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高级干部要带头坚持民主集中制
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组织制度,是党坚强有力的根本保证。这一制度能否落实,关键还在高级干部。毛泽东把坚持民主集中制作为对高级干部的一项基本要求,在不同时期、不同场合反复强调。
历史上,我国长期是宗法制社会,且影响深远,反映到党内就出现民主生活不足的现象。从建党初期到土地革命时期,由于很多党员干部,包括高级干部,对“民主生活”及“民主和集中的关系”认识模糊,民主集中制执行得不是很好。要么就是民主不足,表现为家长制、
一言堂;要么就是集中不够,搞极端民主化。
毛泽东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科学地阐述了民主集中制的内涵,即“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他要求党的高级干部从两方面坚持民主集中制:
(一)发扬民主,“让人讲话”
在遵守党的纪律的前提下,党组织和高级干部要允许党员和其他同志充分地表达不同意见,并且正确地对待不同意见。毛泽东在党内大力营造“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民主氛围。他说:“中央和各级领导机关的领导同志,要注意听人家的话,就是要像房子一样,经常打开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
毛泽东认为,党委的领导,是集体领导,不是第一书记个人独断。他指出:“在党委会内部只应当实行民主集中制。第一书记同其他书记和委员之间的关系是少数服从多数。”他还拿中央常委、政治局举例说:“常常有这样的事情,我讲的话,不管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只要大家不赞成,我就得服从他们的意见,因为他们是多数。”他用幽默的语言批评那些不让人讲话的高级干部:“我们现在有些第一书记,连封建时代的刘邦都不如,倒有点像项羽。这些同志如果不改,最后要垮台的。不是有一出戏叫《霸王别姬》吗?这些同志如果总是不改,难免有一天要‘别姬’就是了。”
毛泽东要求高级干部正确对待批评,勇于开展自我批评。他说:“我们不怕人家批评,我们是批不倒的,就是犯过路线错误的也不怕批评,也是批不倒的,只要有改正错误这一条就行。愈是不怕人家批评,愈是敢让人家讲话,给人家讲话的机会,人家的批评可能会愈少。”“过去人家告罗炳辉两条,我告诉罗炳辉的也是两条:一条是人家对你有意见就应该听,准备听十年八年,让人家讲够,讲够了他就不讲了;第二条,你自己讲,你讲了,人家就不讲了,或者讲得就少了。总之,不听不讲是不行的。”
(二)反对极端民主化,坚持“四个服从”
毛泽东很早就认识到极端民主化的危害。1929年 12月,他在古田会议决议案中专门谈到民主集中制的问题,提出在组织上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强调:“党的纪律之一是少数服从多数。少数人在自己的意见被否决之后,必须拥护多数人所通过的决议。除必要时得在下一次会议再提出讨论外,不得在行动上有任何反对的表示。”
毛泽东严厉批评那些没有大局观、不讲集中的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他说:“一部分同志,只看见局部利益,不看见全体利益,他们总是不适当地特别强调他们自己所管的局部工作,总希望使全体利益去服从他们的局部利益。他们不懂得党的民主集中制,他们不知道共产党不但要民主,尤其要集中。他们忘记了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局部服从全体,全党服从中央的民主集中制。”
为落实对领导干部坚持民主集中制的要求,毛泽东明确“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原则。他指出:“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二者不可偏废。”他强调,要防止个人独裁和分散主义这两种偏离集体领导原则最易出现的倾向,“中央和各级党委必须坚持集体领导的原则,继续反对个人独裁和分散主义两种偏向。”为此,他在制度设计上进一步明确提出“党委会议制度”,“一切重要问题(当然不是无关重要的小问题或者已经会议讨论解决只待执行的问题)均须交委员会讨论,由到会委员充分发表意见,做出明确决定,然后分别执行”。历史证明,高级干部能否带头坚持民主集中制,直接关系党的事业成败。
五、高级干部要克服官僚主义,警惕特殊化、贵族化
毛泽东一贯坚决反对官僚主义,警惕干部搞特殊化。他认为基层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现象的滋生,是与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分不开的。因此,反对官僚主义,防止干部特殊化、贵族化,要从高级干部抓起。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曾严厉指出高级干部中存在的官僚主义现象:“即以中央一级机关来说,许多部门中的许多领导干部,还仅仅满足于坐在机关中写决议,发指示,只注意布置工作,而不注意深入下层去了解情况和检查工作,使自己的领导常常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以致在工作中发生了不少的严重问题。”
毛泽东对高级干部出现官僚主义作风深感忧虑,他语重心长地告诫高级干部:“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不搞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毛泽东反官僚主义的态度十分坚决:“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
如何打掉领导干部的官气呢?毛泽东给出的办法是“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他要求高级干部抽出时间深入基层,参加生产劳动:“县以上各级党政军主要干部(不是一般干部),凡能劳动的,也要这样做,每年以一部分时间,分别下田、下工厂、下矿山、下工地或者到其他场所,和工人农民一道从事可能胜任的一小部分体力劳动(哪怕是很少一点)。这样一来,党和群众就打成一片了,主观主义,官僚主义,老爷作风,就可以大为减少,面目一新。”
毛泽东还把调查研究作为打掉官气的一个重要工作方法,要求高级干部亲自做调查研究。他说:“真理是调查研究得来的。我们靠真理靠正确吃饭,不要靠官职吃饭。”“我们了解情况主要不靠报表,也不能靠逐级的报告,要亲自了解基层的情况。”1961年,面对严重经济困难,毛泽东提出全党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对高级干部调查研究工作做了部署:“要做系统的由历史到现状的调查研究。省委第一书记要亲自做调查研究,我也是第一书记,我只抓第一书记。其他的书记也要做调查研究,由你们负责去抓。”会后毛泽东亲自组织三个调查组下到基层,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等中央领导人也都深入农村就人民公社管理体制进行调查研究。在毛泽东及高级干部带动下,1961年真正成为调查研究年,纠“左”取得成效,经济形势逐渐好转。
为打掉官气,毛泽东还要求高级干部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不搞特殊。他率先垂范,身体力行,始终把自己看作是人民中的普通一员,从不要求任何特殊待遇,从不利用自己的地位和权力为亲友谋取任何私利。对于一些高级干部享受的特殊待遇,毛泽东特别警惕,多次做出批示。1951年,他了解到有些中央机关干部用公家小汽车接送子女上学,批示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查明制止。1952年,他针对干部子弟学校问题批示:“干部子弟学校,第一步应划一待遇,不得再分等级;第二步,废除这种贵族学校,与人民子弟合一。”1964年,他对高级干部保健工作提出严厉批评,在卫生部的整改报告上又写了两条批注:“保健局应当取消”,“北京医院医生多,病人少,是一个老爷医院,应当开放”。
毛泽东为反对官僚主义,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做了不懈的努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面临严峻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和外部环境考验,不可否认仍然存在脱离群众的危险。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立场不能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忘。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题中应有之义。
综上所述,毛泽东在加强党的建设中特别突出抓高级干部队伍建设,以高级干部政治素质的提高推动全党政治建设。同时,加强高级干部队伍建设,始终贯彻党要管党的方针,采取一系列管党治党的措施严格对高级干部的政治要求。这对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高级干部队伍建设、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王颖,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副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