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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然的回忆28
岁月如歌
陈贤明/作者 天风/责编
十六 突出政治（下）
“娟子，你不是阶级敌人，你父母也不是阶级敌人，你不必那么自卑，不必背思想包袱。” 这句话像是从我肺腑里掏出来似的，早已挂在眼角的泪珠不由得滚落下来。相识满天下，知己能几人？知我者，强子也！他的话，像春天温暖的太阳，融化了我心中封冻的寒冰。
“娟子，咱谈点高兴的事儿吧！我们首长教导我们说，人民解放军是一座革命的大熔炉，军队是一所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娟子，新兵服役为三年，三年之内无极特殊情况不能请假，三年后复员退伍，复员后我们就结婚，我们就再也不会分开了，……娟子，我还有好多好多话要对你说，军号响了，我只好搁笔，下次再聊，望回信。
李强 1970年12月”
晚上，我提笔给强子写回信。写些什么好呢？我愣了差不多半小时，也没想出该写些什么。强子，你尝“粒子儿”、整“皮烧箕”、救杨老师，你是我心中的英雄。想了一下，这奉承话说不出口。不过强子在我心中的形象的确实是这么高大。又想了一会儿，最后写了个工作汇报，表达思念之情。第二天我把信和八分邮票钱交给了邮递员，如释重负，也种下新希望。
1972年上学期开学时，公社教育办公室连续召开了三次教师大会。在会上，领导们强调，教师在教学中一定要把好教学质量关，为国家培养四个现代化人才。
风向转了，上面要求抓教学质量了。为了抓质量，新合联校书记李书记经常深入课堂听课。有一次，李书记在我校听一位青年教师的课，发现该教师的知识性错误非常严重，黑板上板书氢氧化钠时，他自作聪明将化学式写为HONA， 在讲化合价时，他还编了歌儿，带着学生齐读：“化合介（价），要记清，一介钾钠氯氢银……”学生们大声喊着，表示课堂气氛很活跃。
那时国家困难，教育实行“两条腿走路”方针，即对公办教师和民办教师并用，公办教师拿国家工资，民办教师拿生产队的工分。这种做法从1958年办耕读学校时开始，直到2000年时最后一批民办教师转正（转成公办教师）为止，国家才结束了公办学校对民办教师的征用。文革后，农村中有点文化知识的人实在太少了。这名青年教师读初中时，正要读初三，化学还没开始学就爆发了文化大革命。公办教师人才奇缺，民办教师拉夫凑数。听了那位青年教师的课后，李书记召开了一个小会，他命令校长立刻更换教师，但大队实在找不出人来了，最后重担落在了我肩上，我一人同时兼三门课，初中语文、化学、还有自然课。其实我也只读两年高中，高三的课程还没学就遇到了文化大革命，但初中的课程还是可以胜任。尽管负担重，待遇低，但想到能把自己学到的知识传授给学生，我还是非常乐意。
1971年下半年，我父亲被“下放”回农村，原因是他的历史上有污点。解放前曾当过两个月“代保长”，属于21种人（地、富、反、坏、右、劳教人员和邢满释放留场就业人员、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反动会道门的中小道首和职业办道人员、敌伪的军：连长以上、政：保长以上、警：警长、宪：宪兵、特务分子、邢满释放分子和解除劳教但改造得不好的分子、投机倒把分子、被杀、被关、被管制、外逃的反革命分子这四种人的坚持反动立场的家属、里通外国者、盗窃国家机密者。这正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体现）之列。
这时大队干部也到学校来找校长，要把我清退回家。校长请示上级后对该大队干部说“上头说了，只要你能找一个人顶替她就行。”大队干部实在找不到合适的人，只好作罢，我才没被清退回家。
湖水刚平静，平地又起风波。1973年下半年，北京发生了“黄帅事件”。（黄帅为北京某小学五年级学生，因在日记中写了指责老师的话，被校长发现后而批评，黄帅便写信给某报社，希望报社来人帮助调和她与老师的矛盾。）于是，教育界某些人借题发挥，掀起了“横扫资产阶级复辟势力、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运动。运动于1974年上学期波及到我们农村，校长召开全校师生大会，要向黄帅学习，做敢闯敢争的革命小将，不做温顺的小绵羊。要头上长角，身上长刺，要打破“师道尊严”。这样一来，学生中出现了很多不遵守课堂纪律、顶撞老师、不交作业、逃课、逃学的现象。教学又一次落入低谷。
课余时我总忍不住侧耳听听，校门外有自行车的响铃声没有？差不多每个月都有一封强子的来信。邮递员每次蹬车到了校门口后，总要摇响一串铃声，以表示他来了。所以，每当我听到自行车的响铃声，就知道是邮递员来了，这已成了条件反射。强子在部队混得很不错，现已进入超期服役阶段，入了党，还提了干。我打心眼儿里为他高兴，我祝福他。
学黄帅折腾时间大约两个月。两个月后上级领导召开教师大会，指出要整顿教学秩序，于是教学又才走入正轨。我这个小老百姓是上头说咋办就咋办，搞不清楚，难得糊涂。
1975年我所教的初三学生班在中考中，获得全公社第一的好成绩，受到了公社联校领导的表扬。但有两名学生成绩考得很好，却没有被录取。一个是我弟弟，另一个叫何永曦。我向校长了解了一下情况，校长说，我弟弟未被录取一是因为家庭成分问题，二是因为我父亲的历史问题，我父亲在旧社会当过两个月代理伪保长。我家庭成分叫“小土地出租”，“五种分子”地、富、反、坏、右，小土地出租不在数，大队开“分子”会我家的人不必参加，贫下中农对阶级敌人实行管制我家不在其列，听说其他地方也是这样。强子在信中也说过，我们家的人都不是阶级敌人。我父亲因历史问题即两个月代保长问题于1971年下放，但1973年一个政策下来又被收回了。我家的社会关系（亲戚）中也没有被管制的对象。我确实弄不明白这些怎么就影响子女升学了，可能是因为小土地出租者属于剥削阶级？读书时我就参加过班主任召开的全班剥削阶级家庭子女会议，或者小土地出租者不属于团结对象？那时你问谁问得明白？何永曦家庭成分是中农，中农是团结对象，这没影响，是他爷爷在旧社会当过伪保长这事影响了他。何永曦在家等入学通知一直等到开学。得知没被录取的第三天，她母亲跑到学校，哭哭啼啼向老师诉说，孩子一连几天都不吃不喝，怎么得了，请老师帮忙去劝劝。老师们都说这两名同学学习刻苦认真，善于思考问题，课堂回答问题积极，成绩好，这样的学生就此放弃实在惋惜。我决定带他们去公社联校找领导。
第二天，我带着他们上了公社联校。我们先找到联校李书记，我向李书记介绍了我弟弟和何永曦的情况，李书记说这事是公社党委教育专干石委员把关的。于是我们又找到石委员，石委员说，这是阶级路线问题，是突出政治的问题，是党性原则问题，是没有调和余地的。石委员态度非常强硬，我一点儿办法也没有。我听说李书记是个爱才的人，就又回到李书记那里，再次介绍这两名学生的学习成绩，说国家四个现代化建设需要人才，他们两人将来一定都是人才。我说，李书记，您把语文、化学、自然三门课这么重的负担加在我身上，我二话没说就乐意接受了，今年我校初三考了这么好的成绩，我也给您争光了，还得了表扬。您不还是以成绩论奖？您在大会上没有说谁考得最差，倒数第一，真是值得表扬！是不是？如果是这样，我就没必要教这么多课了，我就干一个正常工作量的事。李书记被我这小道理说得笑了。他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他说：“我决定采取曲线救国的方法解决这一问题。”接着又说：“我给他们各自开个转学证，你们回去准备行李，三天后到停弦公社中学去报名，在那儿读一学期后再转到本公社中学来读。因为高考时各公社学生须到本公社就考，所以还是要转回来。我明天先去联系一下，放心，保证能成！”李书记曾在停弦联校当过书记，我听人说过他人际关系很好，这事我就放心了，两个孩子高兴极了。他们高中毕业时，国家已经恢复了高考制度，我弟弟考入了湖南农学院，何永曦考入了北京化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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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6-7 10:1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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