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是对非公有制经济实行鼓励、支持和引导政策的前提。
也就是说，有了第一个“毫不动摇”，才能有第二个“毫不动摇”。应该看到，在当今的历史条件下，生产社会化程度空前提高，就整体来说，资本主义私有制早已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公有制取代私有制已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如上所述，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私有制经济之所以对国民经济还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并不是像某些人说的那样，是因为私有制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主力”，仿佛永远离不开私有制似的；
恰恰相反，是因为生产力比较落后，而且发展又不平衡，多层次的生产力水平客观上要求所有制结构的多样性。
而且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非公有制经济的积极作用只有在公有制为主体的条件下才能显现出来。
如果没有占主体地位的公有制经济，没有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主义国有经济，如果让资本主义私有制占据主体地位，那就必然导致生产社会性和私人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化，社会就会出现生产无政府状态，两极分化会越来越严重，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和斗争会越来越加剧，就会出现俄罗斯曾经出现的政局动荡、经济凋敝、社会不稳的状态。
所以，公有制占主体地位，是非公有制经济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的前提。同时，我们之所以有能力对非公有制经济实行鼓励、支持和引导的政策，关键也在于公有制经济占了主体地位。
公有制、尤其是国有经济，是社会主义国家掌握的、能够领导和控制整个国民经济的实力所在。一旦社会主义国家失去了公有制这个经济基础，这个国家就没有能力再对非公有制经济实行什么鼓励、支持的政策了，更没有能力去引导非公有制经济朝着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了，而只能听任非公有制、尤其是资本主义经济自由发展了。
这样，第二个“毫不动摇”也就不能再存在了。
所以，在“两个毫不动摇”中，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是主要的方面，它是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前提。
公有制经济同非公有制经济之间，既有合作的一面，也有矛盾的一面。贯彻“两个毫不动摇”的方针，就是要既增强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又促进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使得两种经济成分都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发挥各自的作用，都在发展经济、满足人们多样化需要方面做出各自的贡献，使得一切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所有制形式，都用来为社会主义服务。
有人经常炮制“国进民退”、“国退民进”的话题，仿佛公有制经济同非公有制经济之间是一种对立的、此消彼长的关系。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证明，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经济同非公有制经济之间可以建立一种合作的关系，两者可以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实现共同发展。
但是，不可否认，公有制经济同非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同资本主义性质的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之间也存在一定的矛盾，有时矛盾还比较激烈。完全否认两者之间的矛盾也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
应该看到，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经济成分，它们的所有制基础、生产目的、与劳动者的关系从根本上说是不同的。
公有制经济是建立在劳动人民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基础上的，消灭了阶级压迫和剥削关系，因而是社会主义性质的。
非公有制经济有各种不同的形式，但有一点是共同的，他们都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非公有制经济中主要的是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这一类企业是建立在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雇用和剥削工人基础上的，因而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成分。
毋庸回避，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尤其是与私营经济、外资企业在性质上是不同的，存在着原则的区别，因而两者不可避免会产生矛盾。
“一切差别的东西在一定条件下都是矛盾。”“差别就是矛盾。”(《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1、3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必须认真研究这一矛盾，采取正确的政策予以解决。
正因为非公有制经济与公有制经济在性质上有着原则的区别，所以，两者之间不仅有合作的一面，在发展过程中也必然会产生各种矛盾、磨擦甚至冲突。当前，这种矛盾集中表现在哪种经济成分应该占主体地位的问题上。
近年来由于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成分的发展，资本家经济实力的增强，这种斗争越来越明显和激烈了。这一点，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看得非常清楚，他说：
“在经济方面，中国朝自由市场制度前进的过程已经走了一半。现在，它的两种经济——一种私有，一种公有——正在进行殊死的竞争”，而且“战斗还远远没有结束”。只要美国“继续介入中国的经济，就能在帮助私营经济逐步消蚀国营经济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尼克松：《透视新世界》，第162、163、171页，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00年版。)
2000年，时任总统的克林顿也讲，美国要利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机会，在中国推行美国的“价值观念”，“加速大型国有企业的衰亡”，由“私营企业取而代之”，给中国内部“为人权和法治而奋斗的人们增添力量”，以使中国做出美国所需要的那种“选择”。(美国驻华大使馆新闻处2000年9月《背景材料》。)
美国竭力在我国推销国有经济妖魔化的各种理论观点，并对我国施加国有经济私有化的各种压力，他们把这一点看作是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他们看得很清楚，国有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调控国民经济、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支柱，也是对抗美国的主要经济力量，只要把国有经济搞垮了，对付中国就好办得多了。
所以，美国政要多次发出威胁：绝不允许中国以私有化为方向的改革停滞不前。
在我们国内，也有人极力主张由私有经济取代公有经济的主体地位。
例如，有人主张，主体地位不是谁封的，哪种经济成分行，就应该由它占据主体地位，而符合“人的自私本性”的私营经济“效率高”(毫无疑问，这种说法是不符合实际的)，理所当然应该由它取代公有制成为国民经济的主体。
当我们提出对国有经济进行战略性调整时，有人就公开主张，
“国退民进”，对私营经济应“有需就让”，要求公有制经济退缩到对私有制经济的发展起保障作用的地位，让私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发挥主体作用。
这种主张实质上就是非公有制经济同公有制经济争夺主体地位的斗争在理论上的反映。这种矛盾和斗争已经不仅仅停留在理论上，而且表现在经济改革的各项实际政策上了。
例如，前几年刮起了一股出卖国有企业的歪风，大量国有企业被“半卖半送”、“明卖实送”地卖给“有经营能力者”、“战略投资者”，借国有企业“改制”之机肆意侵吞国有资产，导致公有制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迅速下降；出台了各种各样的优惠私营企业、外资企业的政策，同时对国有企业则进行种种刁难和排挤，使非公有制经济相对于公有制经济具有明显的政策优势，从而获得高速度的膨胀。
这类事例，屡见不鲜。
长此以往，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就会丧失。一旦出现私有制经济取代公有制经济成为国民经济的主体的情况，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就会变质，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就会失去经济基础。
那时，中国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我们靠什么来坚持社会主义制度，靠什么来巩固人民的政权，靠什么来保证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
这实际上意味着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战略的得逞。
不同历史时期两个“毫不动摇”的重点是不一样的。
在改革开放的初期，由于过去在所有制问题上，违背生产力发展的需要，犯了“一大二公三纯”的错误，当时工作的重点放在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上，这是可以理解的;
现在，情况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经过40年的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已超过60%，国有经济已下降到不足30%，而且下降趋势仍在继续，出现了公有制经济丧失主体地位的危险。
是到了大声疾呼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增强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的时候了。
在非公有制经济在各方面大力支持下蓬勃发展的今天，如果各级党政机关再不把注意力放在发展公有制经济上，不为加强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创造必要的条件，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就有可能被私有制经济所取代，进而我国社会的社会主义性质就有可能改变，这是一种现实的危险。
就目前实际情况而言，贯彻“两个毫不动摇”方针的重点应该放在大力发展公有制经济，增强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上，这是当务之急。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来源：察网，本文节选自《周新城：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最后两小节)
发表于 2018-9-17 07:0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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