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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之瑜晚年两件事（1） 第一件事，编辑出版《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
何资琛（1898—1960） 按 《何之瑜晚年两件事》文，是何之瑜的一个亲戚提供的，作者陈道同（待考）。何之瑜，即何资琛，又名何之深，湖南安乡县人，中共早期重要领导人，曾连续参加中共第五、第六次党代会，和毛泽东一起策划秋收起义。抗战时期，在江津陪伴陈独秀，是陈独秀遗嘱执行人。后期参加托派，当选托派中央委员。 “陈独秀研究”经国内外学者数十年的努力，到了现在，虽不能说是已蔚为大观，但至少可说已初具规模，有人称之为“陈学”，它已形成或大或小的若干专题，老专题尚未吃透，新专题跟着而来。“陈独秀的晚年思想”似乎是形成不久的一个新专题，研究他的“晚年思想”，离不开他的“最后意见”，后者实是前者的重点，这个专题虽新，却极重要。我认为道理很简单，缺了“最后”，“以前”也就不会完美，也就不能为这位伟大的先行者的一生划上句号。 这个“最后意见”源自何处？大多数学者都知道它出自何之瑜编辑出版的《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一书，这本书共收论文四篇，书信十封，论文四篇中曾公开发表的仅半篇，而书信十封都是寄给托派中人，或与托派有关系的人，自然也是不曾公开发表过的。但是也有个别研究者，如1999年出版的《陈独秀大传》作者，却认为“最后见解”源自1949年6月出版于香港并有胡适作序的《陈独秀的最后见解〈论文和书信〉》，又名《陈独秀最后对民主的见解》一书。据《大传》作者介绍，胡适作序的这本书共收六封书信和四篇论文，后面有个注解称：“由何之瑜搜集、编辑，于1948年出版《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较本书多收陈独秀的四篇通信。” 我亲眼目睹何之瑜编辑、出版本书的经过，所以可以证明：《陈独秀大传》中的说法是不妥的，不妥之处有二： 一、 作者也知道何编本出版在前，胡序本出版在后，所以正确的说法应该是胡序本较何编本“少收”了四封信；而不是何编本较胡序本“多收”了四封信。 二、 何之瑜编辑出版此书自有他的目的，选文时自有他的标准。他之只称“最后”，用意是明白的；动机和目的由读者自己去思考。胡适再版此书删去四封信，且改了书名，把陈独秀的“最后见解”局限于民主问题上。胡适这样既删且改的版本说明是另有动机和目的。所以，大多数学者的看法是对的；“最后见解”或“最后意见”应该源自何编本，而不是源自胡序本。此外，似乎“最后意见”一词，较“最后见解”，自当更贴切本书的主题。 学者都重视《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这本小册子，但对此书的编者何之瑜似乎都未予以应有的重视。《陈独秀大传》的作者不知何之瑜为何许人也已为上述。但是即使以资料丰富著称，出版于1989年的《陈独秀传》下册，作者唐宝林在书中虽多次提到何之瑜，知道何之瑜即何资深（何之瑜是名，资深为号），也仅着眼于他对陈独秀晚年生活的照顾和遗著的收集出版，书中语虽多褒扬，但总觉不涉深处，对何之瑜的政治态度似乎也不甚了了。我常想假设没有这本书，假如这些论文和书信不曾公诸于世，“陈独秀研究”将是怎样的场面？陈独秀本人又将是怎样的面目？所以，我认为何之瑜的功绩不应被历史埋没。 邓超麟在1991年曾写《记何资深》一文（1995年收入东方出版社出版的《怀旧集》中），现将文中有关何之瑜的政治经历，摘录如下： “党校结束后，李维汉派何资深去做湘潭县委书记。……在大革命高潮时，湖南各县的工作，要算湘潭县做得最好。……毛泽东做湖南省委书记，何资深做组织部长……何资深与毛泽东合作得很好……秋收暴动后，毛泽东离开长沙，省委书记就交给何资深做了。……1928年末，何资深是以湖南省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去莫斯科参加六大的……中央派何资深做地下的上海总工会秘书长……他同我们接触几个月……正式参加反对派……因此被中央开除……在左派反对派中……陈独秀任何何资深为秘书长，……同陈独秀合作得很好……（在托派统一过程中）何资深出了很多好的主意，使得运动能够顺利进行。可是他自己并不想在未来的领导机关中占据一个什么位置……1937年8月19日出狱……他在狱中见了陈独秀，陈独秀安排他和我们夫妇去安徽汪孟邹家暂住……1938年元旦他动身回湖南去……《新华日报》污蔑陈独秀为汉奸后，他就从长沙来到武汉（注1），以后又去四川照顾陈独秀，一直到陈独秀死后料理后事，搜集遗稿……换一个人，陈独秀身后的事情不会做得这样好……” 不厌其烦，抄录如上，希望能作为《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的一个背景材料研究参考。 1947年底，我随文华影片公司营业部迁至孟德兰路（今江阴路）办公，宿舍就在后面楼上的亭子间，何之瑜已先我住在这里了。初次接触，我就感到他对我的家庭情况很熟悉，原来当年他与我父亲都是北大学生，两人差不多的时候入的党，以后又差不多的时候转向托派，差不多的时候被开除出党。后来，父亲的托派关系一直保持到1942年牺牲之时，何之瑜于1931年被捕，1937年出狱后，即追随陈独秀于左右，远去四川，中断了托派的组织关系。1938年底，父亲赴川给陈独秀送信时，他负责接待，所以论辈份，他是我世伯。可惜当时我年方二十，极为幼稚，不论史事还是学识，都知之甚少，否则的话，与他相处二年间，从他那里我当知道更多东西。 第一年，我见他很是清闲。1946年来上海后，对于彭述之的多数派他是绝不交往的。（后来，我方知陈独秀有“关于老彭和长子，即使意见相同，我也暂不与之共事”之语。）对于少数派，他也仅保持私人情谊。平时，只有两位在沪读大学的学生与他常有来往，以及每逢寒假暑假偶有几位学生途经上海时来探望他。除此之外，我不记得是否还有别的交往关系。他深居简出，过的是隐士般的生活。当时他唯一的爱好是报纸，文华公司订的几份报纸，每天的第一个读者总是他。 1948年11月间，有一天他从外面带回一包文件（注2），摊在室内唯一的方桌上，整理了几天。后来，他告诉我这些都是陈独秀写的文章和信件的底稿，他必须赶在上海解放之前，将它们印刷出版出来。 为什么必须赶在上海解放之前出版呢？他说，看形势，中共的胜利是肯定的了。中共来了之后，陈独秀写的东西就可能没有机会出版。为什么必须将这些文章书信出版于世呢？他说，为了陈独秀不被糟蹋。 我问的与他回答的都不是原话，但话语精神我记得很确切。用一句话来概括，他出版这本书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陈独秀，也就是保护陈独秀他那“绝对不说人云亦云，豆腐白菜不痛不痒的话。我愿意说极正确的话，也愿意说极错误的话，绝对不愿说不错又不对的话”的光明磊落的人格尊严。现在，很多学者已从陈独秀发表于五、六十年以前的“最后意见”中除谬误之外，发现了确有“深刻之见”“英明预见”“有些意见的价值还有持后人去评，有待将来的事实去检验”（唐宝林语）；即使否定“最后意见”的人也表示“在长期寂寞思索中，陈独秀的影子常在我心中徘徊。我根本不同意他的最后意见，……但我不能不承认，陈独秀的最后意见不管正确与谬误，总触及了我们时代思想的几个中心问题。”（王凡西语） 站在世纪之交的门槛上，回顾往事，看到了一本薄薄的小书，竟然引发了当代人的无数的深沉思考。想起这一点，又怎能忘记为此书付出辛苦的何之瑜？ 有一件事，在这里说，不是没有意义的。 郑超麟在《记何资深》一文中有如下一段记载： “他把陈独秀晚年在文字学研究科暇写的几篇政治文章和书集编成一本小册子，集资出版。这也是好事，我支持他，也替出版募了捐。他要我署名和他合编，我却拒绝了。文字学等类我不懂，他编时可以不同我商量……。为什么这些政治文章要等他完全编好了付印时，才要我署名呢？这也是何资深对待朋友的一种手段。” 读过这本书中十封信的人，都不难理解郑超麟为什么会拒绝署名，但令人深思的却是这样一个问题；何之瑜为什么竟会提出要郑超麟联合署名呢？会不会是郑超麟错怪了何之瑜？ 何之瑜编这本书的时候，本要我帮他做些誊清抄写之类的事务工作。可是我忙，白天上班，夜晚上学，于是介绍正失业在家的大弟，每天白天来文华帮助他，一共约半个月。我大弟不幸死于反右运动中，如果活到今天，将能提供更多的情况。 此书出版时，距离上海的解放已不远了。记得它是小三十二开的本子。薄薄的，不过数十页，印刷及装订的质量都不好。数量不多，大概二、三百本。胡适最后飞离大陆时，是从上海起飞的。何之瑜赶去送他一册。据说胡适就是在这次飞行旅途中，为此书写了序言，再删去四封信交香港自由中国出版社出版，这就是胡序本的由来。胡适有他的目的：但也不能不承认，在扩大传播陈独秀“最后意见”这方面，胡适也是有功绩的，这自然是我今天的看法。 注1：这里，郑超麟没有说明何之瑜此次赴武汉的目的，唐宝林说得明白：“何之瑜陪徐特立到武汉调解所谓‘日特汉奸’事件。”我的记忆中还有另一种说法：徐特立邀何之瑜去武汉调解所谓“日特汉奸”事件，皆记存疑。 注2：他的一位学生在外滩中国银行地下室租有一只保险柜，何之瑜有一把锁匙，所以我过去一直认为陈独秀遗稿藏于其中。前年方知，何之瑜从四川带回了一只木箱，内藏遗稿。这只木箱当年存放在一家名叫来熏阁的古书画铺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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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1-18 09:36:15
