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桃源老光 于 2018-6-29 14:49 编辑
皿方罍,是迄今中国出土的最大最精美的青铜方罍,被誉为“方罍之王”。1919年,它于乱世中偶然出土得以重见天日。时至今日,将近百年。 然而,器身与器盖却离散了近九十年。2014年,湖南人用“众筹”方式,以2000余万美元洽购器身回国,最终让国宝合体。不可思议的天价、百年漂泊的故事,使其在2018年登上了央视《国家宝藏》,并成为最终入选特展的九大“国宝”之一。 方罍之王的身世究竟有多么坎坷,今天,“北京日报纪事”记者就带着大家挖一挖皿方罍身首异处的曲折离奇故事。
皿方罍 1919年的中国,正处于动荡不安之中。湖南省桃源县,乱世中偏安于湘西北一隅,皿方罍选择在此时此地出土面世,显然躲不过多舛命运。据《桃源县志》记载,“民国八年,水田乡农人艾清宴耕田于茅山峪山下,挖得古鼎一尊,不识为何物。” 湖南省博物馆曾多次派专家到茅山峪考察。在村民口述中,艾清宴当时还是个十来岁的孩子,有一回,他扛着粪耙前往外婆家请人抬棺材,路上不小心踩塌了一堆土,土堆里面赫然现出个大黑疙瘩,躺在污泥中仍光泽闪烁。艾清宴喊家人把它挖了出来,自此成了村民中口口相传的古鼎怪器。 5年后,益阳古董商人石瑜璋慕名而来。一看此物,愿意出400大洋收走它。当时正好是午餐时间,艾清宴的大哥回到家听说怪器要被人买走,就拿上盖子去漆家河镇上的新民学校,找校长钟逢雨“掌眼”:“如此一个破铜,怎么值这么多钱?” 钟校长看到盖子上面“父己尊彝”这几个蝌蚪文,知道此物非同一般,他留下了盖子,表示愿意出800大洋购买全器。艾清宴的大哥毕竟年轻气盛,人还未到村,在路上就大喊大叫:“发财了,发大财了”。石瑜璋闻声,心知眼前这笔生意要黄,于是,慌忙中抱着近百斤的器身一路小跑跑出了村。 谁也没料到,石瑜璋这一跑,方罍从此身首分离,离散无常,一去就是近百年。 教师钟逢雨时刻牵挂着不知下落的器身,便在1925年6月11日的《大公报》上发表文章,题为“桃源发现商朝太庙古物,惜为他人私行购去”,斥责石瑜璋“仅以洋银百元估买入手,希图媚外渔利”,是“全国公敌”,并恳请当局沿途检查。 这一文物流失事件,还引起了教育总长章士钊的注意,要求湖南省严厉追查。 同年7月5日、7月26日,《大公报》又连续发表追踪报道:长沙内务司发出23号训令,要求石瑜璋所在的益阳县尽力侦办。然而,兵荒马乱岁月,即便已经追查到器身就在长沙的杨克昌古玩店内,政府仍未查扣,只要求石瑜璋5日内归案。 让人扼腕又无可奈何的是,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文物保护法是在1927年后的将近十年里,才相继起草、拟订。种种“时差”的滞后,让内外勾结倒卖古玩的商人占尽便宜。1926年段祺瑞政府倒台后,“追缴”方罍的政令旋即成空。 此刻,军阀混战,湘军正从川、黔军阀手中收复湘西,地方政权在驻军首领周磐手中。奸商石瑜璋仍想得到盖子,遂向湘军首领周磐求助。说起这位团长,当年还真是一号人物,他是彭德怀平江起义前的上司,与彭德怀曾有生死之交,后来因为志向不合而分道扬镳。 据《周磐自传》,1925年4月到6月,周磐驻军于桃源县漆家河镇。石瑜璋托人找到周磐,愿出价5万块银元,希望他能帮忙购回方罍之盖,并许诺事成之后再给他3万块银元作为酬劳。周磐一听,感觉此事非同小可,但当面并未答应。 石某走后,周磐赶往常德向师长贺耀祖作了汇报,贺耀祖求财心切,迅速派兵到钟校长家里搜寻,但无功而返。 军方如此兴师动众,钟校长担心怀璧其罪,就找到周磐,主动表示要将方罍之盖捐给国家,但求其资助兴学。周磐当即支付给钟校长5000块银元与5000元期票,却将方罍盖子据为己有。 钟逢雨用献出方罍盖子获得之资,兴办教育,新民学校遂成为当时四邻八县最好的学校。2002年,涌泉学校恢复原名新民学校,钟逢雨铜像至今仍伫立在校园内。 周磐私藏国宝,小节有失,大节更是难保。1926年北伐战争爆发,周磐升任师长,军事力量更加增强,为他个人保存方罍盖子提供了保障。 蒋介石逃往台湾后,周磐跟随宋希濂逃到了大西南,任第14兵团副司令官,1950年在昆明被俘。1952年,在镇反运动中,周磐向新中国政府写了一份“补充坦白材料”,主动交代了皿方罍出土和流转的详细经过,并献出盖子,以期“立功赎罪”。不过,他最终没有逃脱吃枪子的命运。 1952年4月,湖南省人民政府将罍盖转交给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1956年,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与湖南省博物馆合并,罍盖又移交给了湖南省博物馆,从此安好。 不过,由于交接时并未说明缘由,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湖南的文博专家并不清楚方罍盖子的来历,只知有盖,不知有身。一个偶然机会,湖南省博物馆时任馆长、青铜器专家高至喜在档案中发现了周磐的“补充坦白材料”,这才知道方罍盖子的身世来源。 于是,高至喜多方打听器身之下落,却在国外的著作中发现,罍身早已从长沙流散到了海外。 1928年,法国学者著有《中国艺术史》一书,书中有皿方罍的照片,据其记载,皿方罍曾辗转流传于包尔禄、姚叔来、卢芹斋等20世纪早期知名的古董商之手。另外,日本学者梅原末治1933年出版的《支那古铜精华彝器部》亦著录此器,称为巴黎卢氏(卢芹斋)所藏。 从长沙到上海,器身的第一位收藏者是英国商人、收藏家包尔禄。 包尔禄1877年出生于上海,是中德混血儿,在做贸易的同时,还买走了大量中国的艺术品。他以80万美元购得器身,又获知器盖尚在湖南境内,于是又托石瑜璋以14万银元代为购买下。石瑜璋为利所驱,冒险回到桃源,不料被贺耀祖的军队抓了个正着,不仅入狱一年,还被罚款12000银元才获释放。 包尔禄并未就此罢手。没过多久,他又托人直接找到周磬,欲以20万块银元购买方罍盖,但周磐狮子大开口,索价50万美元,以至终未成交。 到了1928年前后,此器收藏在姚叔来、卢芹斋手中。他俩都与民国四大元老之一的张静江脱不开关系。姚叔来是张静江妻弟,卢芹斋则是张静江的仆人。1902年,张静江在巴黎开设“运通”公司,售卖中国古董,将收入资助孙中山,支援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后,张静江回国,卢芹斋则留在法国,成了国际著名的文物贩子,昭陵六骏中的“飒露紫”和“拳毛騧”就是他卖到国外的。 乱世无法度,这也意味着抗战前卢芹斋所有盗卖古物的罪名,都将不了了之。因为公诉、惩罚对他缺乏约束而且于法无据,他不仅逃脱了法律的制裁,而且更加有恃无恐,甚至问心无愧地飘飘然起来,还自诩为发扬中华文明的海外使者。 不过,具讽刺意味的是,卢芹斋当年的那些商业凭证,如今成了他不打自招的确凿罪证。2013年,法国汉学家罗拉女士经过数年研究,出版了《卢芹斋传》,其文物交易中的往来信函、账目、订单、图版等史料,也浮出水面,皿方罍图录正是其中一例。 在罗拉揭示的链条中,卢芹斋随时了解西方博物馆与大藏家的需求,还在国内建立了高效率的采购偷运网络,使贩卖文物成为一笔跨国的大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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