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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然的回忆23
岁月如歌
陈贤明/作者 天风/责编
十二 狂乱岁月(下)
于是在支左部队的支持下,全县“真理派”联合成立了“大联筹”委员会。接着“大联筹”提出了“抓五·一六分子”(指打着文革的旗号挑起事端的人员)的口号,捉住了“有理派”的大头目“辛李杨周”,缴了“有理派”的枪。把闹得凶的“有理派”成员赶出了县城。“有理派”的中小头目、积极分子被澧县、津市造反派接纳避难。原先跑出去的“真理派”成员陆续回城了。
在澧县、津市避难的“有理派”中小头目请来澧县、津市造反派头目,策划于8月中旬进行反攻,以武力攻占临澧县城(津市造反派冲击监狱,也抢了不少枪支弹药)。
临澧县城内,“大联筹”也在商讨着如何进行抵抗。从派系斗争发生开始至今这段时间内,各中小走资派(从主任级到部长、局长)处于逍遥观望状态,被称为“逍遥派”。但他们内心中其实是支持“真理派”的。这些人当中大多数人是“南下干部”,曾经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有实际作战经验。当“大联筹”领导人请到他们时,便与“真理派”一拍即合。他们调来比枪更厉害的六0炮,组织了一支以南下干部为主的强有力的战斗队。
8月12日,一场阻击战在离县城约10公里的停弦公社白虎山大队大木岗打响了。当轰隆隆的炮声响起,和平年代发生了真枪实炮的“人民战争”。这一仗津市造反派死了十人,临澧县“真理派”死了一人(县委会干部裴**)。“有理派”败退,澧县、津市造反派拖着枪原路返回。
大木岗战斗之后,临澧县城处于一片恐怖气氛中,各行各业各单位各部门处于瘫痪状态。9月,支左部队解放军到各处去请“有理派”成员回来,回来“抓革命,促生产”。这时“有理派”头头认为军队知道自己支左搞错了,“有理派”才是真正的革命左派。当“有理派”头头踏上临澧县街头时,有人戏称是“胡汉三又回来了!”
9月28日,支左部队的领导孙连长到合口镇处理问题去了,“有理派”在县城内掀起了“抓右派”风浪。“红流纵队”头头苏××、县委书记赵会理的妻子马××被揪斗,其嘴里被塞进稻草,意指他二人想捞稻草(捞好处)。一中校内,以“延安战团”为首的造反派捉住“海燕战团”司令马××,积极分子钟××,进行捆绑殴打,导致马××软组织挫伤,钟××耳朵被撕缺。
“有理派”还组织了声势浩大的游行,一群参加过大木岗战斗的“走资派”身上披着麻袋,头上顶着白布条,被造反派按着,为在大木岗战斗中“牺牲”的造反派“烈士”披麻戴孝。
这时,我父亲强行将我拽回家。走到合口镇时,就听说我们公社武装部部长曾××被合口镇造反派抓到合口镇中学,吊在梁上打死了。
我回到家,发现家中父亲的藏书全被造反派烧毁,精美瓷器如宝塔、三星、罗汉、笔筒等全被毁了。
第二天,小妹拉我到大队部去看批斗会。全大队所有“五种分子”(地、富、反、坏、右)一律挂牌挨斗。批斗台左边,两个女地主被吊在台架上,吊法叫“鳊鱼上水”;呻吟声不时传来,一个造反派绷绷她们的绳索,大声吼着什么,一阵惨叫后,那个造反派捂住鼻子,把她俩放下,扔到了台角。其中一个女地主姓张,另一个姓李,李的丈夫在解放前夕追随蒋介石去了台湾,所以她有个罪名是“里通国外”,因此叫“反革命家属”。
批斗台右边在斗一个年轻人。那个年轻人口里喊着:“我硬要说你们这些人是瞎胡闹,你把我打趴下了,我还要这么说。”还真是个硬汉子。几个造反派一拥而上将他按倒在台上,一顿拳打脚踢,他妻子和母亲跑到台上护着,几个人滚成一团。这个年轻人名叫唐××,因和造反派唱反调,被造反派定为漏划右派分子。
批斗过后,每个被斗者手提一面锣,边走边敲锣,敲一下报一下自己的名字和罪名,游遍全大队。一群乳臭未干的孩子将土块、萝卜缨子、树枝等不断地扔向前面的牛鬼蛇神,就像电影里看到过的罪犯赴刑场时的镜头里一模一样。
文革中的批斗台上,应该还有走资派,而且走资派应该是批斗的主要对象。在生产大队走资派不外乎就是大队干部,但是除了反五风那会儿,大队干部自动上过台外,文革时,我们那儿造反派自始至终没斗过走资派。他们可能是怕这些走资派们日后报复,毕竟都是乡里乡亲的。就像解放时刚斗地主时,有的穷人也不敢斗地主一样,他们怕地主卷土重来,把从地主那儿分得的财物又悄悄送回去。现在,最没有抵抗能力的人就是地主了,斗地主没有风险。文革中,无论是指导性报纸还是杂志,都没有说过要斗地主,是说要狠抓阶级斗争,从思想上彻底与阶级敌人划清界限。
冬天来了,寒风凄凄,枯木凋零,大地一派肃杀。
章子妈曹婶和杏子妈刘婶在大饥荒的年代里是一对患难朋友。现在她俩竟吵起架来了,为的是观点不同、站的派系不同,曹婶竟攻击刘婶是刘少奇的亲戚,因为刘婶姓刘。刘婶跟她儿媳妇因为观点不合而吵架。刘婶的儿媳妇跟刘婶儿子因为观点不合要离婚。派争时节,人际关系变得如此复杂尖锐。
10月9日,支左部队为了避免学生间发生更大的冲突,决定学校放假。有的学生早就被叫回了家。
后来,鉴于大部分学生很长一段时间滞留校外,与社会上的造反派一起揪斗走资派,冲击领导机关,跨学校、跨单位造反,造成一片混乱。1967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通过《人民日报》发出了《关于大、中、小学复课闹革命的通知》。11月,学生们接到学校下达的通知,纷纷回了学校。回校后,我和强子虽然天天见面,但彼此之间好像生疏了许多。
后来发生了我经历中最不愉快的事情。就在回校后的第三天,我、唐××、黎××三名“真理派”分子被本班几个“有理派”成员叫到一间空教师内。刚进门,我被一名同学像老鹰抓小鸡一样抓住并提到室中央,然后一脚踢到膝弯处,双膝跪下。一忽儿我们三人跪成一排。我被一根捆猪用的棕索五花大绑,手腕上被勒出深深的两道血痕,被勒处钻心地痛。我的眼里浸满泪花,心在滴血。唐××一臂被从上方反过来,另一臂被从下方反过来,然后用一根细麻绳分别系在两个大拇指骨节靠手叉处,两根大拇指指尖相对,距离大约五公分远,彼此承受着两臂的拉力。黎××还被用“碾杠”(用一根木棒放在跪者两腿上,人站在上面碾压)刑罚整治。学生会干部,高三年级学生刘明钰知道后,转达了军管会指示,不能搞学生斗学生。学生整学生的事才就此做罢。后来我才知道,此间凡“真理派”学生一律挨了整,有“海燕战团”司令马××,积极分子钟××,初中部学生裴××、龙××、汪××等等。那时挨整与家庭成份无关,只与所站的派系有关。
我真想不通,同学情谊贵如金啊!为何此刻却如虎似狼?是什么值得如此冤怨相报?想在运动中创一份突出的业绩?为自己的政治前途捞一根金色的稻草?那是一段多么自以为是而又狼狈不堪的青春岁月啊!对于强子,我理解他,他也是身不由己,我对他没有怨气,后来我听说,来平息事态的刘明钰还是他叫来的,这可能与我不无关系。
在全国派系斗争硝烟笼罩的氛围中,在运动的电闪雷鸣中,在北京,发生了特大的事情,刘少奇等一批大“走资派”被造反派“打倒”了。
寒假里,下了一场大雪,掩埋了一年来风中的腥、雨中的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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