称“三岔河附中”,但也有人喊“安乡三中”,我记得有些办公用品上也有“安乡三中”的字样。因为那时全县的正式中学只有两所,县城里的安乡一中,下渔口的安乡二中,三岔河和理兴垱的中学都是附中,都在争安乡三中的招牌。我们学校据说是因为1962年的升学考试成绩太差,只考起张新明一个人,“三中”的招牌被理兴垱的中学夺走了,以后三岔河附中就称为“安乡四中”。不过就是这个张新明,成为全国著名的材料学专家,中南大学的博导。 曾桂英接着聊:“我只跟丽娜写过两封信,第一封寄的东西都陈放在学校了。第二封还没收到我就失学了,我是初中二年级失学。张湘君从勤工中学转来的,我们是同学,但不知她是十班、还是合班以后九、十班的时候的同学,我记不清了。” 1964年秋季,我们升入高中,中所周知的原因,学了五年的俄语停开了,改学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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