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十分重视党的高级干部队伍建设，对高级干部提出了一系列有针对性、高于一般干部的要求，其中强调最多的还是政治上的要求，如系统地、实际地学会马克思列宁主义；把维护党的团结作为指导自己言行的标准；严格执行党的纪律；带头坚持民主集中制；克服官僚主义，警惕特殊化、贵族化。毛泽东采取管党治党措施落实这些要求，取得了有益的经验。
党的高级干部，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群众领袖”，用习近平的话说就是“关键少数中的关键少数”。高级干部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制定的直接参与者，也是贯彻执行的组织者和实施者，在推动党和国家建设事业发展中担负着重要职责，对干部群众有着重要的示范引领作用。
毛泽东十分重视党的高级干部队伍建设。早在 1937年他就说过：“我们党的组织要向全国发展，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这些干部和领袖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 ”
毛泽东在政治、思想、作风、工作等方面对高级干部提出一系列有针对性、高于一般干部的要求。其中强调最多的还是政治上的要求，主要有如下几点：
一、高级干部要系统地、实际地学会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一贯认为，马列主义理论是每一个党员干部都应该学习的科学，他对高级干部的要求又高于一般干部，那就是更加系统地、实际地学会马列主义。他曾说：“在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观点上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
毛泽东清醒看到了高级干部不能系统地、实际地学会马列主义的危害。他指出：“只会片面地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个别词句，而不会运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这种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是非常有害的，特别是对于中级以上的干部，害处更大。”
鉴于党内历次“左”、右倾错误的产生，都与高级干部不能正确掌握和运用马列主义有很大关系，毛泽东要求高级干部切实加强理论学习。他希望高级干部在具备实际工作能力的同时，大幅提高理论水平，以适应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要求。
延安时期，在毛泽东的大力推动下，我们党陆续创建了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中央马列学院等十几所干部学院。很多高级干部尽管在前线或后方承担着繁重工作任务，但得到中央和毛泽东的支持，进入这些学院系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十分关心高级干部的学习，除了到这些学校讲课外，还经常看望他们，了解他们学习情况，给予鼓励。
在延安整风学习中，毛泽东把加强高级干部的理论学习、打通高级干部的思想作为重点。按照他的要求，专门成立由约 300名高级干部组成的高级学习组，毛泽东亲任组长。高级学习组成立之初，他就在给全体组员的信中指出：“本组研究方针，以理论与实际联系为目的。 ”在毛泽东倡导下，高级干部通过深入学习理论、研究党史，认清了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危害，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作风，带动全党的整风取得实效。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更加重视干部理论学习，尤其是高级干部的理论学习。1949年，他推荐 12本干部必读的马列主义著作，并说 ：“对宣传马克思主义，提高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应当有共同的认识，而我们许多高级干部在这个问题上至今还没有共同的认识。如果在今后三年之内，有三万人读完这十二本书，有三千人读通这十二本书，那就很好。 ”1951年 3月，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加强理论教育的决定（草案）》，要求适应建设新中国的复杂任务，全党有系统地学习理论。其中特别对高级干部的学习作了明确规定。
毛泽东指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毛泽东要求高级干部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观察和解决革命、建设中的实际问题。1958年 11月，毛泽东开始纠正“大跃进”中出现的“左”倾错误。他给中央、省、地、县的领导同志写了一封信，建议大家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两本书。他在信中说：“现在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乱思想，读这两本书就有可能给以澄清。有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同志，在最近几个月内，就是如此。他们在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候是马克思主义者，一临到目前经济实践中某些具体问题，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就打了折扣了。”
毛泽东十分注意坚持不懈带头学习理论。从 1959年 12月开始，毛泽东花了两个多月时间带领陈伯达、胡绳、田家英、邓力群一起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他一边读，一边紧密结合中国实际思考问题，既肯定书中正确的东西，又大胆怀疑，提出许多独到的见解。毛泽东孜孜不倦的学习态度和联系实际、独立思考的学习方法，为全党作出了表率。
毛泽东抓高级干部的理论学习持之以恒，一直没有放松过。1964年 2月，他在中宣部关于组织高级干部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的请示报告上批示：“此件看过，很好，可以立即发下去。”他还建议，将这 30本书出“大字，线装，分册”版，希望此事于年内办成。1970年，他又指定 250多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读 9本马列著作，并说学好马列主义不容易，联系实际用好马列主义更困难。1971年，毛泽东在外地巡视期间还嘱咐各地方负责人：“我希望你们今后多读点书。高级干部连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都不懂，怎么行呢？”“你们都是书记，你们还要当学生。”
在毛泽东的大力倡导下，党内高级干部理论学习蔚然成风，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大大提高。
二、高级干部要把维护党的团结作为指导自己言行的标准
党的团结统一是争取革命和建设胜利的基本条件，而高级干部又是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的关键因素。毛泽东对此有深刻认识，他指出：“只要中央与高级干部是团结的，全党必能团结。只要共产党团结，必然无坚不破。”
革命战争时期，为了革命需要，我们党领导和创建了许多农村革命根据地。在分散和互相不接触的情况下，各个革命根据地长期开展相对独立的游击战争，客观上形成过“山头”，也曾出现过一种带有小团体主义和宗派主义性质的错误倾向，即“山头主义”。毛泽东清醒地看到山头主义的危害：这种情况长期存在和发展下去，会发展成宗派主义，一个山头下来的人彼此抱成一团，搞团团伙伙，“严重地妨碍着党的统一和妨碍着党的战斗力的增强”
毛泽东在高级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主张从实际出发，首先承认山头，照顾山头，但是坚决反对山头主义，以维护党的团结。中共七大召开期间，对中央委员会选举要不要照顾到各个方面曾有争论，毛泽东旗帜鲜明地指出：“我们要肃清山头主义，就要承认山头，照顾山头，这样才能缩小山头，消灭山头。所以我们要承认有山头，不承认也不行，承认以后要照顾各个部分，各个集团，各个历史不同的部分、不同的问题。”特定时期照顾山头，最终目的是为了消除山头主义，实现全党的团结统一。
毛泽东要求高级干部必须紧密团结在中央的周围，坚决执行中央制定的路线和方针。他在党的七大上指出：“要知道，一个队伍经常是不大整齐的，所以就要常常喊看齐，向左看齐，向右看齐，向中看齐。我们要向中央基准看齐，向大会基准看齐。看齐是原则，有偏差是实际生活，有了偏差，就喊看齐。”当然，毛泽东主张的是马列主义基础上的团结，是有原则的团结，不是无原则的一团和气。他说：“要在一个原则下团结起来，在正确路线的基础上团结起来，是头脑清醒的团结，不是盲目的团结。”
毛泽东在讲话、谈话中经常教育高级干部维护党的团结。他旁征博引，生动风趣，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毛泽东曾以《西游记》阐发共同信仰与团结的关系，他说：要看到他们有个坚强的信仰。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他们一起上西天去取经，虽然中途闹了点不团结，但是经过互相帮助，团结起来，终于克服了艰难险阻，战胜了妖魔鬼怪，到达了西天，取来了经，成了佛。毛泽东还以《三国演义》启示高级干部讲团结、克服山头主义、宗派主义，他说：看这本书，不但要看战争，看外交，而且要看组织。你们北方人——刘备、关羽、张飞、赵云、诸葛亮，组织了一个班子南下，到了四川，同“地方干部”一起建立了一个很好的根据地。
对于有大局观念、讲团结的高级干部，毛泽东总是给予肯定和重用。毛泽东对罗荣桓有过很高的评价：“这个同志有一个优点，很有原则性，对敌人狠；对同志有意见，背后少说，当面多说，不背地议论人，一生始终如一。一个人几十年如一日不容易。原则性强，对党忠诚。对党的团结起了很大作用。”可见，毛泽东最为推崇罗荣桓的品质，就是他原则性强、讲团结。
而对于破坏团结，分裂党，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等行为，毛泽东态度明确，坚决打击，绝不纵容。1953年，当毛泽东发现高岗、饶漱石背地里进行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活动后，果断采取措施，进行严肃处理。
根据毛泽东的建议，1954年 2月，中共七届四中全会通过《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对高级干部讲团结作出系列规定。决议指出，高级干部要把维护和巩固党的团结作为指导自己言论和行动的标准，即“有利于党的团结的话就说，不利于党的团结的话就不说，有利于党的团结的事就做，不利于党的团结的事就不做”。后面这句话正是毛泽东审阅决议稿时加上去的。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当毛泽东发现林彪、江青等人有搞派系、玩阴谋、闹分裂的迹象时，没有姑息，给予十分严厉的批评和处理。毛泽东晚年一再强调：“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正是在这一原则下，高级干部中的许多老一代革命家得以被保护。
发表于 2018-6-16 05:0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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