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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新中国起草《宪法》的常德人
1949年开国大典前夕，毛泽东的大儿子毛岸英与刘思齐在中南海举行了简朴的婚礼。婚礼结束后，他们在菊香书屋的西房里准备了一桌便饭，权作婚宴。毛岸英拟了一份请客的名单给父亲看。毛泽东看了名单后说：你们只请邓妈妈不行，还要请恩来，请了蔡妈妈，还应该请富春，请了康妈妈，还应该请总司令，请了谢老(谢觉哉，笔者注)，还应该请王定国，请了陈瑾昆，还应该请梁淑华……这个名单中的陈瑾昆，就是柳叶湖度假区（原常德县）白鹤镇（原肖伍铺乡）月亮村人。这位当时在政界并无多大影响,只是在法学界有较高名声的法学家，何以与周恩来、朱德等领袖人物一同成为毛泽东的桌上客呢？不仅如此，《毛泽东书信选集》中还收录了毛泽东给陈瑾昆的四封书信，由此看来，这两位湖南同乡的私人交往便可见一斑了。 1887年5月3日，陈瑾昆出生于柳叶湖度假区（原常德县）白鹤镇（原肖伍铺乡）月亮村一个较为富裕的家庭。山清水秀的月亮村，背靠太阳山，前仰柳叶湖，幼时的陈瑾昆在此度过了幸福的童年。1907年7月，20岁的陈瑾昆怀抱远大志向，漂泊扶桑，留学日本，先在东京一所中学读了5年，毕业后又考入日本帝国大学法律系。一晃10年过去，陈瑾昆获日本国法学硕士学位回到了祖国。 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到处是军阀混战，神州大地满目疮痍，孙中山领导的护法斗争遭到失败后，中央军政大权仍被袁世凯的嫡系把持。一心想依赖法制的威力来治理国家的陈瑾昆，无可奈何之下，只好在“奉天高等审判厅”担任庭长。1918年2月，他又受命去日本考察司法，回国后，曾留在北京军政府大理院专修法律。然而，官方对法律的漠视令陈瑾昆大失所望，他认为在政界是不能实现自己的愿望了，于是，他毅然辞职，先后受聘于北京大学、北京朝阳大学、中国大学教授法律，寄希望于未来，这一教就是20多年。在教授法律的同时，还在京津两地办法律事务所，专门受理经济要案。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陈瑾昆对日本侵略者深恶痛绝，多次撰文、演讲，痛斥日寇的侵略行径，呼吁人民团结一致对外，他四处劝告同胞说：一个人不可没有民族的骨气，中国是亡不了的。他坚决拒绝日本当局在中国给中国人发的“良民政”。1945年，抗战胜利后，陈瑾昆又发表《对国共两党之敬言》，对国共两党的合作起了积极的作用。也就从这时起，陈瑾昆开始为毛泽东熟悉，并开始了两人的亲密交往。 1946年，蒋介石挑起内战，战争的硝烟又弥漫祖国大地。此时，陈瑾昆已清楚地看到，未来的中国一定属于共产党。于是，他毅然决定参加中共工作。他撰写了《余为何参加中共工作》,深受毛泽东赞许。1946年9月22日，毛泽东在延安写信给北平的陈瑾昆，称他的文章“足以壮斗士之志，夺奸邪之魄”，并告诉陈瑾昆说，拟将该文“付《解放日报》并广播全国。”毛泽东在信中还“请先生来延安共策工作之进行”。其时，蒋介石的部队正向张家口大举进攻，北京城里空气十分紧张，国民党特务到处都是，每天都有共产党或支持共产党的知识分子被捕或牺牲，陈瑾昆也因写了《余为何参加中共工作》而处境维艰。中共北平地下党很快把陈瑾昆的处境向我党驻北平军调处的叶剑英作了汇报，叶剑英立即派人向陈瑾昆介绍时局和延安解放区的情况，宣传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并邀他去延安参加中共工作。陈瑾昆深受鼓舞。当收到毛泽东邀他去“延安共策工作”的亲笔信之后，更下定了去延安的决心。9月底，毛泽东指示由驻北平的叶剑英和驻张家口的贺龙护送陈瑾昆及其家人从北平经张家口飞到延安。从此，陈瑾昆投入了党的怀抱，在毛泽东领导下的解放区开始了新的征程。 到延安后，陈瑾昆担心自己是学法律的，在解放区派不上用场。毛泽东、刘少奇等领导接见他时说：解放区很需要法律人才，许多法律需要起草，还要建立法律委员会。陈瑾昆消除了顾虑，开始进行解放区法律的起草工作，并在这年12月由林伯渠同志介绍，中共中央直接接受其为中国共产党员，还担任了中共中央法律委员会委员。 在延安，陈瑾昆一家先是住在交际处，后又搬到中央所在地杨家岭。与陆定一同住一个院子。毛泽东多次上他家问寒问暖，既谈工作，又述乡情。1947年春节，毛泽东还接陈瑾昆全家到他家吃团圆饭。这时，陈瑾昆正参加解放区的《宪法》、《婚姻法》、《土地法》等法律的起草工作。起草法律是项非常严肃而重要的事情，陈瑾昆唯恐出差错，除向毛泽东当面请示以外，还经常向毛泽东书面报告工作，毛泽东也多次给予指示。1947年1月16日，毛泽东写信给陈瑾昆，信中说：“从新的观点出发研究法律，甚为必要。新民主主义的法律，一方面，与社会主义的法律相区别，另方面，又与欧美日本一切资本主义的法律相区别，请本此旨加以研究。”毛泽东对起草法律和法律研究工作从宏观作了高屋建瓴的指示，使陈瑾昆深受启发。这封信中，毛泽东还就当时的形势向陈瑾昆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目前美蒋所提和谈，如过去一切和谈一样，全属欺骗性质，因其军事失败，企图取得休息时间，整军再战，我们切不可上当。” 1947年春节前后，蒋介石下决心与共产党作战到底。3月19日，国民党胡宗南部进攻延安。党中央决定撤离延安，陈瑾昆一家随之搬到了晋绥边区的沁县农村，年已60岁的陈瑾昆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中，仍然主持起草《宪法》的工作，而且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他把这些情况及时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了解这些情况后，遂于1947年7月13日致函陈瑾昆说：“瑾老同志：大示敬悉。你的一家安于农村生活，闻之甚慰。立法工作是一新部门，得兄主持，日起有功，是大好事。时局如兄所料，人民战争是发展的，惟艰苦奋斗，尚须付以数年时间。” 1947年下半年，人民解放战争突飞猛进，人民解放军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取得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已指日可待。陈瑾昆受形势的鼓舞，10月8日，又写信给毛泽东，对国内外形势进行了分析，对人民战争的发展方向和速度作了正确的估计。毛泽东在11月18日致函陈瑾昆说：“十月八日来文敬悉。国内外大势观察正确，不会有第二个方向，进度亦快，不会稽延不决，诚如尊论。”但是，毛泽东仍然对时局持非常谨慎的态度，他在信中说：“惟我们宁可作长打算，估计到一切可能的困难，以自力更生精神，准备付以较长时间，似属有益。”就宪法起草工作，也作了指示：“兄及诸同志对于宪草，惨淡经营，不胜佩慰。惟发表时机尚未成熟，内容亦宜从长斟酌，以工农民主专政为基本原则(即拙著《新民主主义论》及《论联合政府》中所指之基本原则)……”最后还说：“弟身体有时略有毛病，大体尚好，勿以为念。”陈瑾昆负责起草的解放区《宪法》、《婚姻法》等法律为新中国的立法工作打下了基础，提供了借鉴。 毛泽东在与陈瑾昆的书信来往中不仅探讨国内外的形势和法律研究的有关大事，而且还称兄道弟、互问安好，这在毛泽东与其他同志的信件来往中是非常少见的事。由此可见，毛泽东和陈瑾昆这两位湖南同乡，既是志同道合的革命战友，又有着兄弟般的同乡之情。全国解放后，陈瑾昆先后担任过全国首届政协会议代表、政协全国委员、中央人民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央法制委员会法规审议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央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顾问等职。 1959年5月14日，陈瑾昆病逝于北京，终年72岁，中央人民政府和政协全国委员会在《人民日报》发出讣告，隆重地进行了追悼。
本文引文均见《毛泽东书信选》 1998年7月11日《常德日报》刊发 1992年1月《武陵古今》刊发 本次发表时对地名作了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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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1-8 10:2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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