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永志 于 2018-10-21 12:45 编辑
我当耕读教师（9）
农业学大寨
何家铺学习小靳庄现场会成功举办之后，我在何家铺待的时间不长，不久就被通知参加公社驻白粉嘴大队的工作队，那时好像还有一个名字叫“三分之一”工作队。 白粉嘴大队是公社书记易化斌领衔的点，办点的成员有丁安辉、李永良、席新炎、彭菊芬、应国斌，包括挂名的公社党委书记易化斌，共计6个人。丁安辉是公社党委委员，好像还是公社管委会副主任，理所当然的是我们的队长，实际负责人，我们称呼他丁党委。李永良是一个年轻小伙子，他是公社粮管站的职工，当时在公社管总务。我和他的哥哥李谦友是初中同学，两人一见如故，成为好朋友。他被安排在第六生产队。席新炎，和我一样是老师，但他是公办教师，是本公社梅家洲学校的校长，被安排在第三生产队；彭菊芬也是粮店职工，他是我初中校友，比我高两个年级，他被安排在几队，不记得了。我是耕读教师，被安排在第五生产队。五队有特殊性，同时又明确为公社书记的点队，所以丁安辉不仅负责全白粉嘴农业学大寨的工作，也具体参与领导五队。办点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和社员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我们一般吃住都在各自安排的生产队。五队因为是公社书记的点，所以也就当然是全公社农业学大寨的点。五队的基础，即自然条件和社员干部的“思想觉悟”，在全大队属于上乘。大队书记闫国林家就住在这个队。生产队有像模像样的“文化室”，我和丁安辉就住在文化室里，一张床，两个人睡。丁安辉公社的活动多，面上的工作也多，住在生产队的时间少。他只比我大一岁，家住安尤，有时候要回家，每次都以家里有事为由。队员们有问丁党委去哪里的，我就开玩笑说“回家捉猪儿去了！”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和丁安辉同志同在党史办工作， 他在县党史办，我在是党史办，我们成了同事。
虽然居住在文化室，生产队还是为我和丁安辉安排了一个农户作为住户，住户负责我们吃饭。我们的住户户主叫卞耀采，他本人是大队干部，好像是贫协主任。人口简单，夫妇二人，大孩子是女儿，出嫁了，家里只一个儿子，好像叫“幺满”，上学；另有有父母，但不常来。卞耀采当时就有50多岁了，他的妻子在我的印象中身体不好，完全像一个乡里人说的“婆婆子”。我们在他家吃饭，“打饭圈子”，在墙上或者门框上有一张表，吃一餐饭画一个圈，户主到时候拿着这张表找生产队结账，生产队不仅补助工分，还有生活费。一般住户家里不吃亏，多少还有一点赚。当时生产队按部队建置，有指导员，生产队长。指导员熊自立，群众仍习惯称呼队长；生产队长刘东生。熊自立安排我们在卞耀采家里吃饭，除了卞耀采是大队干部，政治条件不错，还因为人口简单，更主要的还因为卞耀采的妻子身体不好，很少出工，让她有点事情做，免得其他人有意见。公社农技站的一个头叫周运华也住在5队。他家里就只有妻子和女儿。在当时家庭条件比一般社员好。我们在他家里吃饭也不少，周运华的妻子不理解“熊队长”怎么安排我们到卞耀采家里吃饭，他家里节俭出名了。我和丁顾大局，没有调换住户。我觉得过得不错。
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虽然外面也参加大队的活动，但主要工作在自己联系的生产队。下队不久，我深入调查，摸清基本情况后，我绘了一张近期的园田改造的规划图，贴在文化室的墙上。熊自立支持我，我发动生产队的青年，组织突击队，改造了一处低洼田，栽上了水稻。我还在生产队的社员大会上，大谈我的想法：我们要像城里人一样每七天放一天假，过周末。我也想到一步到位不行，但我们可以在某个中心任务完成后，集中放一至两天假。我和生产队的指导员和队长商量，秋收结束就给社员放两天假。在这之前，谁请假都不批准。没想到，不等秋收结束，公社通知我们工作队员到公社开会，会议精神是再接再厉，复打稻草，颗粒归仓。公社正副书记做报告，给大家算了一笔账：复打一把稻草，少说收获2两稻谷不难吧，一百把稻草就可以回收20斤谷；一亩田有多少把稻草，能够回收多少稻谷？数字惊人，也是数字喜人。要求公社和大队两级干部一定要把这件事情作为重要的政治任务完成。
我边听报告，心里凉了半截，我不仅是发愁怎么完成这项复打稻草的任务，更担心如何向社员交待我不能履行放假的承诺。那天，我低着头，没有望台上作报告的易化斌书记，也没打算向他请示汇报，“破帽遮颜”，默默离开。好在易书记也没有像往常那样，在散会后习惯向我交待几句如何完成任务，鼓励我在全公社做出榜样。其他参加会议的同志，比我有经验，他们好像胸有成竹的，一如既往地笑笑，不少人结伴到哪家吃饭或者“争上游”（打扑克）去了。只过了两三天，还没等我传达安排“复打稻草”，记得是11月6日，公社又召开干部大会，动员冬修，到六合大队修大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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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0-21 12:36: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